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2年10月26日15:00-18:00
地点：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1号会议室
主办人：北京市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天则经济研究所华南研究中心
主讲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星教授
点评人：广东省法制处曾伟坚处长、天则经济研究所华南研究中心赵旭主任
参与人：天则华南研究中心全体成员，君泽君全体员工，广东省法制处友人，吉林大学广州校友会成员，广州各法律界友人，南方都市报公益事业部，领跑者COOLWALK户外运动平台，爱笑天使动物关爱中心等。
第一部分：倪星教授发言
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
非常感谢君泽君和天则给了我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今天与会的有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员，相信会有一个多元视角以及思想的碰撞。
我们主要研究的是政府改革和政府转型，这也是一个永恒的命题，我今天就主要在这个方面展开讲述。那么中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往哪走，我认为核心是从社会建设的角度谋划改革。所以今天我是从中国社会面临转型这个大背景下出发来谈这些问题的。这里我引用了狄更斯的《双城记》里面的一段话：
“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的前途拥有一切,我们的前途一无所有;我们正走向天堂,我们也正直下地狱。”
很多大学生猜测这是中国当代某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写的，有人甚至认为是韩寒写的，但实际是这是狄更斯在《双城记》里面开篇的一段话。《双城记》发表到现在已经一百五十多年了，讲的是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当时最发达的两个国家，虽然经济飞速增长，但是也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这恰恰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中国，中国现在也面临着转型期，所以大国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够回避这样的问题，而应该拿出直面这些问题的勇气。我们现在很多公共部门在面对问题时的态度常常是否认，如果实在否认不了就抵赖，实在抵赖不了就找替罪羔羊，所以我们许多部门都配备很多临时工。这样面对问题的态度就很不正确，出问题很正常，关键是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才能共同努力走出转型的阵痛期。在面对问题的态度上，我们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本来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在2010年率先度过经济危机，甚至很多人说中国为全球走出经济危机做出历史性的贡献，但是现在看来可能都过于乐观了。我主要从金融时代的这个背景出发，很多社会问题以及政府的改革都是因为经济金融的问题触发的。（展示2006年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和增长率的数据）中国从06年到11年GDP的总量翻了一倍还要多，但是问题是增长率。06、07年中国的GDP的增速达到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 08、09年经历了一次低谷；而得益于争议非常大的四万亿的影响，在10年GDP增长率有个触底反弹。在那个时候包括清华的胡鞍钢教授等学者到很多国家讲授“中国模式”的问题，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谨慎一些。温总理把今年的GDP增速目标下调到7.5%，而中共中央把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速的目标下调为7%。这样可以说中国很可能已经告别了过去的高速增长期。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其实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面是生产提供供给，一面是消费提供需求，必须两者均衡才是稳定健康的经济体。而在全球一体化的条件下，需求就分为内需和外需。在老百姓一贫如洗的情况下，邓小平1978年明智地选择了利用外需带动中国的增长。因此在学术界有一个说法是“开放改革”，而不是“改革开放”，因为是开放的政策推行以后，吸引了外资才倒逼我们改革的。依靠着外需提供的增长动力，中国走过了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但也导致了经济结构严重依赖出口，同时造成了内需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外需的减少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再来看内需。（展示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在1978年的时候是49%，而趋势却是逐年走低，到了2008年只有35%。这个直观的数据就很可以直接反映为什么中国GDP快速上涨而居民的幸福感却在不断的下降，只有花出去了的钱才是自己的钱。虽然你收入越来越高，但是你的消费却越来越少，这可能比你没有钱的时候可能更痛苦。而相比之下（展示其他国家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比如美国2006年为71%，而当年中国只有35%。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很多经济学家这样比喻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资源消耗殆尽，把老祖宗留下来的优美环境破坏殆尽，用低劳动成本为代价换取低附加值产品去占据国际市场。