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五四"八十周年
近半个世纪以来，每到一年中的五月四日，中国的上上下下都会有相应的纪念活动。这几乎成了一种定规，而且每年的五月四日还被确定命名为青年节。可见，"五四"在中国人心中的历史份量。但是，"五四"究竟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什么样的意义呢？人们究竟纪念它什么呢？从正面讲，无非是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或理性主义的科学、民主精神，至于为什么"五四"运动在历史上显示了这些精神，多数人其实早已不甚了了；而谈到"五四"运动是否还有负面的教训，人们就更是很少问津了。趁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际，我想就此谈一点可能是非常不同的看法。仅一家之言，供学术界的人们以及广大的读者参考和批评。
"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它的重要性，这又是因为，这种理解的方式，实际上紧密地关联着中华民族今后未来的路。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代青年学生们都被告之，"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滥觞或萌芽，海峡两岸的人们几乎都是如此认为。所以大陆赞美"五四"，台湾贬低"五四"；而在大陆，则是过去颂扬"五四"，近期却开始批判"五四"。
正是因此，海内外的专业的历史学者、文化学者们，在论及"五四"的历史意义问题之时，也往往意见分歧，各擅一端，虽不怀疑人们治学的公允，毕竟各各背景不同、视角不同，所以即使都能言之成理，也总不免要受时代、地域、信息隔离的局限。如今海内外已能充分沟通，"主义"的隔阂也远不象过去那么僵死，所以窃以为，还"五四"运动以一个更公允的历史评价，该是时候了。
视"五四"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监觞或萌芽之论，其实是事后诸葛亮的取巧的说法。就好象一个女人在送子娘娘庙里许过愿之后生了儿子，人们就说，这是因为娘娘显灵所以才生了儿子一样，同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毕竟从1919年到1949年中间隔了三十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能保证中国就一定走苏俄的共产主义道路。如果说中国的这段历史中真有某种必然性的话，与其说这种必然性只体现于"五四"运动的渊源，还不如说更体现于中国人的某种群体潜意识的历史惯性之中。实际上，即使"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它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本身，也还只是这种群体潜意识的历史惯性一时的产物。今天，我正是要从这种群体潜意识的历史惯性的角度，也即我所谓的人学的观点来剖析"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中国人的群体潜意识的历史惯性会是什么呢？它与我所谓的人学观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通观古今中外人类的历史，特别是社会发展史，在非常多的场合，权力始终是最核心的东西，既是最核心的观念，也是最核心的有形的物质性的力量。权力的发生、维持和崩溃几乎就是社会的发生、维持和崩溃。这是第一种基本的判断。
此外，通观人类几千年的世界史，真正在历史中长期存在过的权力形式，最漫长且最稳定的是中国的皇帝一官僚的绝对的极权的形式，其次是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教会的神权的绝对的极权的形式，再其次则是希腊一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含有平民或贵族议会的相对的权力形式。这是第二种基本的判断。
再次，同样通观人类的历史，一种权力形式的长期的稳定存在，只有在与一种基本的人类的道德形式构成密切的结合之后才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只有通过道德，人们对权力的服膺才可能是心甘情愿的，或者说，只有赋予掌握权力者以某种道德的力量，才可能使之具备某种所谓奇里斯玛的人格魅力，而这种人格魅力正可以使之掌握的权力也获得某种相对长期的稳定性，也即不受到其他人的挑战的可能性。这是第三种基本的判断。
还有第四种基本的判断：依然通观人类的历史，真正可以认为是人类的道德精神的模式不外为三种，它们即：中国人的宗亲道德，其核心观念和行为范式来自中国先秦时代儒家的孝悌忠恕的仁爱思想以及汉代以后的三纲五常等；希伯来人的宗教道德，其核心观念和行为范式来自圣经的对唯一神的崇拜信仰的思想以及教会神权高于世俗权力的观念等；希腊、罗马人的功利性道德，其核心观念和行为范式来自希腊古典哲学，在罗马共和国之后，特别来自伊壁鸠鲁的哲学和斯多葛的哲学。前面两种道德均为绝对道德，也即不必经过人们的理性判断的道德，第三种道德是相对道德，因为它是在经过人们的哲学理性的判断之后才逐渐形成风俗的道德。
上述三种基本道德模式的判断是基于本人的人学观点，读者可参阅拙著《问人性》（团结出版社，1996），所以后面的分析，我也认为是从人学的观点出发的。
通过上面的介绍，读者可不言而喻：为什么中国的皇帝一官僚的极权形式坚持的时间最长，达两千年以上？这是因为，它与一种绝对的道德精神形成了极顽固的结合。又为什么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的神权的极权形式也同样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达一千年以上？这是因为，它也与一种绝对的道德形式形成了坚固的结合。而又为什么希腊一罗马的存在议会的权力形式则相对而言要短得多，只是断断续续地维持了远不到一千年？这却是因为，它只是与一种相对的道德形式形成了并不很牢固的结合。
