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19次学术讨论会,邀请了胡景北、韩朝华、胡春力、茅于轼、张曙光等几十位学者,由胡景北教授做主题发言,探讨了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机制的理论及实现方式。与会学者对胡景北教授在农业一阶级结构的假设下提出的中国经济发展机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一理论同马克思、新古典以及刘易斯的设想不一致,相当 程度上吻合了中国的实际,是发展经济学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方面的一个突破,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同时,也就这一理论模式中的不足问题及该理论与中国当前的具体现实的结合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下面是这次讨论会的部分内容:
一阶级结构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机制的分析
刘易斯的模型曾被认为是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机制的标准理论。这个理论把经济体系分为传统和现代两个部门,由于农业部门,即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在剩余劳动由农业向现代部门转移过程中,工资是保持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的。因而在剩余劳动消除之前,工资曲线是水平的,直到剩余劳动全部被现代部门吸收,经济发展最终实现。
然而,刘易斯模型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农业部门二阶级社会结构的假定上的,即农业部门存在着占有耕地的地主和耕种土地的农民两个阶级,由于土地是有限的,所以地主可以把农业工资压低到生存水平,直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但这种假定并不符合中国的情况,因而无法解释中国的经济长期发展机制。胡景北教授提出,中国农业只存在一个阶级,就是农民。中国的农民既占有土地,又耕种土地。所以,中国农业部门是一个一阶级社会结构。这个一阶级模型有两个特点:第一,农民不需要进入劳动市场就可以耕种土地;第二,耕种土地不用缴纳地租。在一阶级的社会结构假定之下,如果我们再假设中国的农民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已超过了养活中国农民所需的技术水平,那么,农民的工资中就将包括超出生存水平的这部门剩余。由于中国农民的工资等于农业平均产品,所以只要农业生产率提高,农民的工资就会提高,这样,刘易斯的水平工资曲线就不可能在中国农业出现,而可能出现的将是一个上升的工资曲线。
在完全市场竞争的假定下,工业从农业获得剩余劳动力,付出的工资与农业部门的工资必然是相等的,农业工资的上升趋势就决定了工业部门工资也是上升的。工资高于维持生存的水平,在工资中就会出现储蓄。这样,在中国,资本积累的模式就是工资和利润共同加入储蓄。
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将是经济发展过程或资本积累过程就是一个工资上升的过程,是一个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现代部门扩张和农业部门转变、农业劳动生产力转移的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工资机制起着支配过程的作用。同时,完全市场竞争的假定决定了工业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工资上升,工业必然要求劳动边际生产率提高,这就带来了现代部门的技术进步,农民在农业上的投资,也会带来农产量的提高,并由此进一步促进农业剩余劳动的转移。
通过利润收入者和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和投资,中国经济发展就可能成为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扩大生产和现代部门的就业,吸收剩余劳动力,提高工资和利润,从而扩大工资和利润中的储蓄,继续扩大生产,继续吸收剩余劳动力这样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向上的过程,最终实现把所有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发展阶梯。
中国劳动者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入了资本积累的过程,成为社会资本的所有者之一,能够取得社会资本的收入。所以,中国劳动者的收入能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这样,劳动者就能依靠自身努力,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并且能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绝对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将是一个符合社会公平的要求的过程。
对一阶级社会结构模型的探讨
众所周知,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太多的了解和实践,所以发展经济学应用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往往比较抽象。如刘易斯的模型就无法解释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最初的原因是储蓄是怎么来的,如果工资仅仅是维持生存的水平,就不可能有储蓄。一阶级模型提出农民的收入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平均分配决定,解释了农民人数变少,分母变小,平均收入就会上升,这就把刘易斯的困境解决了。在相当程度上符合了中国的实际,这是非常有创造性的。这一理论是把国外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成果,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用这个模型解释中国的长期发展,本来可以得出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预见,象中国的长期发展,中国的机制、中国的发展特征等等,但因这个模型还存在某些不确定性,也没有提出量的统计数据,所以解释力是相当抽象的,上面提到的预见同模型的之间的联系还不太令人清楚,可见这个理论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的完善。
