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42次双周学术讨论会邀请了卢锋、严瑞珍、温铁军等几十位专家学者，讨论了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粮食供求波动和相应的粮食政策变化及它对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启示。讨论会由卢锋作主题发言。
卢锋教授根据对粮食价格和农户库存的数据分析指出，粮食作为一种商品，在现阶段已经出现了过剩，这是政策制定者应该认识到的事实。任何商品，只要在市场经济发生作用的环境下，理论上都有过剩的可能，这种过剩是相对于一定时期，相对于有效需求而言的，粮食也不例外。他认为粮食在80年代以来，发生过三次过剩。这可以从粮食实际价格和库存数据中得到证明。一种商品的实际价格如果远远低于其均衡价格，就说明发生了过剩。80年代以后，我国粮食实际价格呈现非常显著的周期变化，如果以实际价格的平均值作为均衡价格，则周期中的三个价格低谷时期说明发生了粮食过剩。过剩的另一个证据是库存。现实的库存量应当是基于合理库存量之上的，合理库存包括流动库存和储备库存两部分，流动库存的功能是解决生产的季节性与消费的平稳性之间的矛盾；储备库存的功能是防范自然风险和社会风险。我国拥有粮食库存的两大主体是农户和政府。从80年代以后，农户库存每年都超过合理库存水平一到两个月的库存量，并且超出的幅度越来越大。这表明，我国从供给潜力来说，不存在粮食紧缺问题，危机论更是得不到数据的支持。国家库存虽没有系列的数据，但从卖粮难、仓容危机等现象可以看出三个明显的高峰期，并且与粮价显示出的过剩时期恰好相符合。所以，80年代以来，粮食确实发生了过剩。
如果已经发生了过剩，而政策上却否认过剩，就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和财政亏损。用政策阻碍市场机制对过剩的调节，必然带来大量的过剩库存，而粮食库存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个成本最终会变成政府的财政赤字。96年以后的保护价政策是财政亏损的一个原因。
我国在91年、92年出现粮食过剩，进行改革之后，到93年底，出现了粮价上涨，随后出现了通货膨胀。如何解释粮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就成为非常有政策含义的一个课题。当时有人提出了"双推论"：93年稻谷产量下降引起粮价上涨；粮价上涨导致通货膨胀。如果这两个推论成立，必然得出如下结论：一，93年放开粮价的改革行不通，不能依赖市场机制对稻谷进行调节；二，需要行政干预，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
卢锋教授认为，94年以后出台的粮食政策上的反复与"双推论"有逻辑联系。可见要讨论政策的变化，就必须考虑"双推论"是否成立。首先，稻谷产量下降是否真的导致了粮价上涨？这可由三方面来考察。一，80年代中期以后，南方稻谷减产，但北方粮食作物产量增加很快，不同品种的粮食之间替代性很强，一种减产，很容易被另一种增产替代。二，稻谷减产可能是对粮食需求结构变化的合理反映，而不是一种反常现象，日、韩、泰、马等国发展经验表明，随着收入增加，稻谷的产量和消费量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三，粮价变动可能是周期性的反弹，92年真实粮价已达低谷，远远低于均衡水平，市场机制有反弹的要求，加上汇率改革和国际市场粮价的上涨，因此我国的粮价上涨完全没有必要造成恐慌。其次，粮价上涨是否真的导致了通货膨胀？粮价上涨先于通货膨胀并不能证明粮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原因。92年通胀很高时，真实粮价反而在下跌。而且，当真实粮价低于均衡水平时，它向均衡水平的上升是正常反弹，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既然政策背后的假设存在问题，政策的效果也就需要推敲了。96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2000年计划产量的上限，国家却出台了一个高峰的保护价，并且保护价收购的范围从合同订购的1200亿斤扩大到无限量地收购，这是非常强的保护，它使得粮食产量一直上升，过剩库存不断增大，给财政造成了巨大的亏损，到98年国有粮食部门亏损呆账额已达上千亿元。出现这种巨额亏损的原因，首先是保护价政策。保护价可分两种，一种是以减少粮价波动为目的，但不提高均衡产量，不向农民转移收入的保护价，第二种是以提高均衡产量并向粮农转移收入为目的的保护价。我国所采用的是第二种保护价，在96年粮价达到高峰时大量购入粮食，不仅进一步加剧了库存过剩，也使国家承担了巨额亏损。第二，由于行政干预的效率低下，资源的损失，加上粮食部门"鼠患"严重，向农民转移收入的成本非常高。我国政府往往过于重视产量增加的政策效果，而不大意识到政策成本。这个不对称与粮食不过剩，与"双推论"有联系：只要粮食不可能过剩，刺激生产就可以了，怎么可能亏损呢？
农业这个产业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产品的需求弹性很低，而供给是有弹性的，因而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各国的农业都不是完全靠市场调节的，关键在于，政府应该干预到什么程度。从根本上说，要解决粮食问题，就必须进行粮食体制改革，使粮食体制走上一条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节为辅的道路。
卢锋教授指出，粮食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但不应把这个政治问题泛政治化，不要把粮价的周期波动统统当作政治问题。当前，我国人民的食物消费在温饱水平之上已有一个相当大的缓冲层，当粮食减少的波动没有影响到温饱时，不存在政治问题。同时，粮食减少也仅仅是个边际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如果过分强调政府干预的作用，以政府保护价取代作为市场供求信号的市场均衡价格，忽视市场调节作用，一方面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另一方面会给国有部门造成亏损。国有粮食经营部门既承担政策性的收购任务，又进行追求利润的经营性活动，于是，就产生了种种钻空子、谋私利的行为。这两种功能必须分离，让市场真正发挥其调节功能。
我国实行粮食市场化改革的难点有两个：第一，缺乏市场化的主体——私人粮商，这是因为经营粮食投资大，回报期长，风险高，而我国粮食政策反复变化，使流通体系中的私人粮商难以成熟。第二，过去，政府依靠国有粮食经营部门与9亿农民打交道，如果砍掉了这个制度渠道，农村的政治经济问题、社会管理问题如何解决。
可见，粮食体制的改革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结合，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卢锋提出的粮食市场化改革方案是：建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体制，允许和鼓励不同经营主体参与粮食流通，由市场决定价格，以库存释放，外贸手段实现短期调节，以生产调整进行中期调节，依靠科技进步进行长期调节，从而建立一套动态化的粮食市场调节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