以上的讨论，既是一种理论背景，也是一种对群体潜意识的历史惯性的描述。例如在中国，皇帝一官僚的绝对的极权的形式与绝对的宗亲道德形成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切中国人的心灵中形成了共同的历史的行为的惯性的基础或根源。实际上也即构成了中国人群体的潜意识。
当然，必须指出，上面虽说宗亲道德、宗教道德是绝对的，而功利（理性）道德是相对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绝对的道德是错误的（或只有相对的道德才是正确的）。笔者反倒认为，中国人的宗亲道德中的仁爱精神、希伯来人的宗教道德中的信仰精神与希腊人的理性道德中的哲学求知精神，恰恰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不可或缺的三种基本的元精神。正是这三种元精神的某种缺失才造成了人类及其社会、文化、历史发展中的困厄之境。关于这一点，显然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所以暂不予以深论。
在有了上述基本理论观点的阐明之后，我们现在即可以用来回观"五四"运动的历史现象并分析其意义。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在其前重大的历史事件有：1895年以中国失败告终的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失败的戊戌百日维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直捣中国京城的惨剧；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却迎来了窃国大盗袁世凯；1912年成立国民党；1916年袁世凯称帝并死亡；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1914——1918年第一镒世界大战，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属于战胜方；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一员的尊员，竟然把战败国德国在华的权益转让于另一个战胜国日本，而中国的军阀政府——段祺瑞的安福系也竟然出于一派之私，与日本勾结，签下了可耻的丧权辱国的协约，从而激起了中国京城青年学生的愤怒抗议。
在"五四"运动之后，重大的历史事件有：1921年共产党成立；1924年国共两党联合；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蒋介石政变除共，共产党军事起议；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1931—1935年国民党五次剿共；1936年西安事变；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45年日本投降；1946——1949年国共全面内战；1949年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运动；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1978年文化大革命；1978——改革开放。
纵观上述"五四"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无不是以权力为核心所发生的事件。只有"五四"运动才是较多地带来了人类文化信息的历史事件，而这些文化的信息中，一部分是正面的，如关于科学、民主的消息，另一部分则是负面的，如把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全然贬为有害的东西，且要完全彻底地加以打翻。中国文人在极权体制变得松弛的短暂的环境中，一下子忘乎所以而特别显得浪漫起来。欢呼来自西方的新精神——科学、民主、自由自应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心态，但对中国传统仁爱道德精神的肆意的贬斥，则不能说不是一种显然盲目的浪漫。在康有为之后的各家各派的严厉的批判中，人们全都忘记了对中国几千年来极权专制体制本身的关注，毫不怀疑自身理性的不足，却拼命诅咒起支撑了民族几千年的道德精神的价值来。近半个世纪以来，从军阀割据到蒋介石、毛泽东，全都在不期而然地回归传统的极权体制。文人们除了骂礼教、骂主义、骂个人之外，自身却依旧乐于参与旧体制之中，甚至毫无自觉地自己也变成了极权体制的代言人、作甬者。这种历史的悲剧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呢？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深思吗？
"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其所得是什么，有没有所失呢，失在何处？