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的领导人都是非常英明的，因为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很早就已经认清了中国的局势。虽然早就提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惜都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所以说中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口号治国”、“文件治国”、“会议治国”，说的都非常对，但是却没人做。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去年回到珠三角调查，他认为现在中国又要回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去了，通过铁公基、基础设施建设来面对危机。陈志武同时认为，2008年的危机是美国金融危机迫使中国卷入其中，是外生性的危机，对中国的教训不够深刻。他表示在未来十年内，中国肯定将发生深刻的内生性经济危机。
现在看来，从国家领导人，到社会各界人士几乎已经达成了共识，认识中国需要转变发展模式，那么怎么转变，就是扩大内需，建立内需为主的经济体。我们很多人已经对这个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却没有真正付诸行动。这其中有很大原因是转变发展的制度供给不足，所以我们要以政府的转型来引领发展模式的转型，增加转变的制度供给。我们应该认清到底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什么，经济应该放手，而诸如垃圾分类、公共设施这样的公共服务才应该是政府真正需要管好的方面。
二、西方大国的转型经验
前面有提到，中国政府和中国执政党学习能力超强，这种学习能力体现在其实现政策创新能力非常强。我们又是强政府的模式，所以政府的权威一般很难受到挑战，这使得它的政策空间非常大。我们的政策经常会自我否定，我们犯一个错误，它经常会说，我们犯了一个伟大的错误，而把个错误改正之后会变得更伟大。因此政策的180度大转弯，关键的前提在于学习到了什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像中国政府过去顽固地坚持搞计划经济，到1992年180度转过来搞市场经济了，我们现在把不该市场的都市场了；然后我们过去反对搞私有制，现在其实鼓励私有制的发展，其实关键在于它学习了什么。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以史为鉴，所谓前车之师、后车之鉴，关键是真正学习到了什么。其实很难说，因为马克思说了一句话，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即所有人解读历史都是根据自己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因此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人来解读的。据说胡适先生针对历史是什么也说过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个小姑娘她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你觉得给她戴朵花漂亮你就给她戴朵花，给她穿个小裙子漂亮就给她穿个裙子，所以都是自己来解读的。所以关键就在于怎么解读历史。英国著名的思想家、历史学家阿克顿先生说过一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他其中一句话，他另外还有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很值得玩味——历史的教训是什么，历史的教训就是人们从来不肯从历史中学到历史教训，这就是历史的教训。这个其实讲得很有意思，就是说人性的弱点使你根本不能回避这个公认的陷阱。所以即使所有人都知道“权力造成腐败”，但是后来还是因为权力继续腐败掉，所有的政权都因为腐败而垮掉，并且后一个政权因为同样的原因垮掉，这就是历史的宿命。
（一）英国的历史经验启示
我这用了世界上几个公认的大国为例，第一个是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英国。英国的现代转型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转型，二是经济转型，三是社会转型。
第一，政治转型。政治转型就是众所周知的光荣革命。早在1219年，英国就有的大宪章因为可能是和欧洲中世纪社会结构有关，马克思讲社会先是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是资本主义、再社会主义再共产主义，他讲的是欧洲经验，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套用马克思主义这个观点说中国也是这样的，其实欧洲的封建主义和中国的封建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因为封建是分封建国、等级分封、贵族体制，所以欧洲这种贵族体制，欧洲封建社会就孕育了非常深刻的现代民主政治的萌芽，而中国的封建社会绝对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他这个封建是什么，国王是全国土地所有者，但是国王不直接拥有土地，他把大部分土地分封给大贵族，大贵族再分封为小贵族。小贵族再把土地分给自耕农。那么在分封体制里面构成了一个权力义务关系。我是你的领主，我把土地分封给你，你要向我交税，你要向我服兵役，你要忠于我。但是我作为领主我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他有个权力义务关系在这里。那么一般情况下大贵族都是支持国家建设，但是到了一定程度的话这个链条会断掉。因为大贵族的钱也是来自中等贵族的。中等贵族的钱也是来自小贵族的，所以这个链条可能会断掉，贵族退出这个合同关系，就出现贵族叛乱，国王就会周期性的镇压，镇压获胜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在法统上有优势。但如果这个国王的统治过于残暴，大量的贵族纷纷叛乱，构成一个反叛者的联盟，国王的镇压有时候会失手，所以1219年就是这样一个起点，政府军没有绝对的优势，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双方签了个停战协定，当中有一条：以后国王要增加税收必须经过贵族或者贵族代表的同意。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宪章，它孕育出现代民主政治来了，中国的封建社会有这些吗？没有。
