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关于通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般认为，如果通胀率太高的话，则对经济增长不是一个促进作用，而是一个促退的作用。在我们中国，自1949年以来，往往在经济上犯的一个毛病是好大喜功，要不断追求高增长率，比如什么15年赶超英美。这造成的后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不仅是没有大跃进，还造成了2700万人的死亡。在改革初期，这种影响也是有的。比如1979年我们要引进外国资本来促进中国的告诉增长，然后要几年翻一番等等。当时有个术语叫"洋跃进"。在1992年的时候，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时大家也看到了，经济的过热造成了1993、1994年的通货膨胀。但这个形势在以后几年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几年我们看到我们在宏观经济上出现了萧条，实际上是一个通货紧缩的问题了，就是物价的绝对下降。但是通货紧缩在战后世界各国来看是非常少的。我们如果把美国经济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更早一些的1933年、也就是经济大萧条作为一个分水岭，如果我们划一条线的话，就可以看到在1933年以前，美国确实出现过负的通货膨胀率，而1933年以后美国从来没有发生过通货紧缩。我现在所讲的题目和我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给北大学生做的报告的题目是相似的，但是得出的结论和那时有些不同。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前提下的最佳通胀率。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是长期存在争论的。与此相关的课题是有关最佳通货膨胀率的概念。什么是最佳通货膨胀率呢？对此定义有所不同。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通货膨胀，也经历了通货紧缩。对通货膨胀和最佳通胀率的探讨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但我们如果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来看，这个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先来看看国际学术界对最佳通货膨胀率这个有争议的课题的争论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对立的两派，可以简单的说，一个是凯恩斯学说和后凯恩斯学说，他们比较强调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货币主义学派。这两派也有共同之处，比如说它们都认为在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下，例如在0—4%的温和通货膨胀率下，通胀对经济的负面作用是很轻的。
在讲二者的差别之前，我先把这两派的情况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早先在凯恩斯主义流行时期，他们认为增长和通胀有正相关关系，就是说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的话，经济增长率也比较高。这里面有一个理论就是菲利浦斯曲线。这个理论说明通胀率高的话，失业率就比较低，相应的经济增长率就比较高。一般而言，决定最佳通货膨胀率的，一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二是一个国家中的居民偏好。最佳通货膨胀率就是对这两者权衡之后的偏好选择。偏好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战后的德国。德国过去经历过超级通货膨胀的苦通，所以他们觉得应把通货膨胀率定在零上，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认为他们可接受的通货膨胀率在2%。有些国家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比较大，比如像南美一些国家，即使通货膨胀率达到20%甚至是100%，都觉得可以忍受。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偏好的关系。
到70年代之后，货币学派崛起，他们认为通胀对长期经济增长没有积极作用，菲利浦斯曲线从长期来看是垂直的。也就是说按照他们所坚持的自然失业率的观点，不管通货膨胀率怎么变，菲利浦斯曲线始终是垂直的。因此，他们认为最佳通货膨胀率应当为零。凯恩斯学派为什么会觉得通胀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呢？因为他的理论当时是建立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的，这时候如果利用政府财政手段来增加开支，刺激经济增长，这就会伴随温和的通货膨胀，这就是有效需求理论。另外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提出的一些理论在国际学术界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他以前就预言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然后1998年他对于日本的经济萧条提出的对策，也是运用通货膨胀政策刺激需求。他说如果日本经济产生通货，大伙就不能够持币待购了，就会调动居民的需求。这和70年代以来流行的不应该有通货膨胀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关于通货膨胀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还有一个假设是托宾提出来的。