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这里先介绍当代西方对于性别偏好的研究和局限性；再介绍我作的研究：中国性别选择偏好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根源以及现存的现象；然后讲一下实例、数据，用中国人口普查1990年1%的抽样数据作为宏观数据探讨一下大概趋势。我还觉得光是用宏观数据不能深入的探讨人们的心理活动和行为，就做了一些抽样的实例调查，通过两个一般性的例子看看重男轻女遗留的后果。最后总结以后要继续研究的一些问题。
现在对社会学、科学领域进行研究，都要找出理论上的不足或者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我们做了进一步发展，政策上提供一些理论、事实的根据。从理论上讲，性别偏好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存在，特别是亚洲国家（如朝鲜、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很严重，在中国也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西方先进国家重男轻女的思想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逐渐地消失了。我国重男轻女的思想也逐渐减弱，但还是存在的。所有迄今为止的关于重男轻女思想的研究主要研究以下几点：（1）总和生育率方面，许多农民有了男孩就不再生了，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就再生。即使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也这样，很多偏远地区农村往往将第一次生的女孩不注册，等生了男孩之后才注册。（2）在计划生育方面，往往等生了男孩之后再避孕、节育。西方报道了很多有关杀婴的问题，我没有具体做过研究，但我认为他们的研究很多是夸张的，但是我想这样的例子在农村还是存在的：女孩就不要或卖掉。（3）营养待遇及医疗保护方面，给男孩喂奶时间长于女孩，营养也较好。女孩生病往往不看医生。以上说明在生孩子以前、生下来以后在节育、喂奶、营养、家庭总和生育率方面他们研究得比较透彻。但所有这些研究，由于社会调查（人口普查、抽样调查）中的许多实例没有报告出来，所以西方学者称其发表的结论不能确定，能确定的是中国男女性别比例。但是提前流产，由于社会调查中不能找到确定的数据，所以他们的结论往往是不确定的。我觉得他们研究的大部分是孩子出生之前、刚出生之后家长重男轻女的表现，这一理论应该进一步发展，应研究孩子出生之后到成年之前是否受重男轻女的影响，如果这一阶段受重男轻女的影响严重，就对人口学、社会分层理论有一定影响。因为现在的社会还是阶级社会，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层次不同，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别在西方社会被认为是统治阶级造成的，控制人们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官僚、资本家主宰着社会的思想意识，把人们分成不同层次，比如白领阶层、蓝领阶层。分层之后，就把人的工资分成三六九等，对社会的贡献少，所得报酬就少；个人投入的时间、教育多，报酬就相应的多，社会分层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分层现象主要是从统治者角度讲的。这里研究普通人，他们不自然的被社会分出层次，男孩比女孩受到更好的教育，长期造成的结果就是女性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比较低。女性在辨认方向、数学等尖端科学方面不如男性，虽然有些是长期生理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社会化的结果。男女的大脑容量相差不太多，如果机会相等的话，能力不会有很大的差别。当然比如说救火、开拖拉机男性因为身体素质强于女性，不能强求平等。我不是女权主义的专家。因为我觉得男女毕竟在生理上是有差别的。现在探讨的是在社会中给男女同样的机会，不是领导者提供了不同机会，而是普通大众、农民给社会造成的层次、形成的阶级。这里从两个理论角度研究，从人口学角度，以前的研究局限于小孩出生前、刚生下来后的阶段，没有得到确定的结果；从社会分层角度，以前的研究专注与统治阶级，没有注意到普通人也能创造不平等的机会。