第二，经济转型。那么经济我们就不讲了，经济的转型我们说很简单，就是政府你不要去压制人对财富占有的欲望就行了，你给他对财富的占有提供一个舞台就可以了，这就是市场经济，但中国忽视了社会转型。
第三，社会转型。我的主题是社会转型，所以我的核心出发点全是社会建设更重要，因为我觉得政治的东西可以照搬，经济的东西你不要压制人性就行了，最最难得就是政府该干的社会建设，这就是社会政策。英国在社会转型中间通过一系列法律、教育、养老、济贫、保险等重建社会体系。尽管丘吉尔是英国在二战时期的领袖，可以说在二战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但在战后的选举中丘吉尔领导的工党失败了，艾德礼领导的工党获得多数席位。但丘吉尔说了一句话，太伟大了，他说一个伟大的民族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总是无情的抛弃自己的伟大领袖。这句话讲的实际上是英美政治民族智慧的问题，因为一个伟大民族一定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在国家和民族遇到危机的时候一定有人变成英雄带领国家和民族走出危机，但是一个真正真正伟大的民族是渡过危机之后就不需要英雄式的伟大领袖了，因为我要的是常态化的、制度化的治理。英雄可能变成独裁者，而独裁者比外来的敌人比对这个国家的威胁毫不逊色甚至会更大。
艾德礼上台以后用了三年时间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扶持发展福利政策，到了1948年他骄傲的宣布英国在世界上建起了第一个世界上现代福利国家，所以当时大家公认如果不以共产党执政为标准，英国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然我们现在倒过来了，我们只要共产党执政就是社会主义，把手段变成了目的了。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工人阶级率先发育成熟，马克思扎根在英国，直接指导英国工人运动，但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英国没有发动一个像样的工人革命，反倒是中国、俄罗斯这些没什么工人的国家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原因何在。我觉得一个重要的解释是资产阶级太狡猾了，资产阶级通过不断的社会福利政策把这些一贫如洗的工人和农民给消灭掉了，不是肉体上消灭，是从经济和社会地位上消灭，资产阶级收买了几乎所有的工人，培养了工人贵族，通过社会保障把穷人变成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所以大国崛起靠什么，靠社会政策，这是我的观点。
（二）美国的历史经验启示
美国进步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是潘多拉的盒子，既可以解决问题，又可以创造更多的问题，比如财富集中，政治分化，政治腐败，环境污染，食品药品道德诚信问题，全部都出来了，整个社会就开始崩溃。美国报纸头版头条也是火车出轨了，大楼坍塌了，瓦斯爆炸了，然后再抓住腐败分子，跟今天的中国如出一辙。
今天，我的反思是，为什么美国遇到一些问题能被解决而中国不能，因为美国立国之后建立的是分权制衡体制，行政权很弱，立法权很强，司法权独立，再加上美国是多党制，对执政党有足够的监督，所以美国当时政权非常弱势，包括当时主导的社会理念就是自由竞争放任的理念，政府做独立警察，什么事也别管，经济发展靠市场，所以在这种理念之下美国的行政权非常弱，政府没有权利，承担不了责任。但中国政府的模式是行政权太大，立法权、司法权根本构不了任何制约，也没有其他制度化的反对力量，反对派的制约那本来就够强势了，所以如果再学美国进步时代再打造独立管理机构，那就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政府改革的核心可能更要靠政治改革，需要一个系统的安排。
1929年经济危机，危机影响远大于2008年。小罗斯福上台后采用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应对危机，但是这个政策只能应对短期，长期的核心的摆脱危机政策应该是重建社会体系。“罗斯福新政”通过建设社会福利政策解决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改变社会供给与需求之间不平衡的状况；同时罗斯福认为养老问题和就业问题是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罗斯福的道路显然不同于马克思的“穷人起来革命，把富人消灭掉”的方案。
铁血首相“俾斯麦”说过“一个国家要强大，一定需要从内部解决内部贫富分化的问题”。以德国和日本为例，他们的基尼系数都小于0.3。但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和环境问题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缓解。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超过了国际的警戒线0.4，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实际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崛起，都是建立在本国传统文化之上，不可能是通过舶来的文化崛起。政府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顶层设计。政府改革的逻辑应该是这样：首先培育社会，发挥市场的作用；接下来是关于政府的职能和机构的设置，设置好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从而更好地运行。我国现在是一个问题导向的改革，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需要加强改革，才能更好地实施社会政策。