托宾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也认为最佳通货膨胀率应该在零以上。他对此的解释和凯恩斯稍微有一点不同。他说，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就会不断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以后，相对价格结构也必须调整。但问题是价格向下降的时候是有摩擦力的，而上升时阻力相对要小。所以如果调整相对价格，一般是靠相对低的价格上升来完成的。比如说钢材价格和粮食价格，前者是偏低的，后者是偏高的，我们怎样把这种剪刀差调整过来呢？这就是要靠把粮食的价格提上去，而不能靠钢铁价格的下降。所以在这样一种价格调整过程中，一定会造成某种程度的通货膨胀。这就是托宾的相对价格的解释。我们在1994年以来发表过4、5篇论文，讨论在相对价格扭曲非常厉害的转型中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在波兰、俄国进行经济"大爆炸"改革的时候，引起通货膨胀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由于相对于人为压低的价格，货币供应过多，从而放开价格的时候价格上涨。因为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它造成的通货膨胀应该是一次性的，就是说价格会一步涨到位。因此不应该有以后的持续的通货膨胀。这与事实是不符合的。波兰放开价格以后连续3年都有高的通货膨胀率，俄国则至少7、8年都出现了高通货膨胀。我的理论模型证明了，造成这些转型中国家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是相对价格的调整。举个例子来讲，在俄国把价格一下子放开的时候，原来一些紧缺产品的价格，比如彩电，一下跳了400%，而其他商品价格相对跳的少得多。
我刚才讲的是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那么通货膨胀对经济的负效应有哪些呢？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一是通胀对经济活动长期行为方式的破坏。通胀造成了物价不稳定和经济不确定，从而使长期企业行为的风险成本加大，这样就使得企业行为短期化。这是通货膨胀对中长期经济活动造成破坏的主要原因。此外，通货膨胀还会使人们收入的购买力降低，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但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工资收入是指数化的话，通货膨胀对人们实际收入的减少的作用不应该是很大的。
关于通货膨胀对经济的负作用，货币学派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他们认为任何的通货膨胀都是不可取的，所以最佳通胀率应该是零。代表人物有弗里德曼等。
在实证方面，大家对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也做了研究，究竟二者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在我讲我的模型和结果之前，我想问在座的各位，在长期内，多少人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多少人认为有促退作用？（持两种观点者皆有）还有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的程度问题，这就引出我们下面一个题目。后来的经济学家对这两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回归分析。做的比较多的是哈佛大学教授巴罗。巴罗也是研究通胀和经济增长关系的一个比较权威的经济学家。他采用了简单的通货膨胀率和国民经济增长率指标，然后对各国比较，进行回归分析。在他的研究中，你不能看到很明显的相关关系，但是在高通胀率的时候例外。大家可以想想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巴罗进行线性回归的结果是发现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率之间是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长期作用是负的。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简单线性回归研究。我用的样本和他稍微有些不同。他进行了筛选，我没有进行筛选，而是能把所有能够拿到的世行的数据都采用了。结果在这张图中，你可以看到，尽管它表现的是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但系数很小，只有0.01。也就是说如果划一条线的话，这条线基本上是水平的，特别如果把最后两点，就是高通胀率的时候拿掉以后，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之所以感到它是一个负数，实际上是因为最后有几个点把它拉下去了。但这几个点（拉丁美洲国家）可能并没有典型的意义。巴罗当时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只关注在通货膨胀率20%以上的国家，那么实际上是弄不清楚的。除了巴罗以外，还有大量经济学家也通过计算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所以根据以上的分析，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对经济长期增长是促退的，而不是促进的；而低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太清楚。
