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宏观论坛夏季会议讨论的主要情况

作者:天则 累计浏览:

茅于轼:

我们今天还是季度的宏观讨论,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来参加这个讨论会。季度宏观论坛是从 1997 年开始,快十年了,最近的情况有些变化,我们把规模缩小的,但是内容基本没变,还很认真的做的准备。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张老师先讲一个小时。

张曙光:

我先把我们做的分析和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整个文章和过去结构是一样的,我还是先讲后面的,后面的也把前面的情况做了概括。

我先讲一下有关第二季度和上半年的情况和咱们所作的政策操作。现在咱们的数字早出来了,上半年 GDP 增长 10.9 %,二季度是 11.3 %,是相当快的,工业增加值增长 17.7 %,都比去年同期要快。所以,经济增长的时机和年初好多人预测的要回落这个态势相反。再一个,价格走势也和人们预计不一样,价格从三月份开始连续四个月上升,从 0.8 %到 1.5 %。所以,也不是年初预计的要出现通货紧缩。

从几个需求的状况看也是这样的,上半年零售增长 13.3 %,稍微快于去年同期,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更快,达到 29.8 %,出口是机遇在高位是 25.2 %,贸易顺差在扩大,因为两个基础不大一样,贸易顺差上半年是 514 亿。贷款是增长了 2.18 万亿,年初央行目标两万五千亿的 87 %。税收增长了两万九千亿,增加了 22.3 %。所以,总体来看,经济是高速加速,总的没有太大的波动,但是过热的迹象已经比较明显,结构失衡也进一步加强,这是人们议论的主要的原因。

上半年政策操作,政府对宏观问题有了很大的关注,国务院两次开常务会研究宏观问题,与此同时央行货币政策也频频出台,先是 4 月 22 号升息 2.27 %,然后 5 月 18 和 6 月 13 号先后两次定向发行 1000 亿央票,收回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6 月 16 日 又公告从 7 月 5 号起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5 月 17 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对房地产业进行管控的六条意见, 5 月 29 号国务院办公室专发了九部委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人们称为国 15 条。有这些政策的出台,对政策总的来看,政策决策是及时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政策基本上是可行的,虽然信贷有所回落,但是仍然增长过快,政策效果不是很好。

我们觉得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很多,主要有四个问题,一个是对货币政策操作本身的得失做了一个比较, 4 月份的升息是对的,也自然意味着宽松和扩张的倾向。世界低息时代已经结束,欧美日都已经开始提高利率,现在看来上半年的经济实践也证明了升息的幅度小了一些,进一步升息是必要的。但是,这个操作值得讨论的地方就是只提贷款利率不提存款利率,这个是欠妥当的,因为国内银行存贷款的利差比较大,比国外大得多,银行可以过安稳的日子。在银行流动性过多的情况下,这次升息进一步扩大,不仅起不到紧缩的作用,反而使商业银行扩大贷款。为什么要进行选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居民储蓄太多,所以想提高存款利息,可以刺激存款增加,我觉得这个判断也不对,老百姓之所以存款增加是由于没有好的投资渠道,所以现在存款增长不光是预防性储蓄,而且是有强制储蓄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政策不是从这个实际出发进行选择,而是在价格趋升的情况下,让老百姓承担政策操作的成本,同时把大部分利益转送给国有商业银行。其实在这个存款利率严格控制,贷款利率可以副,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这个操作明显失当的地方就是在于银行的选择是一不会主动提升贷款利率,二不会紧缩贷款利率。所以,这种政策我觉得对银行来说也不全是好处。如果把这个事情和注资联系起来的话,他的弦外之音就是政府的隐含担保将继续发挥作用,银行用不着下工夫改善内部治理和提高经营水平,到时候自然有人帮助你,因为你既注资又扩大利差的选择就是这个后果。

从近期的货币政策操作来看,提高准备金率的操作也是对的,也不错,但是是不是有点谨慎有余而力度不足,从信息发布的市场预期和实施后的情况来看,作用和影响不大,于是 7 月 21 号央行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这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操作避开了中国经济运行的症结和要害,有点舍本逐末、扬汤止沸的味道。要害是什么呢?要害恐怕是在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由于根本性的结构失衡和体制障碍造成的,就是长期发展政策造成的。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外向型经济的优惠税率政策的长期实施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滞后,造成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第二个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政府的计划倾向严重,政府间的竞争严重失序。

