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2002年4月19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第215次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竞争力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CCRA)主任任若恩做了题为"从ICP，ICOP到KLEMS——收入与生产率国际比较研究的演进"的主题演讲。以下是本次演讲与讨论的主要内容。
茅于轼：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任若恩教授为我们谈一谈收入与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研究的演进，收入与生产率是经济学中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任教授是国内最好的数理经济学家之一。下面请任教授作报告。
任若恩：
非常感谢天则经济研究所能够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作演讲。我们八十年代这项研究工作的第一阶段的成果还请茅于轼老师做过评审。今天算是对我们后来所做工作的汇报。
我先介绍一下题目，ICP是联合国一个项目的名称，全称是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这个项目从七十年代开始，由世界银行一直支持。ICOP的全称是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output and productivity，这是一个民间的研究项目，主要研究机构是荷兰的格林根大学，其研究方法的创始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Maddison。KLEMS是最近几年由在哈佛大学的Jorgenson教授和日本的黑田教授等人共同倡议的国际间的全要素比较项目，K是capital，L是labor，E是energy，M是intermediate-input，即左边是产出，右边是生产总产值中的四个组成部分，S可能代表系统之类的东西。这个等式中特别把能源提出来，就是为了将来好研究环境问题。 收入在国民经济核算的意义下，其实也可以说是产出，不是我们生活中所用的收入概念。为什么我今天要谈这个问题呢？实际是在现在国际一体化的背景下，为研究国际竞争力的问题提供一个基础。
如果我们考虑国际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如果你能提供一种在同等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情况下别人价格低的产品，那么就说明你比别人更具有国际竞争力。而质量或者说性能不是经济学家所能考虑的，而是一个技术或者科学的问题。经济学家仅仅考虑如何使用资源的问题。生产过程是一个黑箱子，一头是投入，一头是产出。如何使产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比较便宜呢？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投入要便宜，第二个因素就是要保证黑箱子是一个很有效的转化过程。而这个黑箱子的有效性在我们的研究中是拿全要素生产率来概括的，而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是在全要素生产率核算的过程中加以考虑的。这样，国家间的竞争力可以转化为各国之间在行业、企业、甚至是产品层次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并使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变成了国际竞争力比较的核心。这是问题的由来。 国际上研究各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约在1970年代开始,自九十年代开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问题使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在研究中已经产生了一些常用的研究方法，基本的思想主要是利用货币的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分析不同国家分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进而研究相对价格水平和单位劳动成本。两国产品相对价格水平决定于两国平均要素价格差距和要素平均生产率的差距。
在国际上已经公认的是，任何国际间的比较，仅从汇率来进行比较是会带来误导的，而购买力平价应该是一个国际间产量、收入及其他数量比较的基础。但是这一问题在国内还存在着很多争论，所以我国也还没有完全加入ICP这个项目。
在讨论国际竞争力的时候，一个前提是人均福利水平不能下降。因为在刚才提到的那个黑箱子中，如果投入便宜的话，那么产出会很便宜。但是如果一国通过使劳动力的价格大幅度下降、降低收入水平的方法来使价格具有竞争力的话，就会牺牲本国的人均福利。这种对国际竞争力的追求手段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下面我说第一个问题：收入的国际比较。我们也可以把ICP看成是支出法的国际比较问题。
在1950年代，由当时的国际组织—"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现在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OECD)支持的两个研究：吉尔伯特和克拉维斯(Gi1bert和Kravis，1954)和吉尔伯特等人（Gilbert和Associates，1958）是支出法国际比较的奠基工作。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在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建立了国际比较项目(1CP)。这个项目的前三个阶段都在宾州大学进行，后来才搬到国际组织中去。
根据我不太准确的了解，该项目至今已进行了六个阶段的比较，全世界己先后有90个以上的国家参加直接比较。中国只有广州和上海参与了城市间的比较，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始终还没有参加ICP。在ICP项目中，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利用"国际价格"的Geary--Khamis多边比较方法和其它方法，双边比较方法最初也是在这个项目中发展起来的。方法论研究成果包括在克拉维斯等人对ICP在1967，1970，1975的最初三个阶段的研究报告里(Kravis，et al, 1975；1978；1982)。所有此后改善的文章都可以在OECD的网站上看到。但是到现在，这个项目还处于研究阶段，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在政策上用于实际操作，只是在欧盟内部有所运用，并且比较成熟。
ICP在这些年一直面临着很多严厉的批评，包括Samuelson也写过文章。最近几年发表了两个对ICP项目的详细的评估报告：1997年Ian Castle的"Review of the OECD-EUROSTAT PPP Programme",主要针对欧盟的ICP进行评价,1998年Jacob Ryten的"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ject (ICP)"对全球范围的ICP进行评价,这两个报告在指出了ICP项目所存在的许多问题的同时，还是支持对ICP继续加强研究。