但我看了他们的实证分析后，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对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只是做了简单的线性回归。也就是说他们如果假设是正相关，则永远是正相关；如果是假设负相关，则永远是负相关。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在某种区间它们是正相关，而某种区间它们是负相关的？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最佳通胀率。要算出这个最佳通胀率，就要另外找一个函数，而且这个函数需要从理论上来说明。
对此我做了一些分析。我用了物理学上的"Black Board"方程，然后看几个叠加。理论上说，只要对一定的波形进行某种叠加，所有的波形都可以做出来。当然有的时候要确定一个函数关系不是很容易，物理学家通常要为此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但我们可以从这个路子上开始，找出这种关系。我们现在假设，按照克鲁格曼等的正相关理论，也就是说低通胀对相对价格的调整、总需求的增加等，都有很大的好处，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通胀率的增加而递减。用一个函数关系表示就是：
Yi = h(1— e-px)。
我们再来把弗里德曼的理论进行模拟。弗里德曼的理论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促退作用。在低通胀率的时候，可能这种促退作用不明显，但随着通胀率的提高，促退作用也会逐渐加大。这种关系可模拟为：
Y = b [(ax+1)e-cx— 1]。
我们可以把上面两个函数关系模拟出来后，就对二者进行比较。我发现其实搞物理的人每天都在弄这样的东西。当时我请教了两个我们学校的物理学教授，他们一看到这样的函数关系，就想到有一个"Black Board"的关系好象与这两个函数叠加起来比较接近。所以他们这两派的理论，我认为都是瞎子摸象，只看到了一面。把它们合成起来，就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关系：在很低的通货膨胀率时，二者是正相关关系，然后到了一个峰顶就开始往下走。下面就需要运用同样的样本去验证是不是这样。
再继续往下讲的时候，我想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说在上面的函数关系中，起始点是零。但一个国家由于不同的经济条件，有一个本源增长率，它和通胀没有关系，而是由老百姓的创造力、经济的活力等因素决定的，是一个常数。把这个本源增长率再叠加到上面的关系中，就又得出一个新的曲线。现在我们需要把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就是计算上面函数关系中的参数a、b、c、h、p。通过对世界上102个国家70、80年代平均增长率和平均通胀率样本的回归分析，最后得出的结果是：c=5.00、a=0.1914、h=14.66、b=5.55、p=0.977。
这里面就很奇怪了。按照上面的函数关系，确实有一个最佳点，而不是一个平行的线。可以算出最佳点的通货膨胀率是18.8%，这好象与我们的直观感受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后来我们发现关键在于几个国家，例如巴西的通货膨胀率是40%，7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达到8%。这些因素就影响了上面的数据。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国家。如果把这些国家放弃的话，得出的数据就会低一些。但不管怎样，在最佳点上，通货膨胀率是18.8%，经济增长率是4.22%。这个最佳通货膨胀率只说明了平均最高经济增长的程度，但是各国的偏好即无差异曲线还不一样。比如说德国，它的老百姓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非常低，所以它的无差异曲线与上面叠加的曲线的交点是在零通货膨胀率上。其他国家的无差异曲线则可能会不同，例如有的国家偏好于比较高的增长率和遇刺相应的正的通货膨胀率。问题在于，为什么象巴西这样的国家会选择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和相对较低的增长率呢？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函数关系。
我再把我对中国数据的回归分析讲一下。你会发现得出的这些数据也是相当有意思的。我这里有个表格是1978—1998年中国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略）下面我发给大家一个表格，里面的函数关系表示当通货膨胀率是1%的时候，相应得到的增长率是多少。然后大家看一下在几个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组合当中，哪一个组合你觉得最好。在你认为最好的组合上写1，认为其次好的组合写2，依此类推。大家写完后再来讨论。如果先讨论再写会受到影响。（听众填表）
下面我把大家交上来的表格讲一下。选择最高的通货膨胀率是7%。很多人选择越低越好。还有很多人选择0—7%之间的数字，我到现在看到得最多的是4%、5%。只有一个人写到通货膨胀率10%，经济增长率10%，他叫做"双十"。所以这个通货膨胀率我们叫最佳通货膨胀率A，它的概念就是说经济增长率最快，而通货膨胀率最低。所以研究最佳通货膨胀率，不但要看无差异曲线，还要看偏好。我现在研究的大致的结果是这样。我觉得这开拓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研究方向，即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以前西方大部分学者就是把它们简单的线性回归。而我所采用的函数关系更加接近于现实。我想和在座各位一起超这个方向努力。我觉得最佳通货膨胀率的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谢谢大家。
讨论：
盛洪：非常感谢张教授的报告，下面开始讨论。