中国1949年以前男女很不平等，妇女处于附庸地位。解放后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男女基本上是平等的。很多人作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女性的地位与西方女性比较起来，政治权利、经济权利还是偏高的。西方社会女性希望走出家庭仅从60年代开始，而我国50年代就开始了。但是我国农村重男轻女思想还很严重。孔子的传统教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中国婚姻制度中，女孩出嫁之后赚钱再多也不给父母，而男孩具有赡养双亲的责任，如果男孩的收入高，赡养双亲的条件就好些。
要做好这个研究，我认为必须把宏观数据和微观数据统一起来。主要的三个研究课题是：中国是否存在男女小孩上学的差别（是人为造成的，而不是智力造成的）；是否存在年青男女就业差别（这些差别不是能力造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如果这些差别存在，它们是否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
我研究小孩6岁上学的时候机会是否平等。小学并不要求很高的智力，如果没有重男轻女思想，男孩女孩就学率应该差不多。初中也应该差不多。到大学由于智力影响及学科限制性，男学生的比例可能会大。宏观上数据用的是1990年的人口普查，还用了一些典型的事例。我调查了一些城市、北京郊区和偏远郊区，与人们谈话，了解其思想状态，这里选了两个案例。主要是运用叙述的方法，没有用模型，因为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在控制男女性别比例的情况下，如果家长没有重男轻女思想，男女入学率应该是相当接近的。但调查结果发现，考虑了1990年全国各个地区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之后，在6—9岁年龄组，男孩的小学入学率是女孩的1.13倍。10-11岁阶段，男孩入学率稍下降。15-19岁阶段，女孩入学率稍高。但总的趋势是男孩入学率高于女孩。大学也是男孩入学率高得多。女性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远远多于男性，这是早期家长重男轻女思想造成的恶果。男性在高中、大学的比例高于女性，正好证明了中国社会重男轻女思想造成了女性不仅在小学时失去了很多机会，在中学、大学也失去了很多机会。90年人口普查时，许多小女孩上不了小学。成人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的表现就是持小学学历的女性在各个年龄段都高于男性。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不是统治者造成的，而是传统势力严重阻碍着机会平等。欧洲先进国家不论男女基本持有中学学历，大学学历还是不多。小学时男女入学率无差别。
90年人口普查可以看出结婚年龄段是19-22岁。许多女孩没上学，也没结婚，而是在工作。城市中15-19岁女孩就业率稍低于男孩，但在县城中15-19岁女孩就业率就高于男孩，农村就更高。这是考虑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情况下，女孩就业率仍很高，说明许多家长（尤其是农民家长）让女孩干活（在田里或在城镇打工）来养家，让男孩上学。总的来说，尽管女孩人数少于男孩，15-19岁年龄段女孩就业率仍高于男孩。可是成年组里男性就业率（包括脑力、体力劳动）远远高于女性。说明女性在成年以前就劳动了很多年。
城市里重男轻女思想随着教育水平提高而下降。家长不太歧视女孩，照样让女孩上学。城市中15-19岁女孩就业率稍低于男孩。
90年人口普查时，只要在普查前连续就业六个月，就认为是全日制的工人。如果是在农忙后做的调查，因为农忙时农民都到田里干活，就业率自然很高。我们的就业率与西方所说的就业率不一样。西方所说的就业率指一周工作5天，共40个小时，连续工作六个月，有薪水。在中国只要一周干40个小时，连续干六个月得到收益（不一定是工资）就算是就业。中国妇女的就业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发达国家（如西德、美国）妇女就业率很低。因为请保姆比较贵，妇女往往在家打扫卫生、照顾孩子。西方认为妇女在家是家庭经济好的象征。中等家庭、工人家庭才需要妇女工作。中国正好相反，认为就业率越高越好。我认为就业率高证明文化水平低。没办法上学，只能干活。从另一角度来看，就业率高不是男女平等的表现，而是男女不平等的表现。美国的家庭妇女可能是大学毕业生。而我国的家庭妇女可能小学都没上完就开始工作。这个就业率，中国译为社会劳动参与率。
从宏观数据来看，农村女性的就业率远远高于男性，尤其在15-19岁阶段，后来男性就业率开始上升。城市里，开始时男女就业率基本相等，后来男性就业率高于女性。也就是说，城市里稍微平均一些。但宏观数据研究有缺陷，因为有时候人口普查许多实例调查不到，或者调查出来不报告。当然，这些数据比随机抽样得来的要准确得多，因为它来自整个人口普查。
因此我做了个体案例调查，以下讲了其中一个例子。