下面我谈一谈ICOP，即劳动生产率的比较。
也可以从生产方估计购买力平价，从而进行分产业部门的生产率国际比较和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59年的研究：佩奇和彭巴赫(Paige和Bombach，1959)代表了国际经济比较研究中生产法的重大进展，是生产法国际比较在方法论方面的一次巨大飞跃，形成了后续研究的基础。
为什么生产方的国际比较有它存在的价值，原因在于从支出方比较的话，只是把GDP分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进出口，而按生产方分开后，有大量的产业部门，便于进行国家间产业部门的比较研究。所以可以看到，支出方分析对于国际间劳动生产率的比较，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这也是生产方研究本身的价值。
自1983年开始,在荷兰格林根大学(University of Groningen)建立了国际产出与生产力比较项目(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Output and Productivity Project，简称ICOP),展开了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制造业的系统国际比较研究，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资料。(Maddison和van Ark，1988)现在已对30多个国家的制造业和4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采用这一方法进行了比较。之所以从制造业开始，是因为制造业的产品看得见摸得着，而服务业的产品的测量要困难得多。 下面我讲一讲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从时间维研究例如增长核算方法（Growth Accounting ）；也可以从空间维研究，国际比较是空间维研究的一种。在国际竞争力研究中主要是比较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距。
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国际比较，从方法论上来说一般采用两套方法。一套方法是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就是估计一个生产函数，然后把生产函数的参数估出来，然后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这种研究现在比较常见。
而另一种方法是利用指数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国际上已经逐渐成为主流。在这方面，从哈佛的Jorgenson到加拿大British Columbia大学的白沃德作了很多工作，证明指数和某种微观的函数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因此，以指数来研究的话，经济学意义是非常清楚的。为了进行国家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估计，要应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方法（trans-log production function），特别是使用较多的双国生产函数分析方法。这种生产函数比我们常见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ES函数等需要的假设少，从而更加接近现实。下面我先从时间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来谈。
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历史上具有悠久的传统，特别是二战之后，在美国的一系列的关于收入与财富的专题研究中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方法以及大量的关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研究成果，通常也称这些研究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最早提到这个概念的是Copeland (1937) ,以及Copeland和Martin(1938)。最早实际估计这个变量的是Stigler(1947), Stigler在其1947的研究中已独立地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与分析方法。最早将生产函数方法与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的是Tinbergen (1942)。总量生产函数的起源是所谓Cobb—Douglas生产函数，这一模型最初的目的是揭示生产中的规律并希望利用经济数据来验证这些生产中的理论模型。Tinbergen首先把这一生产函数用于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他在模型中增添了一个时间趋势，并用这一项来表示效率,也既是生产率的概念。首先将生产函数与指数方法的理论联系表述出来的是Solow (1957)。
在这儿我有一点想提出来与大家讨论。我们在很多研究中喜欢强调Solow所作的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有一个偏差就是我们把Solow所作的结果看得太重。其实Solow并不是一个善于做实证工作的人，他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他自己都承认，它是在凑一凑数，目的在于如何使用那个方法。所以后来西方经济学家都不再认真看待他当时所作的结果，比如他当时把美国经济的70-80%都归作技术进步。而我们现在有些人反而过分看重这个结果。我们主要应该继承的应该是他的分析框架。
其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支持了大规模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与测定的研究项目。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Kendrick (1961)和Denison (1962)对美国经济生产率的实际测算。在Kendrick于1961出版的《美国生产率趋势》在这一研究中，国民核算生产账户成为分析和数据来源的基础。该项研究在国民经济总量和各个产业分部门中测定了产出，投入和生产率。这一研究利用了许多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例如Goldsmith所建立的国家财富账户系统和所估计的资本存量数据。 对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做出巨大贡献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是Denison，他的方法以"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著称于世。