孙学工：首先感谢张欣教授给我们做的报告。最佳通胀率的研究在国际上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并且有很多争议。但对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很新颖的题目。通过他所讲的内容，我确实觉得这个题目不仅在理论上是很有意义的，在实践上也很有意义。我来自国家计委，这个部门实际上是负责短期调控的，所以我对通货膨胀率也是非常关心。但是我们现在的政策，并没有一个长期的目标，只是针对短期的形式进行政策操作。也就是说如果今年通货膨胀率非常高了，我们想的就是下年如何能把它降低一点，而心目中并没有一个长期的最优目标。所以这导致了一些问题。像1996年的时候，通货膨胀率已经降下来了，而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当时我们说宏观形势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但是实际上从操作上看，由于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长期调控目标，而只是以为它从一个点滑落下来了，所以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率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跳跃性非常大。因此我认为这种研究对政策的指导意义是非常大的。假如说确实存在一种大家都认可的最佳通货膨胀率，我想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对我们做的政策调控工作，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张教授对传统的计算方法做了很多改进，就像他说的，原来只是进行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他则找了一些更符合实际的函数，这对于这项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同时，我在听的时候也有一点小的疑问，就是说你现在的方程对通货膨胀和增长的解释程度有多大？大家看到了，刚才得到的结论中，最佳通胀率是18.8%，而增长率只有4.4%。如果实际的增长率主要是由方程以外其他的因素决定的，通胀起的作用并不大，那你在做回归分析的时候能不能把其他的因素控制一下？而且导致通胀本身的因素也有很多，有时是由于供给冲击导致，有时是由于需求因素导致。因此通胀的类型也有很多不同，如果能把这些因素再控制一下，我想会得到更加准确的结论。
张欣：我的观察点是102个国家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情况，也就是说每个国家有两个观察点，所以一共是204个观察点。世界银行有现成的数据，这就免得自己再做调整了。虽然方差比较大，但比巴罗的要小。因为它非常散乱，你要把其他的因素都控制也可以，但这样调整起来也不见得就好，可能代价太大。因为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所以只能大致得出一个概念，它不可能象诸如多少劳动力投入对产出有多少影响那样容易控制。
孙学工：那是不是应该在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作出区分。像你所说的转轨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等，都有很大的差异。
张欣：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国家按类型或地区区分，可以使研究结论更有说服力，我们会在以后改进。
孙学工：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如果方差太低的话，他的方程里做出来的增长率在实际中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不知道填的那个表中的数据是不是也是根据这个方差得到的。这对于政策制定而言会有一定的问题。也就是说从这个图上来看，7%的通胀率可能会达到一个10%左右的增长率。这是一个相当好的组合了。但是在实际上，从各个方面的情况看，比如从实际的经济资源看，达到10%的增长率实际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汇报下，我认为方程的解释程度及其对现实的知道意义是有问题的。有时侯可能结构等因素影响更大，或者说方程成立的条件是方程之外的因素没有发生变化。正是因为方程的解释程度不是太高，而方程以外的因素变化又非常大，所以导致方程对未来的预测能力有一定的问题。怎么能够把结构等因素考虑进去，我想会更好。
张欣：我的这两个方程做出来的结果都比线性方程得出的结果要好的多。主要问题不是方程本身，而是观察点。观察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中国有几年通货膨胀率达到13%、14%。如果根据这样的情况，最后就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结果。方程对未来的解释力确实会有一定的问题，因为还会有其他很多很多影响因素，但这里主要是看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他未被解释的都包含在方差里了。如果方差是5%，则至少有5%的因素是这个方程不能解释的。
陈学彬：刚才张欣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些他的研究成果，我谈一些自己的感受。对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管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西方国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争论很大的问题。正如张教授所说，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几派观点，一派认为是正相关，一派认为是负相关，还有人认为从长期看是中性的。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模型来描述。最典型的就是菲利浦斯曲线及其各种变形。