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第133次双周学术讨论会邀请了盛洪、罗照、贺强等学者，由秦海作主题发言，讨论了东亚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危机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及中国应采取的相应的战略。与会学者对遭受危机打击比较沉重的几个国家的内部制度结构和外部环境分别进行分析，指出这场危机是这些国家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孪生的结果，它给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刻反思，中国与东南亚几个国家存在很多相类似的问题，防范金融风险，关键在于从内部消除风险隐患，提高作为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的整体竞争实力，把经济增长的基础建立在高新技术产业和国际化环境之上，而不能为了追求高增长率盲目扩张投资，给未来经济发展留下隐患，以下是这次学术讨论会的综合观点。
一、 东亚金融危机的实质
今年3月，康德苏提出"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快要结束"，因为汇市和股市已经基本平静下来，不再有竞争性的贬值，在危机中遭受重创的几个国家的经常性项目收支已经改善。但是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二十年的增长成果损失殆尽，危机所带来的冲击，所形成的社会成本，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及引起的问题，都开始引起国际上的关注。
由于发生危机的国家的股市、汇市和GDP的规模加在一起，还不足美国的40%，因此，危机中所表现的现象不足以提示其实质，这些现象包括以下方面。首先，国际上的学者们指出，亚洲地区有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几乎不受政党约束，而他们疯狂地约束特定的，从事积极性的或有效活动的经济行为，以便形成特定官僚机制所需要的运行费用，或者说"寻租"。这种情况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非常普遍，所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亚洲地区危机的一个实质性原因是"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其次，金融业是道德风险体现较多的领域，因为这一领域中的很多东西不是纯技术上的，而完全是操作技巧上的，亚洲发生危机的国家的金融市场规模虽不足美国的一半，但任何一个国家所拥有的金融中介机构、银行业和非银行业的机构，都比美国或英国、意大利要多很多。金融中介机构造成了一种灰色环境，这个环境在加快金融开放时，是促使整个社会的呆帐、坏帐扩大的机制，由于不公开情况，危机到来时，很快对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呆帐、坏帐形成无比巨大的压力。由于这两种现象的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提高透明度和接受社会监督都加入到治疗危机的条款中去。
国际上对金融危机的解释，最早仅仅是从"国际阴谋论"的角度来关注，因为这个地带在地缘政治学上恰好是国际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争夺地带，是地缘政治学上的"新月地带"。在七十年代，由于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日本经济的扩张，日本开始产业外移，推进工业化和制造业的标准，这样，到八十年代第二次石油危机时，亚太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打击，而是表现超强劲的增长，当时，亚洲对这种增长成就的享受感，是任何时期都不曾有过的。但是，谁都没有看到问题在哪儿。阴谋是从80年代的强劲增长以及85年以后日本开始准备收购拉美的资源和北美的资产时开始策划，策划对亚洲增长和陶醉于增长过程中的政府情结是一次大规模的抑制。这个抑制在九十年代初期并没有出现，到了去年才显现出来。然而，对国际阴谋论的解释存在着质疑。因为从本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每一个年代几乎都出现过危机，在存在着最后贷款人和多边国际组织救援的架框下，由于货币制度本身而发生的危机基本上都可以通过这个框架来消解。而亚洲的这次危机能持续两年时间，并且渗透到社会结构内部，而其所带来的影响还不止两年，它的起因就不是国际阴谋论所能解释的了，需要重新加以探讨。