咱们看到货币为什么增长的快?贷款为什么增长的多?首先不是央行主动做的,而是不得不这么做的,再出口高速增长,外资大量进入,以及热钱流入的情况下,导致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而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大量买入外汇和投放本币,造成流动性过剩。就以上半年的例子来说,先不说热钱流入,贸易顺差 614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 284 亿美元,合资 898 亿美元,相当于增发 7184 亿元基础货币。这个央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现在的做法不是从货币供应的源头解决问题,只是在货币循环的直流末节做工作,这不是舍本逐末又是什么?我觉得问题的研究性在于我国已经陷入国际经济循环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怪圈中,穷人、穷国借钱给富人和富国。现在中国出口的是贸易商品,换回来的是美元外汇,然后用外汇购买美国的国债,或者存放在国外银行,增持的是国外的债券资产,然家再拿出让债券资产的资金收购我国的企业和银行,增持的是股权资产,这种交易不仅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直接损失。因为债券的一率只有 3.5 %左右,而股权的收益率超过了 10 %。同时,我们一面输出国有资产,另一面又鼓励境外投资,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条件下,也是处于不利的地位。我想我并没有说附近否定银行的开放,因为它确实是银行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决错,而且也是扩大外汇需求、缓解升值压力的一个办法。而在于说明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尽管形成这个原因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决定的,主要的责任在美国,但是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他目前并没有调整的意愿,而一旦国际资本流动发生断裂,美国的损失可能不会太大,它也承担得起,而我国的损失可能很大,我们则承受不起。所以,及早和逐步加以调整,以减少风险和损失是必要的。

但是,现在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面前有点畏首畏尾、视而不见,拖延回避。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扩大损失,加剧危机。在目前经济情况的良好的情况下,为什么不借机采取一些重大的措施,难道要拖到经济情况恶化时才动手吗?因为内外需求关键在于外部需求国王,为什么不能改变和取消对于外资外贸的优惠和鼓励政策,而把政策的着眼点放在抑制内需上呢?咱们现在是内部紧缩,而外部在鼓励。既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作用有限,为什么不起用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呢?既然发挥储备全球第一,而且在继续积累,升值压力在增大,为什么不能放松管制,扩大实际浮动幅度,让汇率适当升值呢? 6 月底的外汇储备是 9411 亿美元,年底肯定超过一万亿美元,难道要等到两万亿美元才解决吗?要知道,按照现在的走势, 2010 年达到和超过 2 万亿是肯定的,再过几年, 3 万亿也是可能的,我想这不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而是这种可能性是确实的。就是你现在着手调整也得一个过程。如果到了两万亿美元,我想很多问题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观察,比如说两万亿美元的时候对我们的宏观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会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到那个时候怎么央行的资产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一算,外汇资产占了央行资产的 80 %。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会达到多大规模呢?如果按照现在的状况看, M2 超过 60 万亿,你现在是为了对冲发央票,央票会发多少?超过 10 万亿。你超过 10 万亿的时候,你对债券市场会是什么影响?那个时候债券市场上可能央票是主要的品种,这个债券市场又是失衡了。还有,央票发了那么多,商业银行要买,那么商业银行是贷款还是买债券,他的行为会怎么样,这个都需要考虑。第二个影响就是对国内的经济结构的影响,到那个时候咱们的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构会怎么样,我觉得也需要考虑。还有,就是到了两万亿的时候,咱们的直接成本和收益是多大,面临的风险多大?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考虑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对当前政策的一个评价。

既然现在的政策有点舍本逐末,那么基本的政策是什么呢?我觉得以内外的政策调整来看,也有多项政策选择和多项政策配合。咱们去年 7 月 21 号重新定汇率的体制改革以来,整整一年,由于央行的直接干预和强烈管制,到今年 7 月 21 号,人民币汇率升值了 0.13 个百分点,实际升值幅度是 1.5 %。同期美元又贬值的 4 %,这也是汇率升值压力增大和外汇储备积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汇率低估不仅造成了内外经济失衡,而且扭曲了国内的产业结构,他将资源印象生产可贸易品的制造业部门,而抑制了提供非贸易品的服务部门以及就业的扩大,因此在目前情况下,逐步调整内外横的经济关系,汇率的进一步升值是绕不过去的。虽然汇率升值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不升值也解决不了问题。在短期内,汇率升值是一个紧缩性的因素,这与当前的政策趋向是一致的,因为现在国内经济是出现过热了。因此,利率和汇率不是二者择一,而是如何匹配。为了抵消不利的影响,可以配合财政政策,就是减税政策。

我们在制定今年税收工作方针时,政府仍然把保证国家税收稳定较快增长作为目标,有关部门负责人最近讲要提高税收占 GDP 的比重,我觉得这是值得讨论的。近几年来,税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两倍,尽管有很多合理的因素,但是增长过快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确定了上述目标,今年的税收增长更快,上半年增长 22.3 %,超过 1.9 万亿,按此推算,全年超过 4 万亿没问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省市区税收增长超过了 40 %按、 50 %或者 60 %。所以,我觉得不可理解的就是这些地方用了什么办法创造了这么多的税收?这么高的征收率又是怎么收上来的?其实税率是有一个最优税率的设计的,税收增长过快并不是功,也没有什么好处。大家都知道税收收的多了,老百姓留的就少了,企业的激励就少了,竭泽而渔的故事和与民争利的道理人人都知道,但是 40 - 60 %的税收增长率有没有竭泽而渔和与民争利之嫌呢?我觉得是不说自明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这样做,我觉得是值得深思的。重要的是在政府和官员行为缺乏约束的情况下,政府税收的高速增长,增大了政府和官员支配资源的能力,其复杂作用一个是增加官员腐败和浪费的可能,二是增加了市场化改革的障碍。其南郑州市惠济区政府投资数亿元,占地 530 亩,修建白宫式办公楼绝非个别事件,现在走到哪都可以看到政府的办公楼是最漂亮的。