Denison的方法以Solow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和Shultz的人力资本理论为理论基础，利用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首先分析了20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然后将同一方法应用于一些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他还利用这一套分析方法分析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增长奇迹的原因。Denison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在他的一系列布鲁金斯研究之中(1962，1967，1976)。在Denison的方法中，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特点十分突出，例如他使用收入份额作为要素的权数，假设外生的技术进步等。 1967年Jorgenson和Griliches发表的重要文章对已有的研究提出了实质性的批评，并提出了对现有方法的许多改进。在Jorgenson等人的一系列研究中，他们对Kendrick和Denison等人的著名研究进行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并明确地提出这些研究中所存在的方法论上的缺点，以及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中这些缺点是如何被克服的。问题主要存在于资本与劳动的计量方法上，正是在这一方面，Jorgenson等人对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做出了巨大的方法论贡献(Jorgenson,1985)。在1987年出版的专著中对其理论，方法，数据收集和计算进行了详细的阐述(Jorgenson，Gollop and Fraumeni，1987)。他们对Solow所提出的所谓余值思想提出了疑问。所谓余值思想就是对产出进行解释，最终解释不了的那部分就认为是技术进步造成的。而Jorgenson认为你解释不了只是因为你还没做到，并不一定就是生产率的贡献，如果按照他的方法，几乎可以把所有的产出都解释掉，即把余值压到接近于零。不过后来Jorgenson后来发现也还有一部分难以解释。
在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一下Solow的分析结果，因为这一结果对我国的经济学界影响最大。Solow的结果表明，美国经济增长只有不足20%的部分是由于资本投入的增加，而大部分经济增长的原因是由于技术进步。这一研究结果较早地介绍到我国经济学界，因此许多人据此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投入的增长(包括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并认为这表明这些国家所走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内涵式的发展道路，当利用类似的方法(例如Solow余值法)计算出中国的劳动与资本投入在经济增长中的解释部分比例较高时，就认为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道路是外延型的经济增长。
实际上这里存在着某种误解，因为既使在美国经济学家之间，关于投入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的作用大小也是有明显分歧的。在他们研究的时间段1947年到1985年，Solow、Kendrick和Abramovitz的结果相似，他们都认为生产率是主要的增长原因，而Tinbergen、Maddison等人的研究恰恰认为投入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Jorgenson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基础，计算方法和统计数据的搜集处理上都代表目前国际上的最新研究水平，他们的结果也同样明确地表明美国经济增长中，由于生产率(相当于技术进步)的进步所占的贡献不到25%。
全要素生产率或技术进步的测定是最近多年来我国理论界的重要研究领域，并已获得了一批成果，但很值得对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研究中自Solow开始直到Jorgenson等人的长期研究传统的发展，特别是在这期间与产出、投入测定有关的大量概念，方法性质的争论加以分析研究，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40年前Solow研究的那些初期的结论之上。
下面我将空间维的KLEMS研究项目的发展。
KLEMS研究方法的出发点是双国生产函数方法模型，并在这一模型框架下估计两国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这一方法最初由Jorgenson与西水(Jorgenson 和Nishimizu, 1978) 提出并用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因素的比较研究,并通过计算两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来解释国家之间在增长因素方面的不同。计算的理论基础是微观经济学中的生产者理论和对偶理论。由于生产函数采用超越对数函数形式，对生产技术的描述可以限制在假设尽可能少的框架中(Christensen, Jorgenson, Lau,1971,1973)。
这一方法可以利用指数的形式计算，也可以利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计算(Jorgenson 和Kuroda, 1988; Jorgenson et al.1988)。这一分析框架已用在双国与多国之间的比较,以及宏观和产业部门之间的比较(Christensen, Cummings Jorgenson, 1980, 1981；Jorgenson and Kuroda, l992，Conrad，1992)。在这些双国与多国比较中，初步形成了KLEMS方法。在最初的研究中，生产函数是由增加值和资本，劳动等变量构成。在随后的发展中，增加值改为总产值，在解释变量中又包括了中间投入。在Jorgenson最近的研究中又增加了能源作为解释变量形成了KLEMS方法 (K：资本，L：劳动，E：能源，M：中间投入)。(Jorgensen，2000)
除Jorgenson和其合作者在这一领域内的贡献外，英国的国家经济社会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直在应用KLEMS方法研究主要欧洲国家的生产率差异和国际竞争力比较。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研究者不同程度上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在以上几十年来的研究基础上，为了在北美和欧洲实行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国际比较项目(该项目称为KLEMS)，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项目参加机构的组合(Consortium Project Institutions)，其中包括美国的4个机构(The Conference Board，Harvard University，Brookings Institut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还包括荷兰，意大利，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芬兰，丹麦，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的一些机构共同从事KLEMS项目。