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银行微观经济理论大概属于微观金融理论。最近三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在货币理论方面不断扩大。理性预期理论之后，货币理论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有一些发展。近二、三十年，货币理论进展不是很大。但最近几年，发展非常快。整体的金融理论，是在近十来年里头发展起来的，量化的，用数学模型做的，不是原来那种描述性的，用体制和规则来阐述的那种理论。七十年代以前的金融理论，是讲规则怎么运行的，金融结构里面的体制背景。但是，对问题进行假设、抽象、构模、论证、推导，这样一些理论是七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其中，银行微观经济理论是微观金融理论里面一个非常突出的分支。
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讲一下微观金融理论的一些背景。微观金融理论的发展，从方法论，从学术上讲，有四个方向的微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微观金融理论发展的理论前提。
第一个前提，就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本来我们觉得很抽象。贾哈罗、蒂布鲁1958年的模型非常抽象，使用价值不大。一般均衡理论第一代的大师。贾哈罗、蒂布鲁、哈尔维兹这些人，当时也想把这个理论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变为计划经济。由此引出的结果是七十年代初的投入产出。投入产出的思想是把一般均衡理论有限化以后，在一个有限元的线型结构里面，来讨论经济体制内部的均衡关系和均衡价格，这是本世纪以来一般均衡理论的第一次大应用，第一次有价值的应用。在"影子"时代，中国、苏联都用过投入产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算过影子价格，投入产出模型，分地区，分部门的模型也做过。但这里面有两个没法克服的问题，第一个是信息不完全。信息完全，当然可以做，但是现在信息不完全。第二个，产出中，重要部门之间的系数。这个系数不是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影子价格这个说法，实际上应用价值并不是很大。如果系数是不变的，信息是充分完全的，这样做是有可取之处。西方的新一代的理论家，戈尔森，欧罗马哈，马德克利厄，考虑的前景是信息是不对称的，不完全的，而且产品的个数，产品的维和空间都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广、时间无限远。这样一推广以后就把58年蒂布鲁有限元结构里面的一般均衡理论里面一般均衡存在性，唯一性的证明拓宽了。就是说，在一个无限远的时间界里面，在一个无限难的产品和服务的空间里面，是否还有一般均衡存在？一考虑这个问题最对称的是金融，这个理论、假设对应最准确的点是金融理论。因为象做期货、远期、近期或证券、国库券，这些交换的边界，理论上讲可以无穷远，可以到1999，到2000年，到5个世纪以后，都可以，交易的领域可以是虚的，无穷广的。在这样的空间里面，是否还有一般均衡？如果有，是否稳定？是不清楚的。这是80年代以后，一般均衡理论非常活跃的一个研究的前沿点。加州伯克利，明尼苏打大学、哈佛大学等几个大学，法国的吐鲁斯，几个学术中心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些问题很现实，泰元一贬值，几小时，甚至几秒钟就影响到东京市场。这样一种金融活动的特点，对一般均衡理论的影响研究的经济行为的特点正好对称。后来人们发现，如果把一般均衡理论用到金融领域里边来，应用到证券股票或银行行为里边来，比原来的列昂捷夫的那种固定系数的投入产出的研究方法要更对称。因为它讲究信息传递，信息提高扩展，讲究一个点的变化，马上影响全球，地球村的概念，所以，微观金融理论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是一般均衡理论的突破和发展。格莱斯曼(宾大)88年出了一本专著，叫《价格与信息》，这个价格不是一般价格，是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价格，从资产价格里面找信息。价格反映了信息的变化。如果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原来估计的价格跟实际的价格是符合的，这就叫均衡。这种均衡不是原来我们所讲的供求相等的均衡。均衡是不动点，原来有一个理性预期，后来得到的点是不动点，跟预期的点正好是符合的。所以，这个均衡跟金融领域正好对称上了。
