综述
一、运动过程与动员过程
1．运动过程
1944年底到1945年，土地改革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揭开序幕，以中共中央1946年"五四指示"为契机正式开始。
1947年，土地改革在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的推动下，以大规模、高烈度的形式走向顶峰。基层党和政府组织彻底被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会取代。许多地方采取了联村斗争的方式，甚至跨村分配土地和财产，出现乱打乱杀现象。
1948年，国共两党胜负已判，土改进入平稳期。地方土改的动员方式则以"三整三查"（诉苦动员）的形式进入军队，为争取消化大批的国民党军俘虏提供了最便捷的手段，大大缓解了战争的兵源压力。
2．动员过程
抗战胜利后，整个国家弥漫着要求和平休养生息的强烈愿望，新兵的征集相当困难，原有的组织动员体制不能适应现实战争的需要。战争动员需要仇恨，即所谓的敌视情绪和氛围，不形成两大极端阶层的对立和敌视，就不足以使处于明显弱势的己方取得胜利。这两极一极是底层劳苦大众，一极是地主阶级，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在这种动员框架内，土改不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唯有大规模的暴力，才能使空气紧张、仇恨升级，也才能达到动员的目的。
二、运动模式与运动剧场
1．运动模式
土地改革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即由上级派遣工作队（团）深入到村庄，绕开根据地原有基层组织，径自联络村中最贫苦的贫雇农，或者就地启发动员他们的阶级觉悟，或者有组织地将他们送去培训，造就新的运动积极分子，从而形成了"工作队（团）——贫农团"式的运动核心。
2．运动剧场
土改运动中诉苦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诉苦是为了控诉，是制造氛围、形成运动剧场的必要的手段和构件。在诉苦时，人们情绪相互感染，不断升温，这时人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特定的剧场，仇恨开始叠加，愤怒自然升级，群体一致的行动，高昂的情绪赋予了人们表演的正当性。剧场效应使得参与者完全投入运动之中。
在实际的操作中，阶级成分划分的标准非常混乱。人的财富、土地、祖先、历史，以及态度、行为等等都成了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成分的划分，实际上起到了驱动运动的杠杆的作用。
三、日常伦理与运动伦理
1．日常伦理
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结构分三层：最底层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日常伦理，上层是以孝道为中心的儒家伦理，中间层是相对模糊的跟佛教的果报思想相关系的良心恩报意识。这三层代表着农村社会基本的行为规约。
2．运动伦理
土改运动要想发动群众，实现动员，必须建构一种新型的运动伦理，以替代或者部分替代农村中的原有行为约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土改运动中得到通俗的运用。
此外，揭露和彰显地主阶级的罪恶也是确立运动伦理的重要手段。揭露和彰显的主要途径有典型塑造法，纠纷提升法，迂回归罪法，揭露伪善法等等。
最后，初步确立"穷=善美"的等式。这不仅有助于打掉贫雇农多年的自卑心理，运动伦理的建设也进入了较为深层的道德自我评判的层次，使运动对传统日常伦理的颠覆，建立在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石上。
此外，运动的展开还是部分地依赖运动唤起的物欲的提升（可以"合法"地获取别人的财物），以及人际关系中普遍的生隙与仇恨感。接受运动伦理的结果导致人们不仅不敢追求财富，任何超出生存需求的生产行为都会受到强烈的抑制。这种状况属于运动的代价。
四、基层权力结构的转换与重整
土地改革中，出于建构敌对两极的需要进行的战争动员，抛开了既存的基层结构，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会取代了原有的支部书记、村长、农会（旧）主任、武委会主任和治安员五大员掌权的基层政权班底，形成一种代表面相对狭窄的运动的权力中心。在运动收尾期间，又在运动班底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土改积极分子入党，有条件地淘汰一些名声不好的"勇敢分子"，部分地结合前基层政权干部，形成以基层党组织+农会+乡村农民代表会议的新的基层结构。
土改后的基层权力结构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首先，原来秘密的党组织公开化了。其次，也许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原来农民选举出的基层政权变成了代表面狭窄得多的以贫农团为核心的农民代表会。此外，经过土改农村的自组织能力大规模退化。这种基层结构对上级的依赖和忠诚度明显增强，成为一元化体制下的任务完成机构。
总结
抗战后内战时期的土地改革，既不同于任何战后独立国家为避免革命而进行土地改革，也不同于中国苏维埃时代的土地革命，而是一种战争动员，分配土地只是动员的手段之一。在解放整个大陆之后，才开始全面推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主要目的的土地改革。
土改运动在取得巨大的近期效果的同时，也为后来的现代化道路种下了隐患。
首先，正是由于这段时间土改的巨大效果，使得后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在本来有可能而且应该选择和平赎买方式的情况下，采取了震荡最大、代价最高的运动暴力或者准暴力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冲击了农村的日常伦理和社会秩序。
其次，出于对运动伦理的担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极大地抑制了对财富的追求。
第三，运动后重建的乡村基层政权，以其更低的文化素质和较高的管理运动以及革命的水平，使之更合适于投身以国家工业化为目标的农村道路，或者说运动和准运动式的建设道路。
中国的土地改革，对后来的台湾土改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