我叫张哲，19岁，家在内蒙古的一个县城。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很平静。我妈妈很高兴地向家人宣布我被中山大学录取的消息。当我看到我的小妹妹悄然回到自己小屋的时候，我的心砰砰地跳起来。妹妹比我小一岁半，非常聪明、勤奋。在初中时，她比我低一级。但是由于她优秀的成绩，她跳了一级与我同级。高中入学考试时，她考了全县第一名。由于我家不能同时给两个孩子提供重点高中的学费，父母就自然地决定，作为男孩的我进重点高中，于是妹妹就上了普通中学。在我们这个偏远小城，重男轻女思想还是很严重的。在高中我住校，不能经常回家，但是我知道妹妹还是很认真地学习。然而，家里只重视我的成绩，不太关心妹妹的成绩。今年我和妹妹都参加了高考，考完后，我妹妹告诉我她觉得考题并不难。我报考了中山大学，妹妹报考了内蒙古的铁路学校，因为她是从普通学校毕业的，因此报考铁路学校比较有把握。我们家里也认为不能两个人都上好大学。当考分公布时，她让我们整个县城都震惊了，我妹妹的总分名列全县第一。妹妹听到这个消息时，跑回屋里哭了一场，然后就非常安静，什么话也不说。我知道她并不想上那样一个学校，过去三年她学习比我还刻苦。但今天的结果使我面对妹妹感到惭愧。尽管妹妹不会放弃，但她要比别人努力三、四倍，才能达到她的目标，而我不用太努力就能达到我的目标。现在我在广州，远离我的妹妹，我只能祝福她今后顺利。
这个案例说明男孩得到较好的受教育机会。重男轻女的思想代代相传，人们的反抗意识较弱。这个女孩感到不平等，也就是哭了一场，只是非常被动的消极的反抗，还是遵从了家长的决定。家长也不在乎女孩心理上的创伤，对女孩哭的行为也不关心。被调查者也只是说祝福妹妹，没有想到切实地帮助妹妹，比如给县里写信，请求给妹妹调一个学校。
另一个案例讲在北京灯市口有一个由40个女保姆组成的"京城家庭"。这些保姆来自不同的农村、乡镇，其中只有三个结过婚。她们来北京的原因各有不同：一个女的结婚后没有生男孩，被婆婆和丈夫赶出来了；有个女孩刚上小学五年级，因为家里又生了个男孩，她父亲就让她回家干活，照顾弟弟；另一个女孩刚上初中，她弟弟一上初中，家里就让她退学；还有一个女孩18岁，家里给她介绍对象，让她结婚，她跑到一个县城的乡镇企业去干活，后来来到北京。这些外地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有个保姆把主人女儿的名字叫成自己女儿的名字，主人就很不高兴。这些保姆讲她们自己的故事，也不太知道自己以后怎么办。有的还想回去；有的不想回去，想在城里嫁人，有些漂亮的，有1%的可能与城里人结婚，其他人很难在城市立足。无论是宏观数据还是个例研究，都可以看出由于农村福利、养老金不全面，所以要男孩受较好的教育，将来多赚钱来赡养父母。
尽管妇女独立运动在世界上从50年代就开始了，60年代在西方世界达到高潮，但是性别选择偏好和性别歧视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尽管各国反复强调男女平等，事实上却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光是由统治阶级造成的，而且是由普通人造成的。
讨论部分：
李培林：
王文博士谈的宏观统计方面的数据及实证的结果与我们经验上的判断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对此，我有几个问题：（1）如果用这些数据来解释全国现象，要注意到中国城乡差别中巨大的差异。由于我国独特的城乡分离制度，城市中出现了与农村大相径庭的情况。比如在教育方面，二、三十年代清华女生大概只占10%，现在有的院系女生超过50%，甚至在一些传统的男生独霸的学科（如物理、数学）女生的比例也很高。有人解释那是应试教育的结果：女孩可能适应记忆、行为固定的模式；男孩在这个阶段思想活跃一些，不太适应固定模式这一套。（2）既然讲性别偏好和年青女性就学就业的关系，为什么没有提到性别偏好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应该对性别偏好的形成机制提出一些看法。经济学上比较容易的解释是关于收入（包括福利和保障）问题。根据贝克尔的理论，在社会保障非常低的情况下，选择男孩可能会降低生活成本，这是经济上趋利避害的选择。这种解释现在看来也有一定片面性，它无法解释一些情况：对中国东部、西部进行了生育欲望调查，东西部并没有因为收入差距拉大产生巨大差别。而按照成本理论，收入高的地区生孩子的欲望应该比收入低的地区低得多。这可能说明由于文化的影响使经济上的成本解释不一定完全起作用。文化的影响涉及如何测量的问题。比如说男性是家庭的"根"，从经济上讲也不是完全没有理论依据，因为男性是家庭财产继承的主要人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文化上的因素。一些贫穷地区的游牧民族，为了使家庭财产不分割，几个兄弟娶一个妻子，实行一妻多夫制。这种文化上的特殊因素对家庭性别偏好的影响是很复杂的，关键在于如何测定。另外就是制度的影响，比如说城市中喜欢男孩的家庭可能也很多，与农村的差别可能没有实际统计数据中体现的差别那么大，但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即使是女孩也要供她上大学。城市中男女教育、就业差别就较小。而且很多情况下，女孩对家庭的照顾可能更多一些。弄清收入、文化、制度等方面对性别偏好影响的关系利于更透彻地研究问题。