第二个理论，是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信息经济学这几年国内介绍的比较多，张维迎博士回国以后做了很多工作。88年，国内的杂志上就摘了阿罗的文章。信息经济学的应用最有前景的是金融领域。因为金融领域里的银行、股票等等，对应的就是信息问题。比如，银行在把钱借给客户、企业的时候，对企业的情况，对企业的偿还能力，对企业借钱用于项目的回收期望值和将来的偿还能力，都不能完全知道，企业知道的东西比银行多。信息不对称在企业和银行的关系上是很明显的。证券市场上也是这样。有些人可能知道信息，但是大量炒股票的股民没有什么信息，有信息的人的行为，要么是买，要么是卖，不可能不干。因为他知道股票价格偏低，他就买进，他知道价格偏高了，就卖出。所以，有信息的人在股票市场上的行为，肯定是干，要么是买，要么是卖。只有没有信息的人，一般股民，才可能采取买、卖，或既不买也不卖，有可能停顿。股市上证券价格的变化，从长远来讲是经济行为，但短期的证券价格的变化波动、买入价和卖出价的分离、分离度，实际上反映的是信息结构问题。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信息经济学提供的框架，使我们今天要谈的银行微观经济理论有了一个很好的博弈框架。
第三个，是博弈论。博弈论的定义，我们在讨论市场时，把市场单位看做原子，整个市场看作一个大场，每一个原子不能单独决定整个市场的行为，所以，均衡点的确定，是很多市场参与者由看不见的手决定的过程，但实际上，好多在定价行为的环节上，是靠谈判的。象银行跟用户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是一个完全市场过程，很难说是完全由外界的看不见的手决定的过程。很难大程度是靠谈判，我出个价，他出个价，我出个信贷额度，他要个额度，我定个利率，刚好到市场利率的程度。但是，信贷配额理论，自觉地靠利率决定平衡有问题。博弈论，特别是信息不对称的博弈论的发展，还有1979-1981年，韦尔逊(stantod)提出了一个"蓄意均衡"的思想，就是均衡逐步对应下去，每一点都是均衡的，一步看到底的均衡体系。我特别对应银行和用户之间的关系。银行跟用户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次性，我贷了一次款，很可能下次数再贷款，很可能分期贷款。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有一个重新谈判，重新反悔，再贷款的关系。这样的关系，靠传统的，一致的交易过程的经济分析来讨论，是不够的。框架要拓宽，时间期要拓宽，而且每一期谈判侧重点的个数都是有限的，而不是无穷大的。这样一种分析框架，靠传统的金融理论，金融市场的供求对称，供求相等的均衡理论彝分析，是不够了，更多的，要靠博弈论思想，博弈论的引进，为银行微观经济理论，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框架。
第四个方面，是委托代理理论。为什么银行理论会热起来呢？就是因为委托代理理论差不多快做完了，现在做银行理论的人，都是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做委托代理理论的，象铁罗·豪斯汀、哈克等人。委托代理理论就是讲经理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有三代。第一代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以前，阿罗，赫尔维兹，马夏克(UCLA)，他们都是元老，有很明显的社会主义经济背景，阿罗是信社会主义的，大萧条时期，觉得资本主义经济不行，后来考虑社会主义经济。赫尔维兹是对社会主义很友好，他是想把代理理论用到社会主义经济里来。马夏克也是参加乌克兰的经济活动的。后来这几个人都发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问题，激励机制有问题，信息机制也有问题。然后，他们在六十年代，把这些总是模型化。第二代，是莫里斯，罗森，是第一代人的学生，七十年代代理理论的模型有十几个，有罗森的模型、斯蒂哥尔兹的模型、汤姆逊的模型、莫里斯的模型等等。第二代主要是把第一代的思想数学化，找出最优点存在的条件。第三代是八十年代，MIT三个1981年毕业的三个学生，铁罗，福罗兹，尼根三个人为代表，他们把委托代理理论拓宽了，不光考虑了经理有利、所有者不利的不对称性，而且还考虑了反过来，有时候很可能是所有者的信息是有利的，经理是不利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有的。