三、政府改革中的热点问题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房地产调控政策为例
可以说，目前的政策全部是失效的。按照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市场是配置资源最好的方法，但市场会失灵，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要承担责任。所以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政府和市场各有自己的责任范围。其实住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分为两种，一是基本生活必需品，人的生存需要一个住所，这涉及到人权和尊严的问题；二是增值保值的投资品，所以住房就分为保障房和商品房两种。因此，政府提供保障房，市场提供商品房，这个逻辑是比较清楚的。中国在1999年开始搞住房体制改革，政府几乎彻底放弃了保障房的供给责任，转而通过市场的商品房来满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这叫以虎谋皮。市场根本就没有这个责任去建设保障房，市场一定是独立的，所以市场房价越来越高，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所以总理就打压市场房价，以满足老百姓的住房需要，这是缘木求鱼。回到本源，政府承担责任，政府做政府该做的，市场做市场该做的，这是新加坡和香港的成功经验，政府如果提供保障房把老百姓的住房需求给满足了，那么它就不会有政治压力，商品房市场的房价越高，只要不构成金融危机，对于政府来说越是好事。
房地产调控还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问题。在企业家眼中政府都是一样的，但其实政府是个碎片化的政府，它纵向是分层的，即中央、省、市、地、县政府，它横向是分部门的，所以它纵向和横向是分开的。在今年八月份中大协助举办的广州论坛，万庆良书记就表示广州的房价是非常合理的，比很多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的房价都要低，所以我们市政府主管规划国土建设的王东副市长也表示目前广州房价还有上升的空间。总理经常说要咬定房价调控决不放松，下面市长书记就说我们挺合理的，这就是制度上的矛盾。
在中国，实行的是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并不是自治的，它们的党政一把手、权力和命运全都掌握在上级的手中，所以在政治集权的背景下，上级政府可以凭借政治优势，把所有的责任转嫁给下级，所以出现下级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的情况。但是在财政上我们是分权的，在1994年开始搞分税制，中央政府把稳定可靠的收入全部拿走了，留给地方政府都是征收很困难、成本很高的税种，甚至有时中央政府还把地方的某些税种免掉，所以地方政府就捉襟见肘，处于有限财力状态。这就出现了一个天然的矛盾：有限财力去应付无限责任。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市长书记们，谁去干，都是一个矛盾，玩不转，就会被一票否决。正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就要从别的地方找钱。今年有意思的一个事是广东省各市级政府税收的增速都在下降，税收增速下降就要靠非税收项目来维持，今年全省各市级政府的非税收收入迅速增加。非税收收入虽总量不大，但是却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的，所以在过去就有一个天上掉下的馅饼——土地出让金。近几年各级政府特别是县市级政府的财力有70%左右都来源于土地出让金。总理如果真的要打压房价，很简单，无非就是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责任，这就涉及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利和责任要重新调整。第二个思路就是给地方政府稳定可靠的收入，即改分税制。这两个最有效的事情都不做，感觉更多的事情都是在做秀。
（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广州市垃圾处理为例
广州陈建华市长一直希望能够学习台北的垃圾处理经验，马英九当时做市长就在做垃圾处理。台北共有三座垃圾焚烧炉，减排之后容量已经腾出来一半了，现在一座已经关闭掉了，另外一座满负荷运作，还有一座只是开着一半的能力，目前台北还帮着新北市处理一部分的垃圾。但是这个东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垃圾处理这个东西是公共利益所在，政府代表人民利益，但是人民是个什么样的概念？人民是个虚幻的政治共同体，它没有办法运作，现代社会是个利益多元化的格局，是尖锐对立的，所以陈市长抓垃圾处理这件事的确是个考验，他要做好了其他事情可以迎刃而解。
解决问题要有理论支持，事前规划和信息公开，是解决邻避冲突最好的办法。城市规划在十年前二十年前就做好，告知这块地方以后会被用来做垃圾焚烧发电厂，使用什么技术，风险有哪些，把信息都公开，接下来就靠市场的价格机制，来把环境风险给自动消解掉。这块地卖出去的时候很便宜，盖在上面的房子房价也便宜，就会有那些没有钱但是身体还不错的人们来买。这是自由选择的结果，价格已经把环境风险给展现出来了，这是最美妙的机制。但是现在规划基本做不到提前十年，能够做到三到五年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三到五年市长就要换了，市长一换就要改规划。