(Timmer, 2000)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活动中的一系列变化，KLEMS研究项目的目的是：研究分析这些变化对经济增长，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国家之间增长的基本要素的区别：研究劳动力的质量与构成的变化与差异对国际竞争力的作用；研究国家之间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差异。 在亚洲区域，与此相似的项目ICPA(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Productivity among Pan--Pacific Counties)也在建立，包括日本, 韩国，中国等国家和台湾等地区参加了这一研究项目。这一多国合作项目是国际经济管理领域的一个大型的，长期的研究趋势，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探索各国国际竞争力的一项跨国学术活动。在中国溶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在所建立的国际可比生产率分析数据库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了解世界，研究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中国的企业与产业加强国际竞争力服务。 下面我谈一谈中国的收入与生产率国际比较研究，以及我们所作的工作。
我和陈凯等人于1988年开始支出法估计购买力平价的研究,全部数据的收集遵循国际比较项目的分类体系。研究成果"关于中国和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法双边比较"先后以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世界经济实验室工作论文（working paper），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论文和收入与财富评论（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论文的形式发表（Ren Ruoen and Chen Kai, 1993, 1994,1995）。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支持下，对这一研究成果再次修改完善，于1997年再次发表（Ren Ruoen, 1997）。
自1993年开始，我和Adam Szirmai 合作，以1985年的工业普查数据合作研究中国与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应用生产法估计制造业的购买力平价（Szirmai, A, 和 Ren, R.,2000；Ren,R.,1997）。其后又应用生产法估计中国的国际可比国内生产总值，估计其他产业的购买力平价，所获结果与上述改进的支出法估计结果于1997年同时发表（Ren Ruoen, 1997）。这些工作的完成，在关于中国的购买力平价估计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并为进行KLEMS方法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见任若恩，2001）
随后我开始按照Jorgensen的双国生产函数方法，以1985年中美购买力平价为基础，估计中美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并在1998年完成初步结果，其永序盘存法的制造业资本存量估计已在最近发表Huang Yongfeng, Ren Ruoen 和Liu Xiaosheng（2002，经济学季刊），而中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发表研究报告中Huang Yongfeng和Ren Ruoen（2000）。对制造业分行业资本存量的估计可能是应用永序盘存法的首次尝试。同时我们开始对1995年分行业购买力平价的估计，关于中国和德国之间制造业比较的初步估计成果已经发表。柏满迎和任若恩（2000）。对中美两国国民经济所有产业部门的购买力平价估计已经初步完成，其研究成果已在其他场合介绍（任若恩，2001）。
为了在中国应用KLEMS研究方法估计分行业的国家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我们需要完成下述的研究工作：
1，根据KLEMS研究方法的分类，建立国际可比的包括产出与价格的分行业的跨越较长时期的产出数据库；
2，根据KLEMS研究方法的分类，建立国际可比的，交叉分组的包括劳动投入与劳动价格的分行业的跨越较长时期的劳动投入数据库；
3，根据KLEMS研究方法的分类，建立国际可比的，交叉分组的包括资本投入与资本价格的分行业的跨越较长时期的资本投入数据库；
这里需要对资本价格作一个简单的说明，在Jorgenson的文章中提出了资本的租赁价格（rental price），他把任何资本包括自有资本都看成是资本市场上租赁过来的，所以要支付租金，从而成为资本服务的报酬。在资本估计中存在两个难点，一个是资本存量，我们如何处理折旧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租赁价格的估计。
4，根据KLEMS研究方法的分类，建立国际可比的，包括中间投入与价格的分行业的跨越较长时期的中间投入数据库；
这个工作和第一项合起来，就是让我们做一个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时间序列，这个工作现在主要是许司长在作，我们从旁协助。中国到现在只有7张投入产出表，我们需要把这7张投入产出表中间的部分都估算出来，建立一个从1980年开始到1999年为止的投入产出表的序列，并且采用不变价格，所以还有相应的分行业的价格指数的编制问题。
5，根据KLEMS研究方法的分类，建立国际可比的，包括能源投入与价格的分行业的跨越较长时期的能源投入数据库；
6，在已有购买力平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研究用于KLEMS研究方法的购买力平价估计的理论，方法与应用问题，完成相应购买力平价的估计；
7，与相应国家的研究机构合作，在己建立的中国国际可比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比较，在此基础上研究我国产业部门的国际竞争力。 下面是我们研究成果中的一个表。
中国数量权数
美国数量权数
几何平均
购买力平价
离差指数
购买力平价
离差指数
购买力平价
离差指数
1985年汇率：2.9元=1美元
支出法
0.57
5.09
1.4593
1.99
0.9121
3.18
生产法
0.8531
3.40
1.3315
2.18
1.0658
2.72
1986年汇率：3.5元=1美元
支出法
0.5895
5.94
1.5091
2.32
0.9432
3.71
生产法
0.8639
4.05
1.3484
2.60
1.0793
3.24
我们可以看到购买力平价和汇率是有差异的，通常用离差系数来表示这种差异。可以看到，如果用中国加权，这个倍数关系可以到5倍，如果用美国加权，这个倍数关系要低一些。最后用几何平均，变成Fisher指数，大概是3倍。这是1985年的关系，现在是什么情况不太清楚。这个3倍很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结果。
