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28次双周学术讨论会邀请了马来西亚金狮集团常务董事陈博世先生和盛洪、张曙光、宋立、郑也夫等40余位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跨国族群在金融风暴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陈博世认为，除了内部原因，从世界政治经济的大环境来看，这场风暴主要是英美族群、犹太族群与中华族群之间力量消长所引发的族群间交锋的产物。下面是这次讨论会的一些观点。
一、跨国族群与金融风暴
去年东南亚各国发生货币贬值，这本来是一个单纯的货币危机，但是后来却由此引发出了一场席卷东亚甚至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这个演变过程，有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众所周知，东南亚各国，在经济腾飞过程中，虽然经济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也留下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货币结构不合理，金融管理体系不健全，经常项目逆差，债务沉重、基础设施规划不好等等。但致命的弱点，是东南亚国家技术水平偏低，人才短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大部分是靠技术进步，而马来西亚等国相反，经济增长靠的是大规模的投入，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腐败，有时甚至投入大于产出，造成国民财富外流。
另外，引爆金融危机的内因，是金融体系管理制度不健全，开放速度过快，幅度过大，外资在短期金融市场所占比例过高，在马来西亚，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60%的资金是外资，而且进出非常自由，加上国内金融市场规模有限，承受力非常弱，外资一撤，就有崩盘的危险。
对东南亚各国来说，发生金融风暴的一个外因，是日本经济的衰退，日元汇率的贬值。由于东南亚国家与日本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对日本的进出口占这些国家GDP的百分之二十六、七，过去十年来日本对马来西亚的累积投资占马来西亚GDP的7%，因此，一旦日本经济有什么风吹草动，东南亚国家肯定会大受影响。
但是，真正使货币危机演变成金融风暴的外因，可以归结为跨国族群之间的交锋。冷战结束以后，意识形态的影响日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种族与宗教意识的崛起。从而导致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伴随这个变化，过去二十年来东亚、东南亚经济的迅速跃升，这些国家的GDP占全球的比例越来越高，改变了全世界政治经济的形势，并且开始挑战西方理念，要求订立新的游戏规则，这才是这次金融风暴背后的真正因素。
由此，提出"跨国族群"，即Transnational Community这一新概念，跨国族群指这样一群人，他们有共同的血脉、祖源和文化，有根深蒂固的族群意志，散居在世界各地，具备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同时非常强调自力更生的传统，重视科技知识，重视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和行业，并且已经形成跨国的经济文化网络。这样的一群人称为跨国族群。
犹太族群、英美为主的盎格鲁—萨克逊族群，都是符合这个定义的典型族群，犹太族群经过了一千多年的苦难成长，现在已经成为对世界政治经济有举足轻重影响的族群。英美族群包括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中华族群也满足这样的定义，在过去二十年间，由于东南亚经济兴起，中国改革开放，于是中华族群逐渐形成。再一个是印度族群。另外是从土耳其到我国新疆的土耳斯坦族群，这个族群横跨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国家，占据了全世界1/5～1/3的石油储量，有人认为他们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动乱的根源之一。
正是因为这些跨国族群的形成和斗争，才把一个比较单纯的货币危机，变成了引发金融风暴的关键因素。1997年，对中国人、华人、华侨、华裔是充满喜悦和欢庆的年份，因为香港回归中国，中共十五大胜利召开，中美关系改善，东南亚形势也一片繁荣。然而，国际投机者恰恰选择这个时候，打击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把货币危机引发成金融风暴。如果说，东南亚国家是由于政治经济体制不健全、金融开放措施失误、官僚主义等引发了危机，为什么香港这样法律、政治体制很健全、透明度很高，效率很高的社会也会发生危机？可见原因就是由于英美族群中的反华势力，与国际投机者相勾结，利用货币贬值的危机来达到政治目的，从而产生了这场风暴。
英美的反华势力长期以来一直有破坏中国改革，削弱中国，分解中国的策略。香港回归中国，意味着全球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与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结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契机。国有企业如果能在香港的资本市场上上市招股，将能聚集全球的资金，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弥补国有企业资本金的不足，缓解国内下岗失业的压力，这样的设想如果在香港平稳过渡之后能顺利实现，将非常有力地推动中国的改革进程。并且，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前几位，香港回归之后，这几个中华族群为主的地区如果结合起来，加上中国改革的进展，中华族群将会很快在世界上与盎格鲁—萨克逊族群，犹太族群等并驾齐驱，而这正是英美反华势力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香港回归之际，他们有的抱着政治目的，有的要谋取暴利，决心在香港兴风作浪。