比如西方的国有企业，要租给一个新的经理的时候，所有者对这个企业的了解，对这个企业职工队伍的了解，对企业产品市场销路的了解，对企业原来的网络的了解，都有优于将要承接这家企业的新经理。有可能住处的不对称性是有利于所有者方面而不利于承包者方面的。80年代，文章已经做到信息是公开的和信息是私人的两种情况，几乎是做光了。可是，这样做还没有解决问题。光从委托代理人的角度想问题，是不够的。因为委托代理人问题，想问题的目标，是找一个最佳的激励机制，比如承包制定什么指标，给什么报酬，利润给多少，奖金给多少，工资怎么定，怎么分成，委托代理人总是是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铁罗后来发现，在政策上解决问题是对的，但是是不够的。企业面对的更多的问题是谁给钱的问题。解决报酬，激励机制，奖励机制这些问题以外，更大的问题是资产谁给的，要不要有第三者加入，来监督企业的行为，就是除了所有者和经理之外，要不要有第三者来加入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后来，铁罗发现这个问题更突出，因为这涉及到资产的问题，资金怎么管理的问题。从1991年开始，铁罗的文章都有是从"金融合约"的角度来想问题。对应的实际总是就是银行跟企业之间的关系总是这个领域做得比较好的，是斯蒂格尔兹，81年与威尔斯写的一篇文章，这个领域现在是刚刚开始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有很多人研究这个东西。而且，在中国有介绍，并以中国的特点来做这个研究的必要，用中国的特点把这个引伸，做个中国特色的模型出来。供给资产的约束比企业内部的约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显得更重要，因为我们工业资产的流失，钱是银行来的，承包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资产照样流失。居民把钱借给银行，银行把钱贷给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把钱用光了，不还了，这个窟窿更大。
银行微观理论，我介绍三个模型。
第一个模型，是1981年6月《经济评论》上发表的斯蒂尔格尔兹和威尔斯的文章。这篇文章是讲信贷配额的。靠利率来调配资金的供方和求方，就是在西方也不能解决总是理由就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产出的逆向选择。银行在把钱贷给企业时，当然要定个利率。利率要定到使银行的供求关系相等，完全可以定得很高。利率高了以后，资金供给啬，需求减少，当然可以让银行资金供求平衡。但是，问题在于，银行利率定得高，向银行借钱的客户就更倾向于冒险。他敢于承担这么高的利率，是因为他预期投资项目的回报比较高，在西方，在一个比较完全的市场里面，回报率高的项目一般来讲几险比较高。如果用高利率来筛选投资项目，那么，来贷款的项目，一般来讲，风险比较高。西方有破产法，破产以后，银行优先得到补偿，但银行的投资很有可能收不回来了。这样，银行就有两个选择：一是定一个高的利率水平，让资金供求平衡，而造成回收有可能有风险，这就得到一个回收本金加上得到的利率的贴现值；另一个选择是，利率定得低一点，对银行来讲，利润最大化的点，不一定是银行资金供求平衡的点。利率低，投资的风险就低一点，资金收回的可能性大一点。所以，银行利润极大化所对应的利率水平点，不一定是资金供求平衡点的利率水平。如果把利润加大，风险加大，算一个均值，它所对应的极大值点，小于等于银行，搞一点配额，让利率低一点，安全一些所带来的银行的利润水平和资金水平。这是八十年代文献的核心内容。西方也需要信贷配额。厉以宁在北大讲课时，也讲这个问题，但他是讲中国的情况，是反对提高利率的，利率提高，国有企业的投资机会好，付利率的成本是国家承担的，所以企业不管资金成本有多高。美国的两个教授是讲利率高，用利率来筛选投资项目，项目组合里面风险就高了。风险一高，项目组里面坏账的可能性就增加了，收不回来的可能性啬了，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贷款的结构里面，贷款的质量下降了，中国现在已经取消信贷管制了，但银行对客户可能仍有信贷额度，这个客户不能超过一百万，这个客户不能超过两百万。西方国家里银行对客户也是有市场配额的。
87年，詹森(哈佛)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为什么要信贷配额。他说，经理追求的不是利润极大化，而是在这个位置上的福利极大化，控制权(Contiol right)带来的效用(utility)极大化。他用了一个两期交叉的跨时期模型。这个经理借完钱，就不管了，还钱是下一个经理的事。这个经理借钱，坏账了，下次的账来，再还债。所以，经理上任之后，借债动力很大。经理学上有个代理成本，所以，银行不能相信利率，不能只靠利率，靠利率，将来是要央控的。既然经理有前人借账，后人还的激励，那么他借债的动力很大。所以，靠银行利率来控制信贷，是靠不住的。