今天我还有些时间，我想顺便评论一下Rawski所著《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和孟连，王小鲁所著《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中方法论所存在的问题。 《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在十分显眼的位置发表了孟连，王小鲁的文章《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由于《经济研究》杂志在国内读者中的声望，发表的重要位置，以及文章中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性，都使得这篇文章特别使人产生兴趣。在2001年《China Economic Review》12月号中，发表了一组研究中国统计数据有关问题的文章，其中Rawski 所著《What’s Happening to China’s GDP Statistics?》随后被国内外媒体广泛引用，产生了一些影响。也是在这一期上，孟连，王小鲁根据以前的文章《对中国经济增长统计数据可信度的估计》，发表了一个内容大致相似的英文文章《A Reevalu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间接支持了Rawski的观点。
对宏观经济统计指标的计算大致可以分为对水平的计算和对增长率的计算。中国国家统计局一直在研究如何将1993年版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应用于中国的实践，因此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的计算结果越来越为国际组织所接受。但目前中国增长率的计算还没有与国际统计实践完全接轨。中国统计数据中的增长率估计是否存在上偏误差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现在所使用的可比价格是1990年不变价。在2002年将改变增长率的计算方法，采用价格指数缩减法。
我想先回顾一下关于中国GDP统计的误差研究中的一些文献。
1992年世界银行的一个内部报告《China Statistical System in Transition, No. 9557-CHA》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计算有误差，并指出产生上偏误差的原因为：1.缺少以产品样本为基础的生产指数。2. 缺少准确反映价格增加的独立构造的价格平减指数。3. 不冲消卖不出去的库存。世界银行的报告并没有具体估算上偏误差的大小。
我和Szirmai在1995年的文章《China’s Manufacturing Performanc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80-1992》(Research Memorandum no.581,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Groningen, Jun）中用价格指数平减的方法发现：在1980-1987年间，工业总产出统计高估了1%。
我在1997年的书《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中同样用价格指数平减的方法发现：在1986-1994年间，GDP的增长率高估了3.8%。
伍晓鹰在1996年的文章《Reconstructing Chinese GDP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Accounts Concepts of Value Added: the Industrial Sector, 1949-1994》(COPPAA paper No.4, Griffith University, Brishbane)中用生产指数的方法发现：在1978-94年间，工业增长高估了3.4%。
Maddison在1998年的OECD研究《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中用生产指数方法发现：在1978-1994年间，GDP增长率高估了2.4%。
Maddison在2001年的OECD研究《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aris)中通过分析将1995-1998的官方增长率8.8%调整到6.6%，认为GDP增长率高估了2.2%。
伍晓鹰在2002年的文章《Measuring the Real Output of Chinese Industry, 1949-1997》（将发表于2002年6月的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中用生产指数的方法发现：在1978-97年间，工业增长高估了3.3%。
这些研究使用的都是国际上承认的方法，但是发现问题后要解释清楚，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以这些研究在此后都有一些说明，说明了自己的结果是怎么得出的，这样才会使自己的结果容易被别人接受。
Rawski的主要观点与主要分析结论就是：Rawski首先比较了1998到2000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增长率，他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就此得到结论，在此期间中国GDP的统计数据出现了严重的上偏误差。在得到这一结论后，他试图给出他自己对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估计值。按照他的估计，在1998年中国GDP的增长率在-2%和+2%之间，1999年在-2.5%和+2%之间等等。
Rawski方法中的主要问题在于：?Rawski方法的主要逻辑是假定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增长率应该大致相等，同时假定能源的统计应该是精确的，因此一旦发现能源与GDP增长不同步的现象，就得到结论：经济增长率统计中出了问题。特别是在发现能源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时，就认为肯定是GDP的增长存在高估。
因此能否接受Rawski的方法，关键是要考察上述假定是否正确。我们在考察这一假定时的方法是分析更多国家更长时期中的能源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是否能够支持上述假定。通过考察1971-1999年期间，日本，韩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能源增长数据和GDP增长数据，发现在这些国家的不同时期都出现过能源与GDP增长不同步的现象。在附录中的表1-5中展示了比较的过程。下面是比较结果：
日本的1978，1980，1981和1985年，能源的增长都至少低于GDP增长4个百分点，其中1981年甚至低6个百分点。
韩国在1981年也出现过能源的增长低于GDP增长7个多百分点的情况，而一些其他年份的情况正好相反，例如1977，1979，1981，1990和1992年，能源的增长都大大高于GDP增长，其中1979年甚至高9个百分点。如果因为能源增长低于GDP的增长，就认为GDP的数据可能出现上偏误差，那么能源增长高于GDP的增长，就可以怀疑GDP的数据出现了下偏误差。
德国也在一些年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如1981，1989，1990，1991，1992，1999年能源的增长都至少低于GDP增长4个百分点。其中1989年到1992年出现了连续4年能源的增长都至少低于GDP增长4个百分点。累积起来，4年间GDP增长了12个百分点，同时能源下降了7个百分点。