王文：
的确，某些重点大学（如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的一些学科女生比例高于男生，特别是在工商管理方面。我当时写文章用的是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总和了全国所有大学的数据，因为我觉得如果小学、中学用全国人口数据，大学用重点大学数据是不合适的。总体趋势是男性的入学率高。至于重点学校的现象，我想把它放在最后作为讨论部分。
关于性别偏好的根源，我在文章中也提到了：家庭线的延续；孔子思想的影响；经济学上经济效益的影响。但是一篇文章总要研究一个重点，不可能既研究根源又研究影响。我这篇文章主要偏重于后果的研究。关于根源，我要用不同的数据，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单独写一篇文章。
李培林：
有些问题必须解释清楚，比如妇女参与率，如果15岁以下的女孩的劳动参与率高的话，可能反映了入学率低，受教育情况与性别偏好有关。但就整个就业情况而言，如果妇女参与率高的话，所说的"妇女就业率高反而是男女不平等的一种表现"的判断恐怕是不对的。必须有个衡量标准，是否就业率高是性别偏好的歧视应该具体探讨一下。
王文：
妇女就业率高是中国经济比世界经济低的表现。我们的人口普查是秋天做的，农民在农忙时节干活六个月就算就业，而西方不承认这样是就业。
李培林：
中国整个社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比别国高，比同等发达程度国家（如印度）高得多。这可能是社会主义提高了妇女地位。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有人提出妇女回家，留出工作岗位以减轻就业压力，遭到女性的抨击。
刘伯红：
人口普查的统计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农业实际上不是一个就业问题，后来解释为劳动参与率问题或经济参与率问题。而实际上，在中国在家务农不是就业的概念。比如说非农转移——农民到城市打工，多少有一点现代意义上的就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不是西方观念上的就业。为什么把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要统计为就业呢？这是个值得解释的问题，其中可能有许多制度因素。
主流学科中从性别角度分析还是比较边缘的。尽管王文说她不是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去分析的，只是从文化上的性别偏差角度来描绘统计上的性别差异问题。这些现象国内存在着还可能扩展。还有收入差别问题；就业流动的差别问题，是水平流动还是垂直流动，垂直流动是向上的流动还是向下的流动；以及职业结构问题，男性可能在建筑行业打工，收入较高，女性可能去做保姆，收入较低。从收入差别、职业结构来讲，每一年龄段的性别差异都很大。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还希望与历史进行比较。从数据上来看，82年和90年是可以比较的。由于国家普及教育，82-90年15-19岁女孩受教育率提高了10%。此外，还要考虑到贫困地区会有早婚现象。尽管15-19岁女孩受教育率提高了10%，还是比男性低。再与95年的情况相比较，尤其要注意市场经济对这种性别偏好的差别有何影响。而刚才讲到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剩余意愿没有明显差异。
李培林：
如果以性别比代表性别偏好，对收入或经济发达程度与入学、就业进行回归分析，看它们之间是否相关。是否性别比越高的地区，入学率、就业率就一定高，会不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我认为有可能收入水平、经济发展程度对就业、入学的影响比较大，而性别比的影响不一定很显著，这样的话，文章中的分析就站不住脚。
刘伯红：
人口中心对95年的性别比做了地区性的调查，它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有一定关系，但不完全相关。
1985年以后，中国（尤其是发达地区）大规模引入了B超，导致了通过性别选择来堕胎的问题。现在男女孩辍学率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是女孩辍学率高，现在男孩更高（尤其在经济发达地区）。可见，中国童工现象也是很复杂的因素。有关农村就业问题，应分析各种转移因素，放在第二、三产业结构中考虑。女性沉淀在农村中的比例很高。女性在农村中滞留的产业结构比例远远高于整个结构下降的平均比例。