从西方来讲，都是把二者看做一个线性关系，来进行实证的分析，实证出来的结果当然不是很好。张教授在这里首先从理论上就突破了正相关和负相关两种对立观点的局限，然后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来描述它；同时他还做了实证的研究，这个实证的结果尽管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他的创意在于他较好的解决了一个拐点的问题。对于菲利浦斯曲线，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也用到了，也是采取了一个非线性的模拟。但这个非线性的模拟是对中国的短期情况的模拟。从长期方面考虑来说，张教授的模型在理论上是有创意的。同时在实证上，他也做了一些检验。他对我们国家的检验也很有意义。比如说从1995年以来，我们国家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完全是一个非线性的，而且从他的图上就可以导出一个最佳点，就是通货膨胀在2%左右，经济增长在6%左右。因此张欣教授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创意，同时在实证上也可以给我们有意义的启发，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当然从政策支持等方面还有一些值得进一步改进的余地。
我想在有些方面跟张教授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个就是在张教授的模型中，直接考虑通货膨胀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70、80年代以来，早期的菲利浦斯曲线讨论的是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负相关，然后转换成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这个正相关实际上是间接的分析。后来把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和公众预期因素考虑进去，分析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与自然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偏差，然后分析它跟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所以通货膨胀预期等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如果把以上因素考虑进去，你的模型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想可能会更好的反映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第二点是，我认为你在继续分析的时候，应该把那些不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偏差很大的国家剔除掉，因为把它们放进去会夸大通货膨胀率。对我们国家来说，讨论长期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一个是数据可能成问题。而且我们国家的代表性不是很强。我考虑我们在分析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时候，从一个国家来说，讨论最佳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这个国家当时的实际增长率的结构等因素。如果你认为这些因素都在统计数据里反映出来了，从而可以对这些数据不做任何限定就用来做回归分析，那么得出的数据可能是准确的。但是我们还应考虑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时期的体制变化、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这些都会对最佳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
我就简单谈这么些。
盛洪：非常感谢陈教授的评论。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复杂的。下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
贺菊煌：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在分析方法上是不可取的。你讨论的是通货膨胀跟经济增长的关系，那影响二者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这中分析方法无法把所有的因素包含进去。
李晓宁：刚才有人说到要把巴西等国家剔除掉，但我还是认为应当放进去。因为巴西也是一个大国，不是弹丸之地，很有典型意义。我认为你刚才寻求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最佳点，这是不可取的，因为经济总是处于不断波动之中的。
赵农：对于全球各国从某一时点的截面进行分析，确实需要对不同的国家进行分类。而作为对中国一段时期内的分析，需要考虑到政府行为的变化。反映在这里面，就是自然增长率可能会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这就会涉及到失业问题等。我认为在对我们国家进行分析时，仅仅停留在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关系上是不行的。我举个例子。按照科尔奈的分析，短缺是计划经济遗留的必然产物。但是根据我做的一个思想实验，这种替代关系曲线随着不同的变化会发生旋转。假如我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话，那么拿那么简单的分析肯定反映不出来许多深层次的东西。所以我希望你既需要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更需要研究数字关系背后的更复杂的经济行为的关联。