前面曾指出，中国人的群体潜意识的历史惯性的基础或根源来自二者的长期顽固的结合，它们即：皇帝一官僚的绝对的极权政治体制和个人的孝悌忠恕、仁爱的道德精神，其历史淀积的形式即自汉代以来的三纲五常的等级的人伦关系。这种等级的人伦关系的群体潜意识使中国人在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简直丧失了起码的理性能力，尤其中国的文人，其之所以成为文人也只是因为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被视为天理而不必加以理性批判的等级的人伦知识，而毫无关于自然和自身心理的常识。不象欧洲希腊一罗马时代的哲人具有思辨的自然哲学知识，也不象欧洲中世纪时代的教土，同样具有深厚的自然常识，以及还特别具有一定深度的关于人类自身的涉及信仰的心理知识。最不同的是，中国文人在科举制度下成了一个个日思梦想的官迷。文人不做官，就等于丧了魂失了魄。孔子早就言："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一个中国文人当不了官，且没有一个主子皇上，那就没法活了。总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活着即围着官转，文人做梦都想当官，老百姓见了官象老鼠见了猫，象兔子见了狗。这种典型的官场化人格即是中国人的群体潜意识，且尤其是中国文人的群体潜意识。中国文人即是带着这种群体潜意识遇上了1919年的"五四"历史事件的。
1919年5月4日的具体历史事件，只是一次爱国学生的集会、抗议、游行活动，是对巴黎和会中列强侮篾中华民族的尊严的行为的反抗，也是对军阀政府卖国妥协的抗议示威。集会的学生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游行，并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击国贼章宗祥。警察赴现场镇压，逮捕学生。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序幕。接着的是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各界通电响应。最终迫使军阀政府撤销曹、陆、章的职务，在巴黎，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终于取得胜利。
上面所述只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指的是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文化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出于人们不同的理解，人们或视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胡适），或视之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微拉、斯瓦兹），或视之为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的思想运动（林毓生），或视之为中国共产主义导向的萌芽（毛泽东），或视之为中国文人的浪漫主义运动（梁实秋、李欧梵），或视之为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历史再现，等等。
这些提法都各各言之成理，但也均都只是关注一点，不及其余。虽都有所贡献，然而，真要看清"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它对于中国历史后来的走向的实际影响，却也均都有所不足。问题在于，他们的视角所由出发的理论，或者是西方历史，或者是西方哲学，或者索性是中国传统。事实证明，这些理论均难以解释和洞察人类未来的命运。诚如作者一直在叫唤的：哲学已经死了！
说"五四"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没有多少道理。中国的二十世纪初根本不同于欧洲的中世纪，在此之前的中国也根本不存在类似希腊一罗马时代的哲学理性的"文艺"时代，所以毫无"复兴"可言。如果在中国真要讲什么复兴的话，那也只有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然而就今天看来，先秦的诸子争鸣并不是理性的、逻辑的、哲学的，而是非理性的、独断的、最初人学的。
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有一点道理，但必须看到，启蒙只不过表层的，深层的是忧国和救亡。在中国文人们的心中，亡国灭种的忧虑远甚于对理性的吁求。即使呼唤德先生、赛先生的陈独秀本人，也并不能称作是合格的理性主义的启蒙者。他不过是从日本舶来西方理性启蒙的名词。其他启蒙者也大抵如此，本人并没有对科学、民主真有所研究，更不要说已经具备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在这点上，他们与法国的启蒙者如伏尔秦、狄德罗、爱尔维修等人难以同日而语。也正是因此，在他们本身的思想中，也经常受制于中国传统文人的群体潜意识——官场化人格。同样又正是因此，李大钊、陈独秀要组织政党——共产党，胡适、丁文江、罗家伦、傅斯年等人会当上国民党的官，至于郭沫若、许德珩、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后来都成为共产党政府的官员，也全都在传统群体潜意识的预期之中。"启蒙"运动？谁启蒙？启蒙谁？在传统的群体潜意识中全都是一锅粥。中国何曾有真正的启蒙运动？如果说真有启蒙运动，那么如何解释后来一代一代真命天子的复出，甚至比秦始皇还秦始皇的时代都出现了？从蒋介石到毛泽东，谁都是真命天子。虽不是一家一族的政权，但却是一党一派的政权。从家到党，一字之差而已。何况党在孔子论语和中国历史中也不是什么好词：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牛李党争、狐群狗党。党代表偏而不是正。
