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怎样形成中国的新文化
——盛洪在《己卯五说》读书会上的发言
李泽厚先生是我很景仰的前辈， 我读这本书的第一个感觉是李先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感的人；第二感觉是他提出了非常好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现代中国要回答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可以从各种角度去看，比如政治的角度、市场化的角度。但我觉得还有一个角度，那就是文化的角度。就是如何提炼中国文化的问题，或说现代中国文化如何形成的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呢？近代以来各国都发生过比较大的社会变动，像西方的文艺复兴、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等，中国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五四运动。但我们知道这些运动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刚才听诸位讲的时候，觉得中国人对西方人有很多有意无意的疏漏。比如黎鸣先生刚才讲，西方是理性主义传统。我认为西方不仅是理性主义传统，它的希伯莱传统也是很强大的。也就是说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希伯莱传统、基督教是从原始宗教中生成出来的。夏朝为什么形成这么大的规模？陈明有句话说的挺好，他说夏朝没有青铜器，这就意味着没有青铜武器，就是说成立这么大的国家绝对不是靠武力成立的。它靠的是人们对神的敬畏。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用巫史传统可以解释为什么后来的中国政教合一，以及后来儒学本身为什么包含了理性主义的成分、世俗主义的成分，能够外化成政治制度，同时又具有宗教功能和文化功能。关键在于我们要有个对比。全世界都有原始宗教，其实它起源于人对自然界的恐惧，其中最大的自然力就是人的死亡。那时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但是这个自然力是绝对的，根本没法抗拒，所以必须在这个自然力面前调整自己，于是就形成了原始宗教。但是西方国家的产生与中国不一样，它不是从原始宗教中产生出来的。在西方是部落之间相互打仗，因为有些部落更善于打仗，所以就成了军事首领，军事首领又成了政权首领。在这个生成过程中就形成了神权和政权的分离。所以到后来就逐渐形成了政权和神权对立和互动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后来希腊传统逐渐演变成了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传统，外化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希伯莱传统演化成宗教和道德教化。这样一个从尚武而生成的传统就跟中国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个与中国不一样国家就是印度。印度讲的种姓，前两个种姓是婆罗门和刹帝利，婆罗门就是巫史传统中的"巫"，刹帝利就是打仗的，就是武士。所以印度就形成了另外一种结构，那就是管心灵的人站在最高层，管打仗的人站在第二层。这些区别可能非常本质，你可能根本没法去察觉它们。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与它们的重大区别。另一方面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性，很难说谁好谁坏，只能说它们不一样。所谓政教合一或者理性主义和宗教功能合一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非常优越的。在西方，希腊传统与希伯莱传统之间的互相抗衡，有时导致了失去均衡。比如希腊走向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后来走向崩溃，就是因为它缺乏宗教教化、道德教化的约束；到了中世纪又倒了过来，过于强调心灵方面的东西，理性主义受到了压抑；到了现代又翻过来了。实际上，这样一个格局导致现在的西方比中国强。因为两种传统的互相对立、互相竞争，使得它不断地改进自己。就是说希腊理性主义绝对比中国儒教的理性主义要优越得多，基督教的宗教形式也比中国祖宗崇拜教要深刻得多。所以西方传统有积极的一面。但另外它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理性主义传统和世俗主义传统互相对立、互相抗衡，导致战争不断。所以我们最担心的一点是，你不要看它有多理性，同时你也要看到它一直在做一些非理性的事情，它会把最先进的技术用于杀人。这一点你不要怀疑。所以我们根本就不能说到底哪个文化传统好哪个文化传统坏。
李泽厚在《历史悲剧》这章里走向了对现实的重新思考。90年代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很多流派，知识分子主张的分化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所以他的眼睛投向中国现代的资源。对于这么多的流派，对于每一派的价值，他有自己的思考。当然我同意大多数人的批评，他在这块分析的很不够。第一点，他对这些流派的思考走向了简单化和片面化。我觉得像什么自由主义、新左派都是传媒语言，不是学术界的语言，而且新左派最初有贬义，是某些传媒用来戴帽子、打棍子的。而自由主义这个词，我觉得没法说。为什么呢？你看了哈耶克就知道了，什么是自由主义？说实在的，我弄不清楚。什么是自由主义，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此还有稍微严格的定义，比方说小政府、经济自由、主张市场化等。