英国的情况也是类似，如1973，1975，1980，1983，1988，1995，1997年能源的增长都至少低于GDP增长4个百分点。其中1980年和1997年都出现了能源的增长低于GDP增长6个百分点的情况。
美国也在1980，1981，1983 和1990年出现了能源的增长至少低于GDP增长4个百分点的现象。
由此可见，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增长率应该大致相等的假定并不成立，因此Rawski用于论证中国经济增长率统计中存在上偏误差的方法的逻辑基础是经不起推敲的。实际上，假定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增长率应该大致相等，相当于假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耗系数是不变的。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一般来说，能源消耗系数是可能下降的。而且，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说，不同行业的能源消耗系数是不同的，因此不同行业的不平衡发展，也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能源消耗系数的变化，因此从道理上来说，经济增长率与能源增长率应该大致相等的假定也是说不通的。
Rawski方法中的另一个问题是十分轻率的以航空客运的增长为根据来确定所谓他的新估计的上限。考虑Rawski所做出的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推论，再考虑一下航空客运在交通中的份额，而交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就可以发现Rawski的推断是多么勉强。
为了表明这一做法所存在的问题，我们计算了1983年到2000年国内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年增长率，这就是Rawski所使用的指标。从比较中可以看出，大多数年份，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年增长率都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但也有一些年份，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年增长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过去20年，中国航空客运产业正是处于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期，其增长速度一般应该高于经济增长。如果Rawski认为1998年的国内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年增长率可以作为估计的上限，那么2000年国内航空客运周转量的年增长率是20.07%,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估计的上限。
如果读者能够认真看一下上述所介绍的任何一篇研究中为了对增长率估计中可能出现的误差进行估计所付出的科研努力，都不难看出Rawski的方法是多么简单化,多么草率,完全是大失科研水准的。Rawski本人也在文章中承认，他的新估计没有经验数据的牢固支持，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发表出来，其他的媒体为什么还要广泛的引用？ 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孟连，王小鲁方法中的主要问题。
孟连，王小鲁主要使用了3类方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以下分别来谈。第1个方法就是工业生产指数的方法，也就是伍晓鹰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但如果与伍晓鹰的研究相比较，孟连，王小鲁的研究缺乏必要的透明性，特别是如何加权是建立指数的关键，没有对加权方法做出详细的说明，其估计结果的可信程度又如何建立。如果与伍晓鹰的两个研究中的严谨程度相比较，孟连，王小鲁的研究是过于粗糙了，其结果也很难在科学的意义下加以接受。
孟连，王小鲁所使用的第2个方法原则上同于Rawski方法，在此不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下面主要谈第3个方法，这个方法的原理按照作者的叙述是："在生产函数中使用时间趋势变量可以获得相应时间段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但当生产率的增长率发生重大改变时，应当能够找到相应的原因给以解释，……。如果在拟合的某一时间段发现了生产率的超常增长而不能被上述原因所解释，则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率统计的误差。"用这样一个方法来发现经济增长率的统计误差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原因如下：
综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计算决定于两个要素：(1) 所使用的方法。基本可以分成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即孟连，王小鲁的方法）和指数的方法（这是目前更多使用的方法，在理论上优于经济计量学的方法），而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中又由于生产函数的设定不同而有很多的选择。（2） 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产出的数据和投入的数据。无论是产出还是投入的数据都可能存在误差，还可能存在同一数据在时间维在范围方面的不一致性，也可能出现产出与投入之间在范围方面的不一致性。在这方面，几乎每一个研究都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数据来源，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因此每一个研究都可能因此产生不同的结果。
可以看出上述两个因素的结合可能产生非常不同的估计结果，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影响都可能导致不同的综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而不同的综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也可能是由任何因素的变化导致，完全不能由此就认定是产出的数据出现问题。
试图利用观察综合（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异常来分析产出增长率的误差，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其逻辑也是颠倒的，因为在综合（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中通常是分析数据中的问题，从而来判断综合（全）要素生产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误差。现在的做法正好相反。