同时，中国政府为了确保香港的平稳过渡，确保香港的繁荣，在策略上出了一个错误，客观上给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一个打击中华族群的可乘之机。香港回归之前，我们担心股市下降，拼命托着它，结果股市一路飙升，我们当时还挺高兴，说香港平稳过渡、经济繁荣。而实际上，这恰恰中了国际炒家的圈套，他们就是要借回归之机把香港的股市炒高，炒热，大赚一笔，然后一下子抽回资金，把烂摊子留给香港。
所以，这次金融风暴，表面上看是国际炒家金融炒作的后果，迫使香港提高利息，导致股市崩盘。实质上，是一场针对中华族群的打击，它打击了国企上市的计划，减慢了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盎—萨族群与以国际炒家为代表的犹太族群相勾结的有政治目的的行动。对东亚、东南亚地区，对中华族群来说这场风暴是一次危机，但对盎—萨族群来说，却是他们在中华族群日益崛起的时刻继续维持霸权的一个契机。
二、 东南亚各国复兴的前景
东南亚各国的复兴，是大有希望的，但首先必须经历一个三至五年的调整时期。复兴的关键在于三个因素。第一是日本经济的振兴，第二是中国币值的稳定，第三是印尼局势的稳定。因为日本经济与东南亚各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币值的稳定，也将影响到整个地区的货币体系的稳定。而重要的是印尼局势，印尼是东南亚的人口大国，一旦它被压垮，就会有2%的人口成为难民，马六甲海峡周围各国的局势将无法想象，因此，必须维持印尼的政局的稳定。
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经济复兴是有很大潜力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东南亚各国在经济增长中，累积了一定的产业基础，这些并不会因为金融风暴而被摧毁；东南亚人民的勤劳、向上、敢于冒险的精神也将加快经济重建；东南亚各国现在全力投入重建过程，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改革也初步开始；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经济互补性强，区域经济合作比较紧密，受到贬值的影响不大；从世界全局来看，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西方国家为了避免不良的连锁反应，也开始向东南亚国家提供救援；另外，货币贬值促进了东南亚各国的出口，比如马来西亚的农民就由于出口增加和价格上涨而获得了好处；最后，东南亚各国从这次金融风暴中吸取教训，促进了改革，这些将在长期发展中给各国带来好处。
三、 跨国族群的相互作用与民族主义的定位
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世界上的几大族群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盎格鲁—萨克逊族群中的部分反华势力煽风点火，犹太族群中的国际炒家趁火打劫，美国人则先是隔岸观火，后来想切入救火。现在由于自己国内的问题，暂时停了下来。引人注目的是中华族群在金融风暴中的表现，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但与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相比，是损失最小，恢复也最快的。这有制度安排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传统的原因，而后者的作用更大一些。最典型的是台湾。台湾一个最成功之处，在于它对教育的重视和投资，这是台湾经济在70年代以后起飞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台湾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不同之处。良好的职业教育为台湾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企业竞争激烈，体制灵活，弹性很大，并且不容易发生官商勾结的弊病。台湾人勤劳节俭，敢于冒险，同时在金融方面又比较保守，企业的自有资金比例非常高。这些因素都是台湾成功抵御金融风暴的原因。
随着国际上意识形态的淡化，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影响日益加深，跨国族群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抗衡也日益明显。犹太族群、印度族群的发展使他们在世界的多个重要领域、重要行业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华族群近二十年来的崛起，也对原来占据霸权地位的英美族群提出了挑战。这次金融风暴就是跨国族群之间斗争的一个表现。但是，全球经济是向着一体化的趋势前进的，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族群之间的关系，必然也是向着合作而不是对抗的趋势发展，我们不可能想象，世界只有一个美国是富强的，其它国家都贫穷弱小，这种情况美国人也不愿意看到。美国有很开明的一代人，其中也包括犹太族群的成员，他们对中国是很友善的，他们基本上都了解到，必须跟中国建立友好的关系，才是谋求全世界幸福的关键因素。克林顿在讲话中也说到，只有中美两国携手共进，才能带领全世界迈向未来。
民族主义是跨国族群的核心精神，那么，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民族主义应该定位在哪儿呢？海外的华人有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一种人是完全西化的，另一种是纯粹中式的，这两种态度都不大可取。实际上，在海外，既要保持中华族群的传统，又不应过份强调族群意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两方面的原因。在族群内部，要借助民族主义，加强族群的团结。而在世界范围内，要保证整个国际社会的正常发展，就必须保证每个人、每个族群的生存发展空间。各个族群共同居住在同样的空间，应该强调族群之间正面的、互助的关系，这样才能避免冲突，共同发展。这一点，也许是我们在金融风暴过后，所能得到的一个经济学之外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