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
一、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定义
国家安全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概念之一，但它没有统一的，一成不变的定义。从传统的，以国家领土为基本考虑的政治现实主义安全观念到冷战受到重视的全球安全和国家综合观念，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可用横纵轴垂直交叉构成的坐标图集中表示对安全观念的分类。纵轴表示安全的三个层次，即个人、国家、世界，可称之为"共同安全"；横轴表示国家层次上的安全的诸方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甚至更多，可称之为"国家综合安全"。二战以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度逐步提高，纵横轴所代表的两个方面的安全表现出越来越密切的关联与互动关系，从而逐步形成了全方位的动态和立体的安全观念。但无论涉及到哪个层面，安全的基本意义都是基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亦即涉及到国家是否受到外来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严重程度，而国家这个层面上的安全观念是比较传统的，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这三个核心成分。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安全的分别定义，并不意味着这三种安全可以截然分开、毫无联系，相反，它们常常被认为是互为前提，互动保障的，尤其在国际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的今天。
二、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演变
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对外政策有过几次重大调整，每次都与对"国家安全"这个国家利益的核心概念的认知和认知调整有关，以这种认知和认知调整为线，大致可把1949年至今，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演化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起至1969年苏联入侵珍宝岛和尼克松出任美国总统为止，共20年时间。这一阶段中国的安全观念是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并重，经济安全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建国伊始，中国外资的主要任务就是巩固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的胜利果实，争取新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争取新中国的政治安全。是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美国的主要盟国也没有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美国还阻止了中国恢复联合国及其它国际权威组织席位的进程。所以在这20年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首先表现在政治安全方面，而这种威胁主要来自于第一号强国美国。同样，军事威胁也主要来自世界美国。第二阶段从1969年中苏珍宝岛战役开始至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会代全宣布不与任何大国结盟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为止。此时，军事安全成为中心，政治安全威胁感减弱，经济安全虽比第一阶段紧迫感上升，但与前两者比较，仍处于国家安全考虑的边缘。这一阶段政治安全感增强有很多迹象：道先是美对中外交政策发生转变，1971年的乒乓外交，同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事件说明，美国已准备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地位。其次是中国于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席位，标志着中国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其三是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全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样，第一阶段里构成对中国安全主要威胁的美国，转而成为了中国联合的对象，威胁已大大减弱，从而使得政治安全不再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核心问题。与此同时，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强国苏联构成了对中国军事安全的巨大威胁。1959年9月的塔斯社声明公开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恶化，1963年部分核禁试，60年代中期以后，两国边界小规模冲突频仍，1968年苏联派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又在中苏边界和蒙古境内大量驻军，从而使中国感到苏联从北部、南部和西部形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同年，中国决定不延长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至1981年，两国关系依然十分紧张，边界冲突时有发生。因而此时中国安全考虑的重点是军事威胁，最直接的威胁源就是苏联。第三阶段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至今。此间，中国的安全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开始明显上升，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地位开始下降。这种观念的转变首先表现在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判断上。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逐步完成了对世界性战争认知修正、重新认识直至根本转变的过程。1987年，邓小平明确指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和1991年苏联解体，消除了对中国军事安全最严重，最直接的威胁源，使得军事安全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与此同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断上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经济改革的战略，中共第十三次全代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在以后的中共全代会上，这一基本方略得到了巩固和持续。政治安全在这一阶段的重要程度大于军事安全、小于经济安全。苏联作为直接军事威胁解体之后，美国仍旧是中国的政治威胁源，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将中国视作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解构以后的意识形态进攻重点。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直接威胁源依然存在，而且威胁强大，因此政治安全仍占有重要位置。