黎鸣：听了张教授的演讲我有一点感想。经济学家做的工作虽然从表面上看很现实，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在做一种无用功。经济运作是一个多变量因素，任何两个变量之间都会有一种复杂的关系。所以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本身各是什么变量，是因变量还是自变量，而且从宏观上能不能真正做到控制，都值得讨论。在所有的变量中，有些是可控的，有些是不可控的，而你把可控与不可控的所有因素都作为标本，把102个国家全部放在一起，这在方法论上是有问题的。你至少应把这些国家做一下分类。你把不可比的东西放在一起是不行的。实际上某些国家实际上都处在一种不可控的状态。对于中国目前的状态我也有一种怀疑。比如说中国最近的20年，经济增长率一直都是居高不下。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家控制的好呢，还是因为其中的某些不可控因素起了作用？我认为是后者。所以你必须把可控的条件找出来。还有一个问题是可观察性。如果不可观察，那就根本不可控。对于中国的数据很多是不可信的，因为它无法观察。这些数据你把它们计算出来，只能说是一种数学游戏。所以我觉得你的工作还应做的更细，起码应有可控的分类、可观察的分类、发达程度的分类等。这样一来就会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
茅于轼：我在1997年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最优通胀率的问题。我的文章题目叫做"透彻理解通货膨胀"。题目的意思，就是我还是不太理解，而且我觉得经济学家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到底通货膨胀好还是不好。我自己没搞清楚，我看了很多资料，觉得人家也没有搞清楚。所以我就回到了实践，就是说能不能从最后的结果来看看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今天张欣教授谈的问题。我是这样想的，通货膨胀有好处，但也有坏处，这是每个人都承认的。但究竟是好处大，还是坏处大？好坏的大小是不是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而发生改变？如果好处跟坏处一样大，那这肯定就是个最优点了，超过这个点，坏处就大于好处；小于这个点，好处就大于坏处。但是你要说出通货膨胀的好处跟坏处，却是非常难的。因为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一个信号，它影响人的行为。这个信号一旦发生改变，则消费、投资、储蓄、进出口等等都会发生改变。因此，我就在想，我们过去的研究有一个毛病，就是把通货膨胀当成一个给每个人都同样的信号。比如说通货膨胀率是零，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把这个信号当成零？并不是。通货膨胀为零是年底的结果，而这一年的过程中老百姓有人认为是正，有人认为是负，知识最后表现出来的综合结果是零。所以这两个是有很大差别的，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坚定的信心，认为通货膨胀率不会变，这种状态跟经济运行的结果是零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前者是一种最优状态。因为如果通货膨胀率等于零是人们的一个坚定的信心，它给我们的信号就是到年底通货膨胀一定是零，并且明年、后年都是零。在这种环境下做的决策就是最优决策，它没有价格信号的混乱，达到了经济系统的均衡。但是实际上这种最佳状态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负通货膨胀的坏处比正通货膨胀的坏处可能要大一些。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设定一个正通货膨胀率的目标，比如说2%。这并不是因为2%好，而是要避免-1%出现。为什么负通货比正通货膨胀更有害呢？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负通货膨胀使得一些人不劳而获。这对社会经济肯定是有害的。因为价格下降所增加的购买力不是通过劳动得到的，天上掉不下东西来，你多得到的东西都是人家生产出来的，这样一种结果肯定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负通货膨胀是不好的，而零通货膨胀又是做不到的，最后只有保持正通货膨胀。我觉得张欣教授的研究，意义就在于把很多因素都通过统计的方法排除在外。刚才黎鸣老师讲的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有些数据确实是不可控制的。如果有足够多的样本，就可以把噪音都排除掉。但是这里有一点不足就是理论分析不够。
最后我再说一点，就是经济学家往往追求增长。我觉得除了增长还有别的东西需要考虑。这里"别的东西"包括稳定、收入、可预期、安全感等。比如说同样的经济增长，一个稳定一个不稳定，那你肯定选择稳定。这就证明稳定本身是有价值的。我就说这些。
张祥平：我觉得经济研究中雷同与简单物理学的研究，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实际上如果你要真正找物理学模型的话，也有更复杂的模型，就不是这种指数形式了，而是迭代关系。因此我这是从整个方法上提出一点看法。当然我同意刚才在座学者讲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你用一个相当简单的模型，去描述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这肯定是不能把问题弄清楚的。因此其中的决策价值和参考意义也要打折扣。关于这个模型，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我可以使通货膨胀达到零，而且在一定时期保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如果把那10年拿来会怎样？