我最后说一下我这一部分的结论。
（1）改善统计数字的质量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机构都永远要考虑的问题，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例如Boskin委员会1996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的CPI高估了1.1%，而且认为这一误差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再例如关于服务业产出的估计问题就是世界范围内没有解决的问题。
（2）一般认为统计数据的质量与经济发展正相关，因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统计数字质量方面自然比发达国家存在更多的问题。
（3）对统计数字中存在的误差，要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研究过程要严谨，否则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
（4）对于中国增长率争论的最终解决办法，要依赖于国家统计局所使用的方法的改进，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日常工作中，对中国增长率测量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的改善。目前这已是很紧迫的任务了。
贺菊煌：（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
任教授的演讲内容非常丰富。购买力平价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在过去的经济研究工作中就常常需要用到它，来判断中国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但是我又常常很困惑，不知道中国的购买力平价到底是多少。
在谈到生产率的国际比较的时候，任教授也作了很多工作。在实际研究中，很难搞准中国的投入的数据，比如劳动力投入是多少，资本投入是多少，很难统计。我所作的一项工作中，关于各个部门资本的数量是多少，使用的方法就很简单：用折旧资本数量除以折旧率，得出资本存量，这种方法过于简单。
我想知道的是，你所说的这些方法都存在什么问题，这是我想知道的第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中国要采用这种方法，最主要的困难在什么地方。我想知道任教授对我国的数据的可靠性如何对待。
中国的统计数据的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可靠性要差一些。我认为中国经济中最可靠的几个数据：一个是银行存款；另一个使居民消费；此外还有价格指数。其他的数据的可靠性我都表示怀疑。
此外我还想知道任教授对投入产出表的准确性如何看待。我再投入产出表中看到工资总额是3万4千多亿，但是在资金流量表中的工资总额是3万5千多亿。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数据呢？
许宪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
我想谈三点。
第一点是国际比较项目的问题。任老师的研究应该是国内作的比较早、也是做的比较好的。现在世界银行发表的按美元表示的人均GDP数据方法，仍然是建立在任老师所提供的方法之上的。
我认为国际比较项目的方法是很好的，想把发展程度差异十分巨大的国家进行比较，用汇率法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使用购买力平价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就包括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的问题。比如发达国家超级市场中的净菜很干净，包装也好，而我国农贸市场的同样的菜却可能很不干净；同样是五星级饭店，可能硬件差不多，但是可能在服务员的水平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这种质量和服务上的差异给国际之间的比较带来了很多不方便。 此外，我认为使用购买力平价来对发展中国家的GDP进行计算，可能存在着高估的情况。比如Maddson去年的著作中说，中国在1992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的GDP数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我认为是一种高估。根据任老师的估计，在很多假设的前提下，中国12年之后又可能超过美国，我认为这种估计可能过快了一些。所以我认为购买力平价方法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方法，但是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善。
比如对GDP的核算，美国从1920年代就开始，到现在有8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仍然在不停的调整，认为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ICP这一方法毕竟比GDP方法还要短一些，所以需要完善的地方还很多。
第二点是关于国外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评价问题。
我作为统计部门的一个工作者来说，客观地看，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都存在着很多问题。我们与世界银行磋商之后，它得出的一个结论还是比较客观的：中国有比较健全的统计体系，但是也存在着问题。比如在OECD的统计方法中所提到的一个新的数据叫未观测经济，包括非法经济，隐蔽经济，地下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等等。
回过头来看，中国开始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核算是1985年，到现在才17年的历史，是非常短暂的。我们由传统的体系指标到现在国际通用体系的指标，从年度核算到季度核算，由生产核算到使用核算，由非常简单的方法的推算到现在用原始资料进行推算，即使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存在的问题，也要看到历史的发展，更要看到将来的改进。 我们现在也有紧迫感和危机感，因为加入WTO之后，很多外国的咨询机构进入中国。他们把我们发布的所有数据都存到自己的数据库里，一旦你发表的GDP数据过去是那种线性关系，现在是这种线性关系，为什么？我经常会受到这样的询问。人们对国民经济核算的了解逐渐深入，过去我们统计部门经常说存在口径问题，资料问题等等，现在越来越透明。用户只有了解到统计数据背后的方法，才相信你的数据，才敢用你发布的数据。
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统计数据的评价有很多不实之处，对于任老师刚才的评价我表示赞同。 第三点，我们国家统计局也作了一些工作，比如ICP的工作。我们曾经拿上海和日本比，拿广东和香港比。目前我们和OECD也有合作。现在有些应该继续进行。官方的机构不太同意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觉得有可能影响到中国可能享受到的一些优惠待遇。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继续进行，这样才能回应别人的指责。