回顾政治与军事并重、军事安全第一、经济安全地位上升这三个阶段，可以发现：第一与第二两个阶段，中国的安全观念基本上是传统范畴内的，应变直接而紧迫的威胁的战略，第三个阶段从高位政治领域（如政治、军事）转向了低们政治领域（如经济），这转变的意义和幅度都超出了前两个。
三、中国国家安全观念演变的原因
以"层次分析"的方法对影响国家安全观念的变量加以归类整理，可以把国家安全看成三个层次变量的函数：系统层次、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国家安全观念的基本模式如下：
其中，国际系统和国内系统构成了模式的自变量，国家决策人的理性程度、认知水准、信仰体系等构成了模试的干预变量，国家安全规则因变量。假定决策者个人是理性行为者，通过与国际国内环境的互动、信息的不断反馈和认知的不断调整作出和修正自己的判断，这样，分析的重点就集中在国际系统和国内系统两个大层面上。
在国际系统层次上，重点分析两种系统变量：系统结构和系统进程。"系统结构"指国际系统中的权力配置，即系统单位依其国力在国际系统中相对位置的排列。两极、多极是表述系统结构的常用术语。国际系统结构影响国家安全的判定和实现。例如，一个大国在两极和多极结构中，对于国家安全的判断是不同的。"系统进程"指国际系统单位的互动形式和方式。互动方式以及参与互动的频率的变化会导致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例如，在相互依存度很低的，近乎于零和游戏的国际进程中，和在相互依存度很高的、多为非零和游戏的国际进程中，国家对于安全的判定会不同。
假定国际系统形成国家行动的环境，国际系统结构和进程对国家安全观念的形成和演变有重要影响，在这种假定条件下，我们第一步要判定的是二战后国际系统结构和系统进程的特征以及变化，第二步再来观察系统变量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观念变化之间有否相关关系。
二战以后的总体结构格局是以美国为霸权国的霸权体系，虽然70年代后美国相对国力较80年代有明显的下降，但这一总体结构格局至今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处于总体结构框架中的国际系统结构却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从1945年二战结束至1991年苏联解体，国际系统结构呈两极霸权状。如果再加以细分，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基本上呈牢固两极结构；从60年代中至80年代末，呈松散两极结构。两者均属霸权框架中的结构状态。从1991年至今，国际系统的霸权结构没有随苏联的解体而解体，霸权结构依然存在，但系统中的第二强国不再存在，而是四、五个系统大国并存，但没有一个可以达到原来第二大国的综合国力水平。这种结构被称为"一超多强"。但我认为在考虑综合国的同时，还需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即所谓"问题领域"。世界事务包含许多问题领域，任何一个国家，包括霸权国，都不一定在每个问题领域都占据相对权力优势，一个综合国力很小的国家可能在某一个问题领域中有着相对优势和相对大的权力。这种国际系统结构可称之为"一超多强多元"，或称为"多极多元霸权结构"。总之，二战以来的国际系统结构经历了三个大的时期：牢固两极霸权、松散两极霸权和多极多元霸权。
再来看系统进程。国际系统进程的首要标志是复合相互依存程度，复合相互依存程度增大表明系统中国家封闭状态的逐渐消失和交往频率的明显提高。若以相互依存关系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国际制度作为分析的主要依据，那么，1945年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20多年是国际相互依存程度相当低的阶段，70年代初至今是相互依存程度逐渐增大的阶段，其中70年代是西方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度大幅增加的十年，从80年代至今，相互依存关系已经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之间。国际进程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世界事务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国际系统中建立用以规范国家行为体在复合依存状态下的国际行为的国际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霸权国的国家实力。所以国际制度所包含和体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基本上与霸权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相一致。从二战结束到60年代末，国际系统中意识形态因素占了重要地位，美国力图在国际系统进程中加强其意识形态的法理性。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苏两国形成了军事上的战略均势，美国为了联合更多的力量与苏联抗衡，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国际系统中意识形态的作用也相应减弱。从8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加大了意识形态攻势，苏联事经济底气不足的迹象也日趋明显，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美国意识形态优势愈加明显。至90年代苏联解体，美国相对国力增加，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战略中加大了其意识形态的力度，并通过国际制度的作用，力图使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成为国际系统进程中主导意识形态，从而使得意识形态再次成为影响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的突出因素。
根据国际系统结构和进程特征，二战以后至今的半个世纪可大致划分成以下四个阶段：