另一个解释是金融恐慌论，其倡导者是哈佛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认为金融危机是金融恐慌自我实现所导致的后果，并把金融恐慌进一步解释成债权恐慌。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之前，泰铢已经受到4次大的冲击。老百姓不知道，但中央银行和从事金融交易的人知道，这意味着债权人事先知道。这时，债权人开始恐慌，拼命撤资，对冲基金对泰铢的试探性冲击是为了看出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有信心稳定汇市，东盟国家其实并没有能力来干预，试探性的冲击不仅引起了债权恐慌也引起了政府恐慌，墙倒众人推，危机就自我实现。但这种解释也有缺陷，它没有考虑到竞争性贬值的情况，和遭受冲击时没有人救助而维持住汇率的情况，比如台币，所以，试探性冲击并不一定会从债权人恐慌上升到政府丧失信心的地步。
克鲁格曼将危机解释为国际收支的危机，即外汇储蓄增加，会加大基础货币的压力，放大货币乘数，从而把外向均衡目标推到内部来，国内整体的货币形势就没法控制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九十年代有两个特别的环境。一个是国际化，国际化使分工的进程大范围地加速，这种作用不再是通过需求的细分来推动分工的细分，而是直接通过国际化进行分工细分，最后导致整体的贸易环境被放大了无数倍，原来的国际支付都是跟经常性项目挂钩，一般不跟资本性项目挂钩，原来的贸易流程是按正常周期的贸易盈余来换算，而国际化环境使贸易变成了随时交割的东西，外汇有多大的量和应该交割多大的量完全没有意义，外汇储备可能对付危机的说法越来越不现实，另一个环境是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产业外移的速度加快，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出现，国内目标会向国际目标转移，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怎么强调外汇储备，如果考虑到国际化带来的新条件，包括对冲基金问题，离岸金融市场脱离贸易体系之外，因而实质性的危机将不仅仅是在亚洲发生。
国际上的另一个解释是债务危机，其代表人物是韦德。他认为，东南亚各国的债务现在看似民间债务，其实债务的形成是政府和民间串谋的结果，由于有政府的担保，债务才得以越滚越大。这种解释在亚洲各国都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
有的学者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危机的制度来解释东亚危机。生产过剩表现在两方面。一个是在资本与技术密集的加工工业方面，韩国和日本的产业结构、组织形成非常相近，出口市场也重合，两国激烈竞争，造成半导体、钢铁、汽车、造船等行业都生产过剩。第二个是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方面，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趋同，生产能力大大过剩。资本过剩表现在石油危机之后，欧美国家传统产业成熟了，飞速增长，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不多，加上石油美元的流入，发达国家形成了资本过剩，急于寻找高回报的投资点：一个是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再一个是新兴市场，主要是东亚、东南亚地区，这是形成金融危机，泡沫经济的一个外部条件。北京大学、体改委和社科院的学者基本上认为危机是泡沫炸灭的结果。泡沫有硬爆破和软爆破之分，美国第三次降息是对泡沫的软爆破，而对冲基金的冲击可能就是一个毫不客气的硬爆破，有泡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它一下子硬炸掉。
秦海认为，危机是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孪生的结果，它表现为五个孪生的危机：
第一个是货币和银行相孪生的危机。94年以来，受危机打击比较严重的几个国家，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经常性收支逆差。但这些国家当时完全沉溺于高增长率，几乎不去查任何经济结构的问题。而且，这些地区一直享受着低利率，约束条件非常松懈。一旦融资环境变紧，利率提高，马上就难以承受。所以提高利率并没有给投资者以信心，因为资金留在国内也找不到合作者，所以，再提高利率，资金照样抽逃。这种孪生的危机到了无论保汇市还是保货币市场都无法解救时，只能是崩盘。
第二个孪生是东南亚经济和日本经济危机相孪生。92年以后，日本经济逐渐跌入流动性陷阱，人口开始老龄化，经济不活跃。这加速了资金和产业向东南亚一起转移，大量的债权人涌入东南亚，对房市和股市的投资在东南亚出现，并且是与日本经济连动的，日本经济的萧条使得危机由日本向东南亚输出。
第三个是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相孪生。一方面，在从实质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资源狭小，产房与地产没有分离，一下出现了那么多对房地产和金融的投资，所以房地产的泡沫是这些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特定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转型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型，而由于高层管理者阶层不具备现代的知识储备，发展战略和政府职能没有跟上经济转型的步伐，这种错位加重了危机。
