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2月22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了211次"双周学术讨论会"，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博士做了"寻求中华民族新的制度结构"的主题发言。以下是发言的主要内容：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不断对中国文化产生冲击，而且这种冲击在日益加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族面临一个建立新的制度结构、应对外来文化和现代性挑战的迫切问题。
一、对中西文化的重新阐述
（一）、把文化理解为一种结构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东西文化冲突的思考、评价、论述是存在缺陷的，最主要的就是，他们采取了平面化、点化的方式对中西方文化进行理解。而实际上文化是形成一种结构的，是立体的、有机的、有生命的。 如果把制度经济学方法纳入到对中西文化的思考和分析当中，就会对文化、文明有新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解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一种文明是由几种不同的亚文化构成的；其次，这几种不同的亚文化最初可能是在不同地域发展起来的；第三，这几种亚文化被纳入到一个社会中以后，就会形成长期的互动，并逐渐在社会制度结构中形成分工，最终构成社会制度结构的整体。这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描述。
（二）、两希传统与西方文化结构
西方文明基本上是由两个亚文化构成的，一是希腊传统，一是希伯莱传统。它们最初是在两个不同的社会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后来罗马帝国先后吞并了希腊和中东，于是这两种文化被纳入到一个社会中了。
希伯莱传统后来逐渐形成了基督教。由于最开始的时候罗马帝国对希伯莱文化采取了一种镇压的态度，所以基督教一直处于抗争的地位，直到君士坦丁时期才合法化。后来西方文化就形成了这两个亚文化共同存在、分工合作的特征。希腊传统扮演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理性主义角色，它在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以及以科学为特点的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而来源于希伯莱传统的基督教，在宗教当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同时基督教还借助于罗马教廷的力量，在政治领域拥有相当的影响力，并且具有司法审判权。这是两希传统的最初分工。 文艺复兴是两希传统的又一次较量。在这次较量中希腊传统重新抬头，基督教传统相对退却，从而形成两者之间新的地位格局。另外，它们之间也进行了重新分工。在新的分工中，希腊传统确立了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同时借助于市场竞争，理性主义又在科学技术和企业组织的创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希伯莱传统逐渐退却到了宗教的精神领域。
因此，文艺复兴不是简单的希腊传统复兴，而是两种亚文化传统在西方内部结构中做了一个重新调整，并且形成了新的西方社会制度结构。这带来了西方社会近代的崛起，西方后来的很多发展都与这两种亚文化的互动有关。
（三）、传统的中国文化结构
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比如道家产生于南方，儒家产生于西部。中国的发展历史与西方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很重要的一个线索是中国儒学的发展。
早在汉代时，儒家就建立了一种独步天下的"霸权"，在当时的制度结构包括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精神层面中，都占据了主导性地位。
而在东汉以后，佛教进入了中国，对儒家形成了挑战。尤其是在精神层面，在"道德教化"和"超越生死"两个方面，佛教取得了巨大成功。 佛教取得成功的原因与儒学本身的缺陷有关。先秦的儒家相对而言是形而下形成的，缺乏超越性和神圣性，这是儒家自身的一个缺点。而佛教当时已经发挥成了一种高级宗教，所以在精神领域战胜了儒家。
这里儒和佛之间的冲突，与西方两希传统的冲突不可同日而语，它相对来讲是比较温和的。这样到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实际上就主要包括了儒学和佛教两个亚文化。但这两个亚文化不是势均力敌的，儒学在很多方面都占了主导地位。这种制度结构跟西方不太一样。
二、文化传统、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
制度经济学首先强调的是"制度结构"，而不是某一个制度。制度经济学认为，不同事情有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且这些制度安排之间存在联系。制度变迁必然是制度结构中某一个制度先发生变化，然后引致其他制度安排发生变化，进而形成整个制度结构的变化。
诺斯把制度分为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但更形象的说法是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有形制度是用文字明确表述的制度，如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企业内部的章程等；无形制度则无法用文字描述，它侧重于道德教化和宗教功能。采用这种划分就比较清晰了。 有形制度和无形制度在制度变迁中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两者都有可能是从外部社会引入的文化资源，而很直观的一点是，有形制度的引入比无形制度的引入更容易。有些无形制度的引入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外来的精神资源有时很难和本土的精神资源相抗衡。因此韦伯命题在定义上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仅仅引入西方的有形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相匹配的无形制度和精神层面的东西。
三、中国近代以来文化选择的失误及其后果
中国"五四"运动与西方文艺复兴之间有个非常大的区别。文艺复兴实际上在复兴希腊传统的时候，并没有消灭希伯莱传统，二者后来形成了新的分工；而五四运动却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层面。1949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种导向步入了一个极端，就是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
但这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带来建设，从而导致中国在精神领域出现了真空。政府对精神领域的控制，可能就与这样一种文化选择导致的无形制度缺位和精神领域真空相关。
到了文革以后，我们提出了两个反省。一个是有形制度的反省，就是针对计划经济进行制度创新；另一个是在精神领域的反省。因此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外，还有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领域的成功是毫无疑问的，但精神领域的建设还有很大问题。所以当市场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缺乏道德基础的问题就突出起来了，出现了坑蒙拐骗、贪污腐败等现象，甚至可以为了赚钱去杀人。 所以总的来看，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在有形制度建设和财富增长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无形制度和精神层面却遭遇了很大的失败。这是我们需要承认的。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在文化选择的失误，与当时在中国受到列强欺凌的耻辱感和救亡的紧迫感下，知识分子急于寻求国家出路而做出仓促选择的背景有关，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的关键不是去指责他们，而是我们今天必须重视那样一些选择所带来的后果和问题。
四、寻求中华民族新的制度结构
本文倾向的一种制度结构建设，是一方面吸收西方、外来的有形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要在无形制度中重新挖掘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资源，最后形成这样一种外来的有形制度和中国传统无形制度资源相结合的状态。这样一种新的中华文明制度结构可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的形态。
我们引入西方有形制度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而不能是生搬硬套。中国传统资源在一些方面可以支持西方有形制度的引入，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用之去限制和修正西方有形制度中一些有缺陷的地方。
关于重新挖掘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资源，这里关键在于，应该有一个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复兴的运动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一场儒学革命，而不是简单的复古运动。这是很重要的。
这里包括了几个方面。第一，儒学的拥护者应该对儒学自身一些僵化的东西进行自我批判。第二，儒学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与过去固定的、农业为主的社会所完全不同的流动的、工业化社会，过去儒家行之有效的东西，今天就不见得行之有效，这也是复兴、改革儒学的一个巨大挑战。
（李成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