一、40年代中期—60年代末期，是强意识形态，低相互依存的牢固两极霸权时期。中国在49年建国之后至60年代末的这段时间内，受到的结构性压力最大，霸权国对中国政治体制和领土完整形成的威胁也最紧迫，所以，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的安全考虑占据最重要的地位。
二、60年代末—80年代初，系统结构为松散两极霸权、系弘进程弱意识形态和低相互依存。美国对中国的压力降低，既表示默认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愿意与中国联合抗苏。此期间对中国安分的威胁是来自领国苏联的军事威胁。
三、80年代初—90年代初，系统结构为松散两极霸权，系统进程为强意识形态和高相互依存。中国作为一个既不属于霸权国价值体系范畴、也不属于主要挑战国结盟集团的系统大国，受到结构性军事威胁较低，但由于随着中国国际经济程度的提高，脆弱性特征表现明显，所以中国的经济安全考虑迅速上升，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的地位相对下降。
四、90年代以后，系统结构为多极多元霸权、系统进程力强意识形态和高相互依存。在此条件下，霸权国比较可能为霸权护持而强化意识形态，相互依存关系也把经济事务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中国作为一个系统大国，参与世界经济但又不属于霸权国价值体系范畴，因而没有紧迫的政治安全三联单，经济安全意识维持在较高水平。霸权国由于不存在直接挑战国，加强了意识形态力度，使得中国的政治安全考虑比两极霸权结构中的考虑要大。对照过去50年来国际系统结构和进程与中国国家安全观念演变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基于国际系统结构理论的假设和中国国家安全观念演变的实际情况之间有着较高的吻合程度。假设与实际之间的高度吻合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有意义的相关关系。
在考察了国际系统因素之后，让我们再来看看国内政治因素。国际系统中的结构和进程对于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演变提供了国际环境，但如果控制国际系弘因素，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变化也受到国内政治进程的重大影响。这里重点考虑国内政治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战略文化的改变，二是中国对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身份的重新定位。这两方面的因素是相互关联的。战略文化指一整套宏观战略观念体系，这套体系的基本内容被国家决策人所认同，并据此建立起一个国家长期的战略选择取向。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对战争和冲突的基本看法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冲突是人类事务中的普遍现象。认为对手本质以及战略意图是不可改变的；与敌人之间的冲突是零和性质，无认是国内的阶级斗争还是国际上对中国的威胁都具有这种性质，暴力也在冲突中得到了肯定。中国战略文化的实质和主导方面是斗争，合作则是非主要方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的基本路线，与此同时逐渐弱化了斗争的突出地位。8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战争可以避免，中国对战争的看法从而安全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战略文化从以强调斗争为核心的战略观念转变为以趋于合作为核心的战略观念，斗争成为次要方面。战争的可避免性，对手的可合作性，暴力效用的明显降低是战略文化变化的外在表现。
与国内政治文化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身份的概念，即国家在世界政治中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表现出来的主导特征。因家安全利益和安全观念的判定及形成首先取决于国家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和定位。不同身份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政策；同一个国家，如果身份发生变化，其安全观念和政策也会因之变化。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国内发生的重大政治变革使得中国对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也发生了变化。从1949年建国到1971年加入联合国之前，中国一直是个国际体系外的国家，1971年加入联合国后的整个70年代，虽置身于该组织中，但真正参与的程度仍十分有限。中国在此期间把自我身份定位于一个具有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1979年之后的中国不仅发生了战略文化核心内容的重大改变，而且由国内政治进程的根本性改变引发了一场"身份政治革命"——从一个体系外的政治革命性大国转变为维护体系稳定的经济发展中国家。这种机关报的国家身份定位目前仍在形成和巩固之中。这种国家身份的变化是中国安全观念变化的思维基础。
四、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发展态势
上面分析了中国国家安全观念变化的原因，据此可以对中国安全观念的发展态势做一个粗略预测。
首先从国际系统因素来看，国际系统结构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根本改变，多极多元霸权仍将是国际系统结构的基本特征。国际系统进程的高相互依存和强意识形态也会得以维持，并且有日益增大的趋势。前者的提高加大了使用军事力量的成本，军事力量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削弱，同时相互依存的态势将使得经济发展继续在国际关系中主导地位。
再看国内因素。中国以合作求经济发展的战略文化的基本内涵正在形成，如果不出现突发性事件、不受到超强的压力，这一新的身份定位和战略文化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并有内化和制度化趋势。
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环境里，可以预测创造和维持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保护中国经济发展不受外来负面影响的干扰和破坏将是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核心，国家经济安全的地位仍会上升。同时，如果中国在战略文化和国家身份定位方面能够沿着现在的方向发展下去，中国对环境安全，国际安全、个人安全等其他层次和方面的安全也会加大考虑力度。（完）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孙淼玲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