信息结构里面，最典型的模型是这两个模型。
下一个，是预算约束思想。按科尔奈的思想，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往往投资是扩张的。投资为什么会扩张呢？因为预算是软的，它可以不断向国家要钱，为什么是软的呢？原因是政府实行父爱主义，国家和企业是一体的，政府对企业是充满父爱的，儿子没有钱了，老子得给点钱。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但它是从政治学、行政学的角度来解释问题，是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在1975年，德国经济学家Hellwig(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兼职教授，写了一个读书笔记，说银行和企业之间也可能产生预算软约束。一家企业可以对应1到n家银行。银行是个锁链，由1到n家银行组成体系。企业有可能在第一家银行借钱，还债的时候在第二家借钱，用第二家银行借到的新债来还旧债，第二家到期以后，再向第三家借钱。企业有可能这样钻空子，因为它对应着n家银行。那么，为什么每一家银行都借给它呢？因为第一家银行都考虑，我的钱借给他之后，能不能收回，能不能得到更高的回报。锁链里面，只要这两个目标能实现，银行就会借给它。也就是说，在这个锁链里面，只要一家银行不是最后一家银行，不是第n家银行，那么这家银行就有动力把钱借出去。如果n是无穷大的话，企业就有可能无限地借债，预算就有可能无限地扩张。
75年，Hellwig证明，如果把条件改一改，如果n是有限的，如果第一家银行不知道自己在银行体系所处的位置，都以为自己是最后一家银行，借出去之后，明年回不来了。所以，它可能假定自己在这个银行体系里面是单独存在的第n家银行。这样想的话，银行在贷款的时候，行为就要谨慎得多，它就要对贷款项目比较仔细地加以审查。这样，每一期预算可能是软的，但是，跨时期把n期加起来，把每一期的收入跟每一期的支出对应起来，这个预算还可以是硬的。这个思想，就是金融改革体制，把金融从一个局限的体系变为一个分散的，私人银行为基础的银行体制。如果每一家都担心是最后一家，金融体制结构就变成一个分散金融体制结构，每一家企业都是单独做决策。这样，银行对企业的预算就会硬。科尔奈出来的时候，这个声音被淹没了，好象用父爱主义来解释也可以。
89年，哈佛经济学教授奈斯根，和Dewartritong，把Hellwig的思想发挥了，在两期的博弈论里，把为什么预算为软的问题模型化了。这个模型对我们中国还是有些道理，有些对称。他们提出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叫沉没成本(srnd cost)。钱投下去以后，沉掉了，没有了。银行在作贷款决策时，面向很多企业，银行不知道哪个项目好，哪个项目不好，也不知道哪个项目盈利高，哪个项目盈利低，哪个项目周期长，哪个项目周期短。因为一报来项目，总是说，我这个项目很好，周期很短，投资马上见效，要的资金很少。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钓鱼。因为，只要把第一期钓到以后，第二期就是企业厉害。就象吃唐僧肉一样。为什么用沉没成本呢？有两期投资，第一期投下去工程完不了的话，投资就没了，就象一个大投资项目，第一期投资下去500万，这个项目要是做不完，500万就白投了，所以，第一期投下去以后，银行就慢慢知道，这个工程是好还是坏，是长还是短，银行是事后知道信息，事先不一定知道信息。这里有一个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问题。第二期开始的时候，第一期的投资已给沉没了，那么，银行是再贷款还是不贷款？这个时候，出现了软的问题。所谓软，就是明知道第一期投资已给沉下去了，并且明知道第一期效果并不好，这个项目是烂的，回收期是长的，但是，银行考虑到以后可能还能收回来一点，所以就又借钱给它了。所以，软约束就是，本来答应不给钱的，后来看到第一期完不了了，看到效果并不好，但是，还想得到以后的好处，银行就软下来了，就再贷款了。这个模型的改进就在于，把科尔奈给出的软给的"软"量化了。"软"就成了一个条件概率，条件概率的A和B情况下的发生概率，B情况就是已经知道这个项目完不成，而且已经知道这个项目是胡子工程，尾巴工程，但是还要再给再贷款。在这个情况下，再贷款的概率高，就是软；概率低就是硬。用概率的思想把软约束量化了。这是理论，第一个层次，沉没成本以后是不是再贷款，用这个来刻划预算的软和硬。