所以在一个个10年中，整个世界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如果不考虑这种复杂性的话，显然这里头差距就太大了。我认为现在可能的问题是，你可能设想的是欧美那种非常规范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市场经济下，茅老师讲的稳定、预期等等都是不用操心的。在这种非常狭窄的条件下，我确实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去揭露复杂的事实。但如果这些外部条件都不能保证，模型的解释力就会有问题。如果把欧美作为一个典型的极端，把计划经济作为另一个典型极端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中间有无数的过渡。你把所有这些过渡形态都放在一起，肯定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般在高通货膨胀率情况下才能达到一定的增长率呢？这是跟不同利益集团获得的利益以及基层的忍受度都是有关系的。当然你的研究方向是很好的，但如果能把这些复杂的因素考虑的更周详一些会更好。
李晓宁：我们国家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老喜欢用政策手段干预经济。这是不好的。
张欣：刚才很多人从经济学方法论角度提了不少问题，另外也牵涉到模型本身的技术问题。但是，我想研究经济学问题一定是有大量简化的过程的，而且这种简化有时会让人觉得毫没有道理，比如说把几百种因果关系简化成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即使这样，也要做大量的工作。比如我这两个变量的关系，我用最高级的关系、最快的计算机，需要三个小时才能把数据算出来。然后稍微再加一个函数，可能计算机会爆掉。这种现实情况可能大家做的话都会知道。所有经济学尽量的把问题简化。我们确实可以对它提出很多批评，但是它至少可以解释一部分问题。
另外我们讲到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现实情况下，这二者可能都是一个变量。比如说有一个解释就是相对价格的调整，它的原因可能是国家的宏观政策、经济的管理、制度的改变等。结果反映到一个是经济增长是多少，一个是通货膨胀是多少。这儿两者都可能是因变量。但我们的模型至少可以提供一种参考。另外还讲到菲利浦斯曲线的问题。这个其实和我上面讲到的本源增长率或自然增长率相关。自然增长率和通货是没有关系的。在过去讨论的时候，还有一个自然失业率的问题。一开始菲利浦斯曲线是向上倾斜的，但弗里德曼运用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区分了短期和长期的情况。在长期中菲利浦斯曲线是垂直的，即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是不相关的。就象刚才孙学工教授讲的，我们的模型中的确有很多因素过滤掉了，我们准备在下一步的模型中尽量把这些因素找出来。
盛洪：在萧条时期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和货币主义的观点主张是一样的，就是都主张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这只是一个一般的讨论。另外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讨论一下。一个是刚才有个假设，就是说最佳通胀率就是通胀率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其实有一个假定就是通胀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的更快一些。这个假定后来遭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的批评。就是说所谓通胀在短期内能够给大家一个信号，使他们能够积极的投资这样一件事情，如果在人们的理性预期下是不存在的。既然我已经预见到，每年都要发生一定的通货膨胀，那他的反映就不是增加投资，因为全社会所有的产品价格、所有的工资、所有的利润全涨了，跟没涨一样。这是理性预期对通货膨胀的一个批评。在这样的情形下，通货膨胀只有在不断的加速的情况下才有用，而且新加的部分是未被预期到的。80年代的时候，拉美的通货膨胀为什么会加速，就是这个道理。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通货是否能够促进人们的投资和生产？如果通货膨胀是稳定的，理性预期的回答是否定的。这是一个讨论。
还有一个讨论刚才张欣教授也作了回应，我认为是对的。就是说经济学研究要把问题尽量化小，先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再来进行研究。我觉得这应该是可以被认可的，而且大多数人的研究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不应理解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我想提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只有两个因素，也有一些批评，也就是说它们的因果关系可能不是这个方向的。有可能通货膨胀率是由经济增长率决定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假定是开放的经济，它的经济增长了，比邻国要繁荣，货币就要流入，从而使得货币供给扩大；反过来，当经济萧条时，货币就要流出。这就是说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决定通货膨胀率。我觉得这是一点要讲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政策含义。如果假定有一个最佳通胀率，而且假定中央货币当局能够控制通货膨胀率，这就会提供一个操作目标。但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不能实现的。它的道理在于，有时通胀往往是通缩的原因。