首先,发展机制理论对几个范畴的定义比较抽象,如何将之应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例如,一阶级模型认为储蓄产生的原因是工资高于维生水平,但是,维生水平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里是有不同定义的。维持生存也包含了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如果收入达到了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从理论上讲,就可以进行储蓄,这部分储蓄不是消费不了才进行的储蓄,而是暂时不用,或为了将来养老,子女教育等支出而进行的储蓄,所以,这个维生水平的定义如何同储蓄建立严谨的逻辑关系,如何解释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劳动者储蓄现象,如何说明金融制度发达程度、资本市场发育程度同储蓄的关系,都需进一步研究。有不少学者认为,现代金融制度高度发展的一个贡献,就是使资本积累的范围由利润再资本化扩大到包括个人零散资金的集中资本化,使得大多数普通人都成为资金供给者。因此,储蓄现象的普遍出现,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收入水平的提高,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金融制度的发展,理论中应做出说明。另外,关于公平的定义。这个理论把社会公平定义为劳动都能通过自身努力,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并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绝对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但从历史上来看,处在经济发展中的社会,其各阶层的绝对生活质量基本上都是在提高的,即使在马克思提出社会主义理论,社会矛盾比较激烈的时候,工人的绝对生活水平也是在提高。引起社会动荡,社会不满的更多的是相对收入差距的问题,是不同社会阶级在经济发展中收入的增量不同引起社会冲突。真正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某些阶级生活质量绝对下降,这种情况是非常少的。所以,用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定义社会公平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第二个需要探讨的方面是模型中关于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在中国经济中的适用性。从理论上看,采用完全竞争的假设,能够简化模型,并易于与国外其它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型进行对比,排除中国经济体制中不完全竞争的干扰因素。但是,这一假设与中国现实存在一定差距。西方经济理论之所以在中国不适用,就因为它假定有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而中国正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市场。中国的市场如何建立呢?就是要保护个人的财产所有权和自由选择权,保证要素自由流动,保护市场指导下的价格机制。而目前,中国尚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市场机制很不健全。在要素流动方面,由于城乡几十年来累积的巨大差距,城乡分离制度,农业劳动力不能自由进城,没有自由选择余地。而且,由于劳动力素质的差距,农业劳动力进入现代部门,也不是马上就可以使用,还需要培训等许多事情。所以,完全自由的要素流动,在中国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还未实现。在价格决定机制中,按完全竞争的假设,工资应该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但在中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中,集体提留的部分也构成了价格的一部分,这里,要素价格与边际生产率并不相等,实际上价格是边际生产率加上交易费用。如果模型能充分考虑这些非完全竞争的因素,并对自己加以校正,将会提高模型对中国经济现实的适用性。
第三,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由于国情的特殊性,与一般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模式有较大的出入,有时甚至会出现一些逆趋势。比如,一般认为,农业劳动力向现代部门转移,其工资是上升的,至少不会下降。但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农业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就业,工资其实更低。一个农民可能把他的女儿送到乡镇企业干活,而大家知道,在乡镇企业拿的工资非常低,可能还不如她在农业拿的工资高。但是如果这个女儿在家里种地,土地也不多什么产量,她走了之后,土地也不少什么产量,而她到乡镇企业去,还能多拿一份收入,所以全家总收入是增加的,这是农民在不脱离土地的状态下从事现代部门工作所造成的。这样,一个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或者说现代部门,他(她)的工资并没有起到一个上升的推动力,相反,她可能还起到一个向下的推动力。这种现象在中国农村是大量存在的。这就成为一种阻碍或削弱工资上升趋势的力量。
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积累的结果是使工业部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节约劳动力。中国在对外开放,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发展经济,必须加快技术进步,提高有机构成。然而,中国国情的特点是资本匮乏,劳动力富足,如果提高工业部门的有机构成,我们的劳动力过剩就会进一步加剧。我们的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是人力资本高的劳动力越来越短缺,另一方面是低素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这和对外开放,资本密集的发展方式是相关的,即马克思预言的资本积累陷阱: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有机构成越来越高,大量劳动力析出。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移民,发展中小国,比如东南亚各国,是通过出口,都是用外向扩张来解决。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该如何解决?目前,我们不能不赶超,但也不能走纯粹的西方工业化道路,那会使我们有限的资源更加有限,富足的劳动力更加富余。我们只能走一条大量融化劳动力的道路,一个设想是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服务业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业部门,服务业能把资源耗费降低到最低限度,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个设想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从整体上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不是靠廉价劳动力,而是靠发展知识经济使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近20年来,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方面研究成果累累,把国外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也相当多,但在发展经济学方面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这有发展问题的特殊性,因为发展问题本身是长期的,也是看不太清楚的,它需要有相当的过程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一阶级模型是颇有见地的,也是很有启发性的,希望学术界能进一步把它推向深入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