第二个层次，引进了"事先的有效"和"事后的有效"的概念(exend eggidency,expost eggiciency)。如果企业和银行谈好，企业一旦完不成，银行不给再贷款，这是本来有个商业约定。"硬"指的是，我知道你这个项目完不成之后，我克守这个约定，不给再贷款。这个好处叫"事先的有效"，这样能够把那些有可能成为尾巴工程，胡子工程的项目在一开始就淘汰出局，银行的面孔很硬，是要淘汰的，不给再贷款。如果能摆出这个架子来，并且这个架子是能够保持住的，就能把那些想混水摸鱼的项目一开始就淘汰出去。事后的有效，就是第一期已经完了，效果不好，企业家不表努力，成本涨了，要的钱比第一期还多。但是，假定银行给再贷款，让企业把工程完成，说不定能把第一期已经沉没的钱补回来一点。我国好多工程为什么压不下去，可能跟这个有关系。钱已经投了，烧水已经烧到99，再烧一把火，到100度，开了，就行了。有这么一个好处。有的项目在贷款的时候效果并不好，五年以后，也许有新情况出现，这个项目还见效了。事后的好处就是以前是不好的，但再加一笔钱，这个项目很可能就回收了。奈斯根说，预算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不是坏的，软有软的好处，软的好处，就在于，对那些需要长期的，有耐心的投资项目软一点，可能会抵消硬的好处，可能把坏账的坏抵消掉。软和硬之间并不是0%和100%的关系，科尔奈的思想可能给人造成的损失就可以。银行在第一期以后不给贷款，会有损失，给它再投，得到了一些未来的好处，把这个好处贴现以的事例要大于等于第一期投下去以后不给贷款造成的损失，就可以了，再贷款就是理性的。银行与企业的硬和软之间，是一个trade off，事先有效跟事后有效之间有一个替代。这个替代点，他们没有找出来，只是说有这么一个关系。
第三个层次，软和硬的选择，跟金融体制有关系。软的问题是内生的(inteinalijation)跟体制有关系。如果体制是集权的银行体制，只有一家银行。分权的银行体系可以有n家银行。这两种体制下，软和硬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集权的银行体制会选择软的。因为也找不到其它的钱。银行只要看到事后的好处，就不断地贷，因为只有一家。所以，很有可能大的银行、财团，对应的投资项目是长的，款项是大的，但是拖赖现象的可能性是高的，这对应着日本、德国、南韩、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银行体制。中国现在是学日本金融体制，工商行、农行、建行都有自己的客户，客户进来不容易，一旦进来以后，再贷款的可能性很高。日本就是这样，只要进取财团的网络，再贷款非常容易。加入信贷关系很困难，在第一步(t=1期)卡，但在t=2期，再贷款就比较容易。这是一个极端。集权的金融体制有可能走这样的路，贷款的项目比较大，周期比较长，第一步卡得很严，第二步，再贷款率比较高。这样做的好处，是银行有可能得到长远利益，只要有耐心，就能得到长远的回报，经济环境比较稳定时，资金的回收率比较高。不好之处，就是投资项目的贷款质量比较低，大银行对应大贷款，大贷款对应周期比较长的投资项目，甚至把短期债券都投到长期里面去了，一旦有金融风暴，这样的金融体制的抗变力就很低。另一个极端，是分散型的。比如，不是一家银行，是两家银行。一个企业在第一期向这家银行贷了款，会跟第一家银行说只需要500万，实际上需要2000万，先把项目产起来，一旦投下去了，不悉贷不着第二笔款。但是，分散的银行体制下，银行的资金规模比较大，比集权体制的银行要小，因为资金分散了，银行之间有竞争，信息封锁，向第一家银行借钱，第一家没有了，就转向第二家去借。第二家银行考虑两方面。第一个是信誉，但是信誉第一个银行了解，第二个银行不了解，信誉了解是递减的。第二个，要考虑利益机制，这个投资我来帮你做完，投资的回报是和第一家银行分享，所以利益的激励机制也会递减。由于信息不对称，第二家银行对企业的信任度降低。另外，投资的回收是和第一家银行分离，所以，第二家银行再贷款的概率较低一些。而且，如果第二家银行再贷款的概率低一些的话，企业就要谨慎行事，变成尾巴工程，胡子工程以后，有可能贷不到款，所以，企业在考虑投资立项的时候，行为就要谨慎一些。这样的银行体制，是英国、美国的银行体制，银行分散，资金规模没有日本、德国那么大，国家银行的比重不大，主要是商业银行。这种银行体制，t=1不卡，卡的是t=2，第二期再贷款不给，卡的是第二步，如果效果不好，赖账，变成胡子工程，尾巴工程，我不给你再贷了。美国有的商业银行看三个月到六个月债券市场或肌票市场上的绩效，三个月到六个月里股票市场价格作为主要信号来决定是否给贷款，不看长期的。t=2期，再好也不给贷款。第一步卡得比较松。所以投资项目比较小，短平快，项目规模比较小，但是信用度比较高，回收得比较好，风险比较小，贷款项目的质量比较好。它也许拿不到长期的利益和回报，但是风险比较小。日美国相比较，日本考虑长远，比较有耐心，因为日本的银行体制有耐心，放长线犯错误大鱼，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时候，一、二十年里，银行的资金回收率比较高。但是风暴一来，另一个预见也实现了，就是大项目，软项目，一有风险就坍塌了。我们的银行在学日本，设计什么样的银行体制，是值得讨论的。日本是卡第一步，美国卡第二步。我国卡的是第一步，立项很难，立了账户以后，进了这个网络以后，再贷款的可能性就比较高，这样，软的问题就比较突出。这样讨论问题，就比科尔奈讨论的问题改革掉了，这个预算软约束总是还可能是存在。这是跟我们现在的银行体制有关的。