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也就是说我现在的通缩是因为原来的通胀，我将来的通胀是因为现在的通缩。二者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中央政府有时不见得能够把握住。而你刚才的研究是用时间平均的，但我们觉得时间上的平均恰恰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有可能出现的是，比方按你说的最佳通胀率而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它的结果却可能带来经济衰退。道理何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果我采取了零通货膨胀率政策，结果是假如汇率不变，那很显然我的产品的成本就上升了，我在国外的市场就丢掉了。这实际上是亚洲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的事情。或者说汇率变化，结果有可能资本外流。所以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再一点是在通胀时期，人们一般来讲有乐观的预期和过度投资的倾向，从而投资过度，其结果就是大量亏损，进而债权债务没法兑付，导致信用崩溃和通缩。因此往往通缩是由于通胀造成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央货币当局实际上是把握不住最佳通胀率的。这与社会上的经济反应是很相关的。再比如说，我为了达到一个通胀率，会调低利率，通货膨胀出现以后实际利率会下降，企业会根据这个实际利率做更大的投资；反过来，一旦出现通缩，实际利率就上升，这种情况下虽然政府在不断降低名义利率，但实际利率还是很高，就像这几年我国出现的那种情况。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货币当局是否能在政策上有一种操作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张欣：我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大家可以看出来，这里面对货币主义有一个新的批评。我们假设通胀是可以理性预期的，然后我们把理性预期完全打入我们所有的行为方式当中。就是说，通胀4%和20%都是一样的，你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如果去看货币主义的模型，从总量上看，是对的。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忽略了，就是相对价格的调整。通货膨胀率4%是一个总量概念，这里面可能有些东西价格增长了10%，有些东西增长了1%，或者根本没有增长甚至下降。这种相对价格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经济在发展，结构必然要调整，从而必然会引起相对价格的调整。如果在相对价格调整发生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说如果我们承认价格在下调的时候是相对刚性的，而在上涨的时候是相对弹性的，那么就必然用某种程度的价格增长来实现相对价格的调整，这是理性预期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盛洪：你的假设是针对西方社会提出来的。实际上中国的价格刚性是很小的，尤其是象农产品这些东西，价格变化非常快。还有乡镇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也是自己决定的。乡镇企业没有什么就业刚性，它既可以调整就业，也可以调整工资，同样也可以调整价格。所以你的假设我觉得在中国是可以争议的。西方国家确实有什么工会运动、刚性就业、刚性工资等现象，但其他国家并不一定是这样。
张欣：我刚才讲过了，美国战后从来没有发生过通货紧缩，而我们中国最近经历了负通货膨胀率。本来人们都觉得中国的情况是特别刚性的，因为我们是从原来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型过来的。但我在想，这是不是由于我们还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造成的？这至少是一个跟重要的因素。
李建国：我认为你的无差异曲线分析难以解释现实。因为并不仅仅是根据这两个因素来选择通货膨胀，而是要根据很多因素来选择。所以你的无差异曲线的分析容易产生一定的误导。
茅于轼：我觉得无差异曲线分析还是有用处的。因为我刚才说过，稳定本事是有价值的。增长有价值，稳定也有价值。我增长多一点而减少稳定，跟稳定多一点减少增长是无差异的，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无差异曲线实际上就是承认通胀和稳定性是可以互给的。我还有个问题是，这个模型中样本还不够。如果用7年或者5年移动平均的话也许会好一点。
张欣：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年份越少，个别年份起的作用就越大。
陈学彬：实际上对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这里面分析的话，我想是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这也要分情况来看。实际上可能在比较长的时间里，经济增长可能对通货膨胀因素影响更多。从短期来看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更大。你的模型已经建立起来了，实际上你可以对短期跟长期进行比较分析以后，在从理论上分析它们的差异。我想这样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张欣：我们的题目就叫做可持续发展。怎么做到可持续发展？如果按15年来讨论，可能大家就会认为是可持续增长；如果是3、5年，大家可能认为就不是可持续了。
盛洪：感谢张欣教授，感谢两位评议人和大家的讨论。
（李成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