第四个是私人债务和治理结构的相孪生。企业在借款时有政府在背后支持和撮合，企业家的目标和政治家的目标高度合二为一，使企业得到贷款非常容易。但是，资金并没有向有效率的部门集中，而是通过特定的支持形成庞大的私人债务，比如，韩国一些企业集团的资本负债率达到了500%。这些债务一旦出了问题，只能采取政府动员私人资源的办法来解决。国际化条件下的文化认同与亚洲的价值观念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磨擦，这种磨擦导致政府强制性地动员资源来创造或倡导一种发展模式。传统的亚洲模式在国际化的环境下不再行得通了。文化上的认同和发展上的认同需要解决社会问题、结构问题，来解决国际化所带来的多元互动问题，从而要求提高透明度。
第五个孪生是国际贸易体系的重组与金融体系重组相孪生。由于离岸金融市场崛起，国家干预市场，导致贸易体系脱离于公司之外，甚至脱离于一些弱小的国家之外，国际贸易体系开始重组。同时，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导致对原来的资本流动，局部市场的放大和渗透大大加强，几乎脱离于贸易体系之外，出了问题之后，它炸出来的灰把实质性经济全部掩盖。从而又出现了金融体系的重组。
这五个方面涵盖了东南亚几国的内部问题，也涵盖了国际社会的问题，危机之所以在东南亚发生，不是因为它这几年增长太快，也不是欧元吐出美元的冲击，而是外部游资的冲击碰上了特定的内部结构相对接的结果。这个结果就以危机的形式爆发。
二、 金融危机的国际效应与中国的战略对策
东亚金融危机不仅给亚洲地区造成震荡和冲击，并且由于经济的全球化，欧美的经济都将受到影响。东亚地区除少数几个国家外，今年经济都将是负增长。美国和日本都已在APEC会议上承诺投入几百亿美元的资金来振兴受危机打击国家的经济。如果不出现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加紧经济结构的调财政、发国债来刺激经济，可能会产生很多不良后果。美国经济现在已经出现泡沫了，正在慢慢调整，整，明年，经济负增长的情况将会改变。危机的负面冲击能否得以扭转，在亚洲，部分取决于日本是否能开放内部市场，新加坡经济的好转和它向新经济的转换。亚洲明年增长的火车头将是中国，但中国目前出口下滑，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打折扣，靠扩张加上人口老龄化，明年经济情况不乐观。欧盟的火车头德国陷入了俄罗斯的债务危机，所以欧盟在欧元启动吐出美元之后，第一个解救的对象将是独联体和东欧，因而欧盟不断下调它的预期增长速度，所以，全球经济由于东亚危机的全球化，将可能进入一个增长衰退的时期。
中国在追求增长的同时，必须注意防止重蹈东南亚国家的复辙。而我们恰恰好在诸多方面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都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这个产业的特点就是技术含量低，容易上手。但是，正是由于技术含量低，谁都可以搞，竞争非常激烈，市场容易饱和。首先是国内市场饱和，内需不足，接着国际市场也会饱和。加上这种产品成本高、效益低、附加值低，从而竞争力也低，只能进行价格竞争，降价到一定程度，企业就维持不下去了，出口产品出不去，外汇拿不回来，必然导致外债风险的积累。同时，中国的企业又效益低下，给银行造成大批不良资产，股市上的价格与公司业绩出现严重背离，即使没有外资冲击，股市和银行的风险都已经十分巨大。现在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财政又大举借债，投向高风险、低收益、回收期长的基础设施，这种做法很有可能在二、三年之后给中国经济稳健增长埋下隐患。
中国防范金融风险，应该从内部改革着手。首先要提高企业竞争实力。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创造利润的源泉，金融市场和银行都是为企业服务的。现在世界市场上不仅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是饱和的，资金密集型、甚至普通技术密集型的产品都是饱和的。只有高新技术的产品能卖高价。高技术产品的竞争形成技术垄断，谁有技术谁能生产别人生产不了的产品，产品就可以不降价，甚至提价。而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只能靠价格竞争。引导中国企业走向高新技术产业，要从宏观上强调在国际化的环境下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增长性产业基础，要完善风险、创新的投资机制，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使个人和小型利益集团成为创新主体。此外，在长期仍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不能过分依赖扩大发债规模来刺激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