说"五四"运动是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思想运动，也有一定道理。到了近代，中国人处处挨人打，样样不如人。的确难免令人感到中国传统的毫无是处，所以必须完全彻底加以反对不可。先前的张之洞曾发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多少年的洋务运动，经甲午一战，"中学为体"的梦想也全然破灭了，所以只剩下了全盘西化一途可行。可是全盘西化，真可以全盘么？西化又谈何容易。再说，纵然可以全盘而且西化，也毕竟只能充当西方人的大尾巴，照样要处处挨人打，事事不如人。更重要的是，"五四"之后的历史并不真是全盘西化。火烧赵家楼，砸烂孔家店，孔孟的孝悌忠恕的仁爱精神算是臭了，完蛋了，成了"封建主义"的替罪羊，而"封建主义"的极权专制，无论在"民国"还是在"共和"，照样大行其道，何曾有半点西化来着？西化的"主义"不过是在文人们的嘴上，在束之高阁的文献上，而文人们的腿却是标准的传统中国的，他们的心则更是中国传统的群体潜意识的，也即官场化人格的。
说"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导向的萌芽，的确有道理。陈独秀、李大钊都是"五四"思想运动中的健将，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更是"五四"思想运动的旗帜，而且他们又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尽管如此，大陆的共产党人却不必视"五四"运动即为自己的"祖先"而大称颂，而台湾的国民党人也同样不必视"五四"运动为天然的仇敌而大加贬仰。因为毕竟"五四"运动并不必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在"五四"文化运动中，实际上有各家各派的意见，自由主义、何守主义、复古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民粹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它们无不自由地表演。如果由于三十年后的结果是共产党政权就说"五四"运动乃是其必然的渊源，那么四十年后、五十年后、六十年后……中国进入了一系列社会的困境，能不能说也是其必然的产物呢？我认为，虽不好说必然，但的确有一定的渊源。
至于把"五四"运动看作是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历史再现，这种比喻很有道理，只不过人们的心态大大不同。"五四"时期的人们几乎均具有对国家沦亡的深刻的焦虑；同时思想的来源也有所不同，"五四"时期的人们的思想多数不是原创的，而是来自日本或西方的舶来品。正是由于这一点，构成了"五四"文化运动的某种皮相的浅层次，许多争论多浮现为口舌之争，而非真正发自理性的精神。也正是因此，后来的一长段时期的人们的操作，只有自由、民主、科学的自我表白，而很少自由、民主、科学的真实践行。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同样也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
正是基于上述，我认为，虽然"五四"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转折，但也决没有理由便认为，自它之后即开始了新民主的中国时代。事实上，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之中都只能是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
人们会问，你究竟认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呢？作为一次伟大的文化运动其得在何处，失又在何处？
在表象上，我赞成李欧梵先生所说，"五四"文化运动其实是中国文人的一次浪漫主义的思想运动。正是由于其浪漫，所以真正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民主、自由，只是不同程度地在中国打了一阵水漂。科学的水漂远一点，甚至到今天在中国也已产生了不少成果，但要说科学已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却还远不是事实。而民主、自由的水漂则短多了，离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就更远了。所以，凡是有可能进入权力体制的文人都会不自觉地回归中国人传统的群体潜意识，最高的想成为真命天子，最低的也起码想成为百姓的主人，至于终身制、一言堂、裙带风等等那就更是小菜一碟了。
尽管如此，我仍旧要赞美"五四"，歌颂"五四"，因为毕竟从中国历史上看，"五四"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几乎绝于仅有的一次表现出了言论、出版、新闻真正自由的文化运动，也正是在这次运动中，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师短暂地显示了一次真正的大学的理性精神，也即真正的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而蔡元培先生也为中国人树立了一回真正大学校长的典范，他的在教学思想上的兼容并包的伟大典范至今仍是中国的绝响。仅就此而论，我们能不赞美和歌颂"五四"吗？
概而言之，"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首在自由，而非在科学与民主。"五四"文化运动的精神是自由精神，而非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科学与民主作为西方理性精神的两大支柱，虽在中国的"五四"时代有所提及，但并没有真正扎下根来，且在短短的运动期间，也难有所成就，因为理性精神毕竟是一种长时期的实践精神，而决不仅仅是一种短暂的还必须感的表现。"五四"运动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中国人在言论、出版、新闻方面的自由、大学教学思想的自由以及人们表达爱国情怀的自由，的确都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也是迄今仅见的。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当然首先即应重申这种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已有所表达的自由精神，希望在中国的今后，能真正永远再现这种精神。