我们还和加拿大合作，作了一些固定资本存量的核算工作。因为搞生产率的研究，没有资本存量数据，简直是难以进行下去。如果官方部门能够拿出比较准确的数字，那么对学者的研究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当然这项工作的难度比较大。
此外，关于KLEMS的方法，我们在试图把历年的投入产出表连接起来，找出不变价格的不同年度的投入产出表，以便能够进行比较。我就谈这些。
盛洪：
感谢任教授。但是我觉得任教授老在吊我们的胃口，您主要介绍了一下方法，但是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没怎么介绍，其实这也是听众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方面。
在计算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于中国而言，有一块是不能忽略的，就是制度变迁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它是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而这一因素与技术进步还是有区别的。
对于统计数据准确性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会判断我们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有上偏误差，是因为大家存在一个假定，认为他们有理由怀疑存在一种制度安排，使你公布的数据是上偏的。这就像一家公司一样，如果由公司总经理来任命公司的财务会计，所得的结果与董事会来聘用财务会计所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总经理任命的财务所得的结果可能会美化他的政绩。现在大家怀疑国家统计局的原因很简单：国家统计局是由国务院领导的，就相当于总经理雇佣会计来进行统计。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改变制度，由人大直接领导统计局，这样才可能消除大家对统计局的怀疑。 此外，我觉得关于增长速度的统计没有太大的偏差。假定大家在向上包数据的时候是存在胡夸倾向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的倾向是不变的，由此带来的数据偏差可能在计算增长速度的时候一除就约掉了。 张曙光：
我觉得光用购买力平价可能不行，而用汇率来进行比较也有欠妥当，而它们计算出来的结果之间差别特别大。比如我们用它们来分别算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一个是10%多，一个40%多；我们在计算中国贸易保护的代价时，这两种方法做出来的结果差距也很大。那么在这两者之间能不能取一个中间值？
茅于轼：
在1980年代购买力平价方法被用来进行收入的国际间比较的时候，我就在想，购买力平价这个比例是不是客观存在？有没有这么一个绝对的数字，符合它的就是对的，不符合它的就是错的？我研究的结果是不存在这个数字，它可以经得起任何的检验。举个例子，比如物价指数，不要说国际间的比较，就说国内不同时点的物价指数，我觉得也是没办法检验的。这就象在宇宙空间中，我们没办法找到一个绝对静止的坐标，来测量地球的速度与方向，在经济学中也不存在绝对客观上正确的衡量。 但从另一方面讲，肯定存在着很多客观上错误的东西。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你消费食品的比率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降低。所以用能源的增长率的变化来简单地衡量经济的增长率就违反了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不管用航空运量的变化也好，还是用能源消耗的变化绿也好，来简单衡量经济增长的速度，都是没有道理的。能源有优质能源和劣质能源之分，中国的能源结构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我们不可能找出一个绝对正确的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毛病越来越少的数字。刚才任老师说了，我们要采用各种生产率的对比，来得出我们在国际间的位置，我认为这种研究是特别有价值的。
任若恩：
我先说我们在研究时碰到问题怎么办。我们先要搞清楚这个数据是怎么生产出来的，这也是我们愿意与统计局交朋友的原因之一。第二我们一个数据可能有好几个来源，相互比较，找出它们存在差距的原因。 关于那7张投入产出表的问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统计口径问题。我们80年代的那两张是在SPN体系下完成的，此后的5张是在SNA体系下完成的，现在1997年的这张表在格式上也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也在作进一步的调整，希望我们的表的数据能够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能够吻合，因为统计局的数据也在不停的调整。
关于盛洪教授提到的制度问题。我认为传统上我们说"技术进步"，但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我们所说的技术进步并不是单指技术，而是一个剩余，也被称为ignorance，也就是你没有想到的部分，也包含了制度方面的因素。如果我们搞了人员培训，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计算到劳动力投入的成本中，但是如果你只是把班组进行了调整，一分钱没花，但是生产率提高了。这从道理上来说就应该体现在余值之中，但是这只是一种假设。Jorgenson后期的方法中已经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了，他进行交叉分组，比如对单个的人要考虑教育年限和工作状况，工资，等等。此外，他们已经把资本的概念扩展到人力资本，提出一个total capital的概念。我也考虑过人力资本的概念，但是却是比较复杂，所以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
关于购买力平价，我在1988年也思考过，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我的思路是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后中国总是生产了一定数量的商品，美国也同样如此。这两堆产品的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没办法直接比较。但是是否存在一种办法是它们能够相互比较，能够通约。如果有的话，购买力平价就存在，如果没有的话，购买力平价就不存在。我认为是可以通约的，关键在于价格，要找到中美之间价格的关系。当然可能我们永远只能趋近它，但是找不着它。
关于张老师说的我们能不能找到购买力平价与GDP方法之间的一个数据。我是这么想的，我只能对我研究的结果作保证，我不管政治家去怎么用，你不喜欢就可以不用。因为我知道在购买力平价使用的历史上，政治的干预是相当厉害的。此外，我认为不太容易找到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因为购买力平价作为一种方法，有自己比较成熟的体系。当然它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还不一定能够解决得很好。
（高 飞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