但自由主义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另外一点，我觉得不应该简单化。李泽厚先生一直在谈多元化的问题，其实他就很不多元化。他先把问题简化，然后做一个裁决。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在思考中国新文化生成过程的时候，可能最需要的不是李先生这样的做法，可能是他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我觉得他确实缺少很多应有的素质和应有的积累。什么是更恰当的态度，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度"，"度"这个东西不是任何个人能够掌握的。当然你可以去扮演这些派别中的其中一派，但你不要去裁决。因为个人想扮演上帝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你没有这种力量，你也达不到圣人的境界。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章是比较失败的。但是我知道这一章的深层含义，他想对中国的现实做一些思考，但没有能力做这件事。
最后我想说的是，实际上李先生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中国最后的归宿是什么。当然应该形成一些新的东西，比如我刚才讲的中国新文化的生成问题，这种生成有一种巨大的功能，而中国人现在缺乏这种功能。比如中国人现在张口就说谎话，中国人到老了就不知道该去哪儿了，他非常恐惧，不知道死后到底是物质不灭还是灵魂不死。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李先生应该说给出了一个框架，但是他确实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实际上我的感觉是如果药从中国历史中挖掘资源的话，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有人说儒学不够宽容，我不赞成，我认为儒学是非常宽容的。第一，它是一种形态，而不是西方式的宗教形式，他的包容性很强。第二点，我们不能绝对说什么对什么不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方面李先生想得比较少。总体来讲，他提出了是很好的问题。
重视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
——黎鸣在《己卯五说》读书会上的发言
今天来参加李泽厚《己卯五说》的读书会，我非常高兴。李泽厚这本书我是花了一天从头到尾看完了。 应该承认，他提的五个问题的确不错，如果对这五个问题能够深入地进行研究的话，的的确确能出成果。但是他这五篇文章却是浮光掠影，太浅太薄。他提的问题很好，但对于解决问题的理论的底子太薄。就像他本人讲的，他是站在两个基点上，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点，一个是原典的儒家。实际上李先生把自己当作一个比新儒家还要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来看的。从第一篇文章就可以看到，他把自己当作第四代儒家了。我觉得他在批判第三代新儒家方面批判得很对。他们在儒家的发展史上把汉儒完全抛开，是犯了巨大的错误。汉儒构成中国两千年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基底，居然把它抛开，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固然宋明理学在儒家的发展历史上很重要，但如果没有汉儒，没有董仲舒，"天人合一"怎么来？"阴阳五行"怎么来？这些都不存在，那宋明理学建立在哪儿呢？所以我认为李泽厚先生批判第三代新儒家批判得很对，一下谈到了内圣外王的问题。其实第三代新儒家完全是在说梦话。但是李泽厚先生在批判之余、在建立自己的第四代新儒家的时候，他依然在说梦话。他重新解释了内圣外王，他把内圣变成了个人人格的独立和自由民主；把外王解释成内圣。凭什么这么倒过来？他没有解释。看起来这很有启发，但实际上是在取巧，因为内圣并不包含这种自由的东西。他提出的新儒家的确要求中国人、要求现代的思想界和理论界，不能抛开中国的传统。我在描述我的理论的时候，也不能抛开这一点。
中国儒家思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现在有不少人在专门研究儒家理论，北大还有个儒家学派也在专门搞这方面的研究。如果还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发掘中国传统的思想基底的话，全都走上了歧途。在我的一本书中就着重谈到中国儒家思想本质的重要性，我把它当作一种最基本的道德精神。因为我们今天评论的是李泽厚，所以现在不谈这个。
我现在具体谈一个问题。刚才说到李泽厚提出了非常可贵的问题。今天中国思想传统中最重要的价值资源在儒家。关于巫史传统的问题，他提的很对。今天综观整个世界历史，凡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在现代世界上都是落后的国家，都是挨打的国家。从中东到东亚，包括希腊、土耳其，凡是政教合一的国家，现在都没有自由民主。而凡是政教分离的国家，都比这些国家要先进。而巫史传统这个问题，恰恰就是在挖掘中国政教合一的根底。所以我认为李泽厚先生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第三个问题，讲儒法互用。其实中国是儒、法、道三家合而为一，构成了中国的传统。任何一个古代的官僚，他的表面上的礼仪是儒家的，但是他的操守、他的做法是法家的，他追求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是道家的。在中国整个历史上，凡是国家强大的，都是用法家，春秋战国时秦灭六国，也是因为有法家。到了汉代，似乎是儒道治国，但法家和道家之间，有一种关系。第四个问题，说历史的悲剧，这是关系到现实的问题。对于现实的争论，比如说他在这里面提到的自由派和民粹派，他说自己是这两派的反对人。他认为自己坚持经济是硬道理，而无论民粹派也罢、自由派也罢，都是政治第一，所以他认为这两派都有毛病。