第三个模型，是铁罗和Dewaititong在94年做的。是从道德风险的角度，来构造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前面讲的文章是从逆向选择，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来讨论。铁罗和Dewaititongj是从道德风险的角度来讨论总是为什么银行要加入呢？因为企业在银行加入之后，多了一种约束，增加了外部约束，让企业行为好一点。那么，臬约束企业行为呢？第一期完了之后，银行根据信号来判断是不是给企业追加资金，继续投资，保护企业。如果第一期行为的信号不好，银行就停贷款，停资金，甚至把企业的资产卖了，关停并转，这是"硬"。提供资金的一方，即国家和银行，采取硬或软的办法，取决于对第一期行为的评价。这廉洁在于企业家的努力程度，有两类考察信号，一类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象利润指标、产值指标、成本指标、价格指标，账面上可以查到，比较容易证明；还有一类信号不能用货币来衡量，比如，舆论的反映如何，企业是否努力，人际关系如何是否诚实等等。经过证明，如果稽查员是以事后有效最大，事后无效最小为目标，那么稽查员的行为是只看一种信号。他如果看到货币信事情好，对非货币信事情的要求就会低，有个替代；如果看到非货币信号比较好，企业比较诚实，那么，对货币信号的要求，即"门槛"，也会降低。也就是说，稽查员看到企业报上来的账不错，利润不错，那么对企业家行为的非货币信号要求就会宽容；如果稽查员听到别人对企业家评价很好，那么即使亏了一点，货币信号不好，他也不能容忍。稽查员只顾一头，不是两头都看。这种倾向会造成什么结果呢？有两个不好的结果。如果有人报假账，货币信号很好，非货币信号上的要求就降低了，非货币信号上需要检查的严格程度就放宽了。另一种可能是，稽查员如果看到货币信号好，就有可能对企业软，在再贷款，资金供给方面就放松了。另一方面，稽查员如果看到企业的货币信号不好，他对企业的非货币信号就会挑剔，企业亏损以后，对无法用货币徇的信号的要求就提高了，这个企业就会越来越受到挑剔，越来越有可能受到关停并转的政策待遇。这样，就可能使企业把劲使到能对付银行稽查员的眼前的货币信号上去。为了对付这样的问题，企业的资产结构应该是多元的，而不应该是一元的。有的资产应该是软的，有的资产应该是硬的。既然企业有这两方面的信号，资产结构就应该是多元的。一般来讲，短期债券的资产结构比较硬，因为它是要偿还的；股票的资产结构比较软，股东对企业几乎没有什么约束。所以，长期的投资项目，如果有可能软，一般要用股票来解决。短期投资项目，比较硬，就要用债券来解决。所以，为什么债券市场会对应短期投资项目，股票市场对应长期投资项目，铁罗就把这个证明了，资产结构应该是多元的，假设资产结构控制结构、治理结构也应该多元，有的稽查员可能是银行、财政系统派出的，有些多元，可能是非货币、非财政系统派出，稽查工作的渠道应该多元化，所以，我们的资产结构不应该是一元的。
中国的企业行为模仿日本，第一步立项很难第二步，再贷款的可能性很高。我把1990年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搞的一个8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分析了一下，发现只要企业立项了，第二步拿到再贷款的概率是70%左右，第二步如果不够了，向银行再贷款的概率很高。
我的第二个推论是，财政分权以后，地方银行、地方财政给钱比中央财政给钱要更困难。中央银行给的钱是软的，但地方财政给钱的项目，如果要再贷款很难。而且地方银行、地方财政给钱的盈利率比中央给钱的盈利率要高。所以，我们的改革在预算约束的软硬上是有效的。我们的银行模仿日本，第一步很难，但第一步给了钱之后，第二步准能拿到。第一步钱没拿到之前，企业是求银行的，但是，第一步拿到钱之后，银行和企业的关系颠倒，分行给企业新贷款让它还旧债。这跟我们的银行体制是很有联系的。如果真要改革，真要降低风险，真要提高国家和机构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的话，金融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