比交起上述"五四"运动的伟大的"得"而言，"五四"的"失"往往不被人注意，实际上，它给中华民族后来的历史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前面我们曾谈到中国人的群体潜意识，它是由传统的极权政治与传统的宗亲道德二者长期结合的过程所形成。笔者在一篇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的文章（《戊戌百年祭——圣人精神的最后一次闪光》）中谈到康有为时，曾提到他为打倒中国传统的极权政治体制和挽救中华民族传统的仁爱的道德精神所付出的双重努力的失败，并指出，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事实上没有第二人对这两个关键的问题象康有为那样作出同等的关注和艰巨的努力。或许，孙中山先生可能例外，其他人几乎都具有较大的偏误。"五四"时代的思想家们显然即均是如此。人们一心只关注引进西方的理性精神，为此不惜全然否定在两千多年中事实上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的孝悌忠恕和仁爱的道德精神。人们把中国落后的根源一古脑全然归因于中华民族的道德，却显然忘记了中国极权专制的政体事实。这也是前述的中国文人自身浪漫的产物。中国文人本身即缺乏理性精神，所以他们的愤怒也最容易表现为情感的浪漫。人们夔无不是要打倒秦始皇、汉武帝，却是首先要打倒孔夫子。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诉说礼教吃人、"仁义道德"吃人，吴虞更是"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贡雄"（胡适称吴虞语），人们猛烈地抨击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孝悌忠恕的仁爱精神，钱玄同先生甚至认为连中国的文字也应该全盘废除。"五四"时期人们彻底反传统的浪漫情感，在后来数代人的心中均留下了深刻的印迹。白话文革命象是为这种浪漫精神打开了方便的闸门。一些文人的浪漫尤其表现在家庭与婚姻的戏剧性之中，如徐志摩与陆小曼、林徽因，郁达夫与王映霞，蒋光慈与宋若瑜，丁玲与胡也频，萧军与萧红等等，文人们大胆浪漫于传统的道德，却在传统的极权政治面前患了夜盲症，或索性噤若寒蝉，有的或甚至投身其中，设法分得一怀羹。浪漫主义表演起来非常痛快，但真要实践还得需要理性精神，而中国文人缺乏的即是理性精神。打倒孔家店，诋毁孝悌忠恕和仁爱的道德精神，这是中国人非常不理智地自绝于传统。
比较而言，西方的历史无论从希腊一罗马时代进入中世纪，还是从中世纪进入近现代，西方人都没有完全割裂传统。希腊一罗马时代的议会式的政权体制虽然被中世纪时代的天主教教会的极权体制所取代，但其哲学理性的精神并没有死亡，而是通过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的神学潜伏下来，经院神学的理性化事实上成了又一具进入"特洛伊"的"木马"。中世纪后期的新教改革使天主教教会的极权体制遭到了分裂，但欧洲人的信仰精神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削弱，反而是个人的心灵自由的信仰精神获得了空前的加强。正是因此，新教伦理地区的资本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得以首先兴起。西方人从来就没有自己割断过传统，而是总在革新传统、丰富传统。
然而，缺乏理性精神的中国文人首先发难的对象却是中国人的道德精神传统，而不是实践中的极权体制传统。这一点恰恰是"五四"时期人们巨大的失误。它不是从康有为前进，而是从康有为倒退。其结果，长期以来，中国人既没有得到科学和民主，反而却先毁弃了自身道德精神的自由。要认真分析中国人近现代种种的灾难，的确不要忘了孟子早就有过的斥责："自作孽，不可活"。失去了爱人精神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再加上并不具备理性精神（科学和民主），相互迫害、相互折腾起来的确是非常可怕的，文人们在历次运动中相互掐起来，连命都不要。仔细回顾近五十年的冤假错案以及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失误，中国文人还有多少理由责备别人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恶煞，种善苗的得善苗。自己种什么，自己得什么。无怪只有西方的哲人之祖——苏格拉底才能说出"认识你自己"这样的箴言，而中国文人永远只会认识别人并进而责怪别人。
用人学的观点反思"五四"，我的结论尽量简单："五四"伟大的精神是自由。它绝无仅有地第一次表现了中国人在言论、出版、新闻方面的自由，表现了大学教学思想中的自由，表现了中国人自己爱国情怀的自由。
"五四"巨大的失误，则是它盲目地斩断了中国人自己道德精神的传统，却在情感的浪漫中轻易地无视了极权专制的恶魔。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便是要高扬它的所得，也即自由的精神，而积极地弥补它的所失，即增进科学与民主：少一点浪漫，多一点理性，少一点恶意，多一点孝悌忠恕和仁爱的道德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