从实际来看，对话与协商、补偿是两种可行的方法，如果某个地方的房价已经到一万了，但垃圾厂项目一上马房价立马就会跌回五千，净损失就有五千多，谁都不愿意。我们传统的政治美德是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时候要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但这是不可能的，你把所有的个人都牺牲掉了，还有集体么？集体是手段，个人才是目的，所以每个人的利益都必须得到尊重。市政府可以把那块地按市场价回购或者每平米补偿五千元，但政府没有钱，所以就别干了，别干的意思就是建议政府从此不要焚烧垃圾了，把垃圾丢到每个居民家外面，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都不收，居民就受不了了。这是一个利益倒逼的机制，政府没有钱补偿垃圾焚烧厂周边的老百姓，所以就没有办法回收垃圾了。这从源头上倒逼每个人去反思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对每个人都利益相关的，并不是选址周围的人倒霉，其他人都没有关系，所以全民反思要寻求共识，是否增收一个垃圾处理费，来补偿垃圾焚烧厂周围的老百姓，然后从源头上进行垃圾减量，减少垃圾的产生，然后有垃圾分类处理和回收利用。这是培养一个公民社会，形成政治共识非常好的契机，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市长一说不收垃圾马上就会被唾沫淹死，但是这个机制是需要考虑的。
（三）政府本源：社会也需要政府承担责任
香港中文大学知名教授郎咸平，说中国政府改革要很小心，凡是中国政府要改革的领域一般就大事不妙了。90年代启动的教育体制改革，之后老百姓就上不起学，接着搞医疗体制改革，结果就看不起病，99年之后搞住房体制改革，结果就是住不起房，最近在搞的是养老体制改革，估计要养不起老了。中国政府之前一直认为这几项都是包袱，要把包袱丢掉，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刀刃就是经济发展，所有的政策设计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中国以前没有公共政策体系，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是经济政策，是一个经济政策体系，没有一般的公共政策。包括现在的股市，基本都在亏本，其实中国股市赚不到钱，是因为股市的设计就不是为了赚钱的，是为了国有企业排忧解难的，为国企解决融资的问题。现在我们要呼吁中国政府从经济政策体系转向社会政策体系，这才是回到政府的本源上来。
现在有一些地方在做，陕北的沈慕云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吴旗县去年实行全民免费教育，当地政府做这些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政府有意愿，二是政府有能力。有意愿有能力就会去做，没有意愿没有能力那不用说，还有一个可以理解的是有意愿没有能力，毕竟这是需要真金白银的，可以先推动经济发展之后再说。前年在市委组织部讲座的时候，当时的河源市委书记陈建华说河源也愿意做全民免费医疗，谁都愿意做这样子的好事，但是河源没有钱，可以等到经济发展起来再说。广州市一年有一千三百个亿，完全有能力做这个事，但是现在市长好像没有什么动作，所以有能力没有意愿这个是最难解释的了。他愿意把这些钱用来办一届无与伦比的亚运会，建世界上最高的电视塔，最大的广交会会馆，但这些世界之最都没有意义。说实话，政府要主导做社会政策，必须做民主政治改革，没有民主就不会有民生，因为这个政府不是由老百姓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如果是这样它一定会考虑怎么把老百姓手中的选票拉过来，投老百姓所好，但是现在只要把省长或者省委书记搞定就可以了。
（四）政府机构设置：大部制改革热下的冷思考
这里我主要讲横向的机构改革。现在热点是大部制改革，所以我主要讲大部制改革热下的冷思考。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协调太复杂，所以出现很多想法去把它们合并，法制办就是干这个事，协调各个厅级之间的关系。政府首长厌烦了内部事务的协调，就干脆让它们合并，要打架自己在内部打，这是大部制改革的初衷。部门改革成功的案例是美国和英国，美国联邦政府现在15个部门，中国中央政府有27个部门，过去是43个，是减少了，但是我觉得政府具不具备大部制改革的前提是个关键，就是职能转变了没有，社会培育成熟了没有，市场有没有自主能力，只有有了这个前提才能去动结构，而且最好不要轻易去动机构，因为政府机构改变的话，政府公务人员就人心惶惶，没有稳定的心理预期，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五年一折腾”，容易形成短视行为。我觉得还是要从基础性工作做起。
公共管理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定律叫“瓦格纳定律”（瓦格纳是德国著名财政学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机构一定会扩张，这是一个不可违背的规律，因为社会对政府的需要越来越多，政府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多，而且政府吸取财政的能力不断增强，机构必然扩张。从中国企业家的角度来讲，他们并不在意政府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而是更在意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质量是否达到一定的水准，只要达到一定的水准，那么再大的公共机构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覆盖面很小质量又很差，那么再小的公共机构也是不可接受的。所以我觉得需要将工作重心从投入转向产出，这个才是问题的重心。
（五）政府的运行:以广州市汽车牌照购买限制为例
广州市为了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实行限牌，但是在技术实施上还存在问题。因为一限牌的话，之后马上就要限外，不限外的话限牌就没用，不然大家都可以跑到南海去买车去上牌了。汪洋书记是主推珠三角一体化、广佛同城的，广州市限牌其实就是画地为牢，广佛同城这个想法就被废掉了；而且广州是省城，不像北京上海是独立的省级单位，不管周边单位，限外之后外地人都进不来了。其实从技术角度考虑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因为限牌是限制拥有，还有更好的办法是限制使用，可以买却用不起，增加使用成本。限牌之后，广州市的支柱产业汽车产业被打下去了，4S店被打下去了，国家汽车工业协会的会长也表示这个政策是违背国家法律的，因为09年国家出台了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但是广州市反驳说那个政策只有两年的有效期。像这种情况就是要开放全民讨论，这一定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但是政府是比较怕这个的。