对于"随经济发展重男轻女情况将逐渐减弱"的结论，只能说明一些方面的问题，而不能说明全部问题。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重男轻女，人们可以不再溺婴，而是通过B超来选择出生的男女性别。
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对性别偏差起很大作用。农村的财产制、养老制、土地分配制度、婚姻制度等制约着农村，使农民更愿意要个男孩。
此外，还有国家的控制力量对性别偏好的影响力和老百姓对性别偏好的态度。我不赞成老百姓一代代消极反抗的说法。有很多例子说到有的母亲因为小时候资源不充分没上学，特别刻意地培养女孩子上学。中国文化中的性别差别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得以解决。尽管许多人认为中国妇女解放程度超过了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中的性别盲点仍然存在着。但老百姓中也存在着能动性及反抗意识。后一个案例中那个女孩如果真的很消极的话，就不会努力学习了，也就不会哭了。
王文：
从南韩看，随着经济发展，轻女的倾向减弱了。我国82年与90年比，重男轻女思想在城市中显著减弱。而在农村中是最严重的。随着教育水平、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这种心理因素逐渐减轻。西方（澳大利亚、意大利、欧洲）发表了许多95、97年做的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是影响重男轻女思想的首要因素，第二是家庭持续线，在亚洲地区还受孔子学说的影响。经济上的投资与收益分析有很重要的影响。经济发展是曲折的向上发展的趋势，不可能经济今年上升了，这一思想一下就减弱了。总的趋势是经济发展使重男轻女思想减弱。这个已经被世界经济证实了。因为19世纪英国（特别是苏格兰地区）重男轻女思想也很严重，但随着经济发展就减弱了。
盛洪：
第一个案例中，如果他父母更富裕一些，两个孩子就都能上学。资源不够的情况下才要排序，才表现出重男轻女；资源足够就不必排序了。其中隐含的是假如资源不够，还是让男孩先上。就是说，经济发展使人们有条件不再歧视女孩，但并没有改变观念。
郭佩：
假如那个女孩上师范院校，就解决了资源约束问题。
李培林：
我们实际上是在假定文化一致的条件下来研究国家经济发展对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但是文化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比如日本与美国、欧洲比较，尽管日本在经济上达到了等同于欧美的发展水平，其性别偏好却严重得多。
王文：
北欧三国（瑞典、芬兰、挪威）社会分层最不明显，高等职业与低等职业工资差别小，男女差别小。芬兰女性大学毕业率高于男性。日本仅次于北欧三国。美国、法国、加拿大是世界上社会分层最严重的先进国家。各职业工资差别最大，男女差别也很大，给人提供的机会不平等。
盛洪：
中国女孩出嫁是要"彩礼"，印度则是给男方"陪嫁"。各国婚姻制度不同。
《红楼梦》和《孔雀东南飞》里的婚姻悲剧是女性（两位母亲）制造的，本来中国讲究"三从四德"——夫死从子，但那里却顺从了母亲。要考虑中国传统。
另外，女权运动有许多极端思想，使人以为妇女解放的标准就是妇女跟男性一样，我认为它错在以男人的标准来衡量女性，其实是在贬低女性，极端的说，包括上学、就业，"学"是宣传霸权的"学"，"业"是低级的"业"。妇女即使成为工程师，最伟大的仍是培养一个孩子。好多解放的妇女说自己根本不管孩子。妇女解放关键一点是自由选择：女孩子想上大学父母就有义务让她上大学，也有的女性不愿工作。衡量标准应该是自由选择，而不是所谓的现代化标准。
刘伯红：
我们已经在男性霸权下谈这个问题了。说到"不要以男性为标准，女性不要都受教育、都就业"，但是教育的内容已经是以男性为标准了，这种标准由谁规定，谁来衡量。很多情况下，并非表现为男性对女性的直接排挤、限制，而在于女性本身。女性已经把男性文化、霸权内化了。中国文化从来是看不起妇女的，但是又是崇尚母性的文化，为什么崇尚母性，是因为看中了她们生儿育女的价值。这种崇尚对文化的规范起了什么作用，建立封建家庭等级制度中依靠了什么，又复制了什么，谁想到？
盛洪：
我认为女性的力量并不表现在张牙舞爪、炫耀武力，整天喋喋不休地说话。
张曙光：
中国妇女就业率居于世界前列。这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性别差异是很大的事情。"妇女解放就是和男性一样"的说法毛病很多。
天则经济研究所 丁世艳
（根据录音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