这也使我想到了他的《告别革命》，实际上这本书影响非常坏。他实际是在迎合当时的一些思想潮流，就是把中国一些过激的行为全部挖根。中国本土挖到戊戌变法、挖到谭嗣同，中国以外不是挖到苏联、挖到斯大林那里，而是挖到法国、挖到卢梭。为什么我们的学者把问题挖得那么远，而自己的问题却没看清楚？根本的问题还是现实的问题，是现实中的过激行为、现实中的专制极权行为，这些跟卢梭有什么关系？跟中国现实中的人才真有关系。中国古代只是把改朝换代当作一种革命。其实真正的革命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改革自己的命运。现在大家都把革命简单地当作一种暴力，而其实知识革命、技术革命都叫做革命。既然革命的范围那么广泛、外延那么大，为什么一定要把革命归结为暴力呢？这样的话就"告别暴力"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告别革命呢？首先要思想革命。思想不革命，行为上就没法改良。这是最起码的。所以《告别革命》是一派胡言。为什么人们对这些人非常反感，就在于人们感觉到他们在趋媚。这种趋媚就让人瞧不起，好象要用这种方式当中国的思想领袖。所以说实在话，我感觉李泽厚先生在理论上没有长进。但他的抱负没有退缩，他总想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思想领袖、思想导师。可惜他自己不争气，到美国一呆呆了十年，十年写出了这么一本书。七十岁在学术上应该是一个最好的年龄，应该是写出巨著的年龄，何况他在那边那么清闲，完全可以想得更深刻，而且他对中国的消息也不是完全地闭塞。
最大的问题就出现在这本书的第五章。说自然人化就是一个用人的力量改造自然，这不用说，而人的自然化恰恰是反动透顶的。他把自然和自由混在一起了。自然怎么去理解？自然实际上是一种低于文化、而不是高于文化的境界。自然的人化是自然的提高，是人去改造自然，使它为人服务；人要自然化恰恰在某种意义上走到了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在西方实际上是一种病态的狂嚣，是一种无奈、绝望的表现，是回归人的兽性，是强调人的本体的、肉体的存在。在精神上可认为存在主义是倒退的。这一点上，我不知道李泽厚为什么要中国人退化成一种"野兽"。
由于他的理论基底太薄，没法提出一种能够真正改造社会的理论。他依然用的是二元论，包括他道德的那种分离也是错误的。他说的宗教性道德、社会性道德，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就没有道德了。中国有宗教道德吗？中国有宗族道德，而不是宗教道德。所以从他对道德的分离本身就体现了李泽厚先生对中国传统的不应该有的误解。
我总体评价一下这本书，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可贵的，但他的理论基点太浅。他用心是良好的，但他的能力达不到。说到为未来寻求一种有效的办法，他的能力就更不足了。其实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有希望的时代，希望就在于西方本身就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境。中国固然困境比别人还大，但在理论上西方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困境。他们的理论，就像我已经长篇累牍发表文章说明的那样，"西方哲学已经死了"。为什么这样说？西方哲学根本的一点就是二元论，而他们把二元论的力量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像现在的电脑，用"0"和"1"就可以模拟出来人的灵魂之外的一切事物。但是"0"和"1"永远没法模拟出人的大脑。目前大家都在想多元论，但你有多元论的理论吗？其实多元论的模型就在中国，并且这个模型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上，在某些方面曾经发挥了它的作用。这就是"阴阳五行"。 正是"阴阳五行"构成了中华民族整个历史的最重要的框架，没有这个框架就没有中华民族；也就是这个框架使得中华民族今天的发展几乎是停滞了。但是，这个框架的合理性仍然是存在的。"阴阳五行"阐释出互生互克的循环，这个循环构成了整个社会。但是"阴阳五行"有巨大的毛病，就是没法量化、精确化。为什么西方的二元论就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文明？我认为理论的根基应该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西方的理性主义，另一个就是东方的"阴阳五行"。西方的二元论已经发展到了数理逻辑、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它们构成了全部科学的最重要的基底，中国正是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但二元论目前已经发展到了尽头，已成了强弩之末，已经不可能提出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问题的新理论。包括现在的后现代主义，包括福柯、包括德里达，他们完全还在旧的方法论里面踱步。他们的问题就在于没有为多元论提出有效的、可操作的理论。"阴阳五行"在某些程度上也不能操作，它不能数学化和精确化，但二元论可以。但现在我认为"阴阳五行"可以发展到"阴阳三行"， "阴阳三行"恰恰可以跟西方的二元论进行有机的结合。我认为我找到了这个办法。我会写一本书把这个理论表达出来。
我批评李泽厚是因为我对他期望很高。我认为他在70岁仍能写出有影响的书来，是非常可贵的。从理论的建构上来说，我认为李泽厚先生的理论始终没有增加新的内容，还是老的东西、旧的东西。可以说他提出的问题提得非常好，但他解答问题的水平非常低，并且回归了他自己以前的那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