第二部分：点评与总结
一、曾伟坚处长点评
首先感谢君泽君和天则对我的盛情邀请，很高兴能参加今天的读书会。从今天参加读书会来看和我个人经历来看，我对整个社会体制改革还是相对乐观的，因为我参与到其中。而且是广东省政府职能转变工作中的咨询团队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倪教授，但没有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接下来我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前段时间中央刚刚出台了两个凡是“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这是政府放松管制，进一步退出具体社会事务管理的举措。广东省这方面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
其次，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广东省正在推行大部制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改革，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建设，但这也存在风险，社会组织可以给社会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但如果社会组织自身出现问题，所带来的破坏性会更为严重。而且，普通老百姓对大部制改革并不怎么敏感，因为他们更看重改革后所提供的服务，即改革所产出的服务。
必须强调，放权的力度和程序必须有法可依。根据国情，要放权、要改革必须要有法可依，这也是广东省在改革过程中受到阻碍的原因之一，因此广东省的改革在2009年先通过了人大立法，在获得“先行先试权”之后再进行改革。
而且，必须遵循民主。比如番禺垃圾焚烧厂的处理，但民主必须以自由和法制为前提，不能够随便牺牲部分人的利益来满足其他人的利益。
二、赵旭主任点评
我从经济学角度对倪教授的演讲做一点讨论。主要讨论三个问题：
一、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已经转了很多年，为什么老转不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把主体搞错了，经济结构转型的主体不应该是政府，而应该是企业和个人。如果政府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主体，其结果只能是政府不断敛财，从而导致居民消费降低，因为政府代替居民消费了。政府消费最多的就是大搞“铁公基”，全国各地大修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改革后面的十年到十五年出现了制度的“双轨制”。政府掌握了上游资源市场的决定权，导致低效率，而这种低效率直接转嫁到了下游。下游市场基本是市场化的。因此，目前经济问题都出现在这种交界处，即市场化和计划交接的部分，比如计划电和市场煤的问题，都是制度双轨制的结果。
二、 政府权力配置问题
大部制改革在中国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出现很多反复，改着改不动就又改回去了。中国的大部制改革与欧美国家不同，比如美国，美国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是上下级的分工关系，而不是上下级的领导关系，但中国恰恰是上下级的领导关系。如果政府权力不能做到各安其位，将难以出现大的改观。政府权力配置应该从根本上转变，从分工角度出发，把地方事务和中央事务分离开来。
三、 福利社会问题
经济学对于福利（免费）是有抵触的，我们当前最需要做的两件事情是社会公平和社会保障。其中社会保障应该是基本的保底线，而福利是高水平的。但中国的保障房方式根本不行，保障性住房和住房保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适用房在中国事实上只有政府才能拿到，政府有地，大多数经济适用房被用来出租，保障性住房也不是最需要住房的人群所能够得到的，比如城市低收入人群，比如流浪汉。
政府提供的知识社会保障，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但应该允许私人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比如教育和医疗等。国家应该提供基本的教育，但同样应该允许贵族学校的存在，政府应该提供满足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立医院，但同样也应该允许有私人医院的存在，他们之间是互补的关系。
此外，福利资源容易滥用，以德国为例，德国的福利制度是很夸张的，得个感冒也可以打电话叫直升机，又比如澳门公立医院看病排队。无锡的公交对老年人是免费的，有老太太专门坐“免费公交”从城东跑到城西买点菜，只为了省1毛钱，这1毛钱是他个人赚到的，但所占用的公共资源是不需要承担成本的。有人说广州可能要实现限制外地牌照，这是改革开放的倒退，而且效应将非常差，因为珠三角各城市之间的关联度和依赖性非常强，广州限外地牌照的结果是其他城市也限制广州牌照，这是开历史倒车的结果，很危险。
三、颜俊律师总结
非常感谢曾处长和赵主任的精彩点评，他们两位分别从政府和学者的角度对社会建设和政府改革进行了评述。社会体制改革是中国最紧迫最需要做的事情，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面突围。我相信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将给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动力，我也满怀着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