我觉得除了减免牛也税以外,实施减税政策主要是统一内外资所得税和增值税的转型。咱们的内外资的税统一税率,它与汇率升值的作用和方向是一致的,就是调整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现在调整方向一致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把外资企业的税负增加了,对他的扩大会提高,而他主要的作为是内资企业税收降低了,由于内资企业的比重比较大,对他们的激励会比较强,所以统一以后最终结果是增加税源,所以这是一个对冲的作用,但是效果是不一样的。然而,这个进度是一波三者,从入世拖到 2004 年才有转机,从 2004 年又拖到 2006 年,财政部两次提出议案,两次被搁置。最近在大量舆论面前,有关方面一再防风今年 8 月份审议,但是实际情况是直到现在没有提出,由于增值税转型不仅有减税的作用,而且有公平税负的意义,咱们前些年是东北振兴试点,优惠政策给了东北,但是试点一年以后就应该在全国推开,但是咱们不是这样,结果今年提出来了中部崛起,又把这个政策给了中部。实际上这个优惠政策说到底是一个歧视政策,内外歧视,地区歧视,所以咱们的改革到了今天,政府还不把公平税负摆在首要代为,仍然是把歧视政府和利益倾向作为激励政策的主要手段,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它除了造成进一步的扭曲之外,不会造成任何积极的结果,政府无序竞争的加强,与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歧视性安排有很大的关系。

在汇率政策和税收政策的条件上,有关当局所以畏首畏尾,一个是责任重大,知识不足和集团利益的操纵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其中重要一条就是汇率升值会见少引资和减少出口,会减少就业和降低经济增长。在存在大量失业的情况下,不增加反而减少就业,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公园不得不考虑的大问题。上述观点并没有错,我也曾经具体测算过汇率升值的成本和代价,但是上述观念没有分数长期和短期,没有指出这种影响在当前经济运行以及以后经济发展中的实际意义。汇率升值会见少引资和出口,这正是当前经济条件所需要的,根据我的研究,这个影响,一年以后就是减半, 7 个既以后就会消失。至于对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短期内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长期实施重商主义外向型发展政策的代价。但经过调整以后,以服务业为主体的非贸易部门会加速发展,就会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的重新增长。

最后讨论的问题就是关外央行和货币政策的独立地位和行政责任的问题。因为国务院两次讨论宏观问题,一方面反应了政府决策的及时和效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不适当的地方。宏观问题终究是一个短期问题,而长期的结构和体制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既然有执掌货币政策的专门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又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而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要召开一次例会,为什么把把货币政策的决定权力和责任交给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而要拿到国务院讨论通过和批准实施呢?这种决策程序的弊端非常清楚,一是削弱的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责任,使之仅仅成为一种执行机构和咨询机构,这种没有责任的约束的行长和委员会很好当的。二是加重了国务院和政治局的负担,妨碍了他们集中精力考虑和解决有关国计民生的更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三是拖延了决策的时间,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时效。就这次提高存款准备金来说,在 4 月份升息以前,社会上曾经广泛地讨论过升息还是提高准备金率的问题,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主张也许还占了上风,但最后决策时却选择了升息。据我推断,央行和政策委员会也会提议,只是到上面划圈使圈了前者,货币拖了下来。直到 6 月初央行行长周小川明确表示,货币政策目前不会马上有动作,但是没有过几天就有动作了。要知道,调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都是货币政策的技术性操作,央行和货币政策委员会肯定比国务院和政治局成员要了解得多,在行得多。难道在专业性和技术性问题上,我们还要违背现代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要求,坚持外汇领导内行的荒唐逻辑吗?为此,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也应调整,更要适当增加专家学者的比例,以便使货币政策决策更加科学和更加有效。

在体制分析来面,我分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房地产新政的成败,在这次宏观调控中,对房地产政府工作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种情况出现当然有一定的依据和道理,上半年城镇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为 24.2 %,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慢 5.6 个百分点,并不高,但是一个是房屋供给结构不合理, 120 平方米以下的只占 20 %左右,二是房价过高,上涨过快,全国 70 个大中城市平均上涨 5.6 %,上涨较快的几个主要城市都超过了两位数,因而社会反响交大,媒体也炒得热火朝天,对于决策者的压力很大。但是,从 2003 年的 121 号文件到 2004 年 8.31 大限,从 2005 年的国八条到今年的国六条,对房地产的管制是一直不断,但是结果是收效甚微,一方面管控,一方面是大涨和扭曲,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首先,我觉得房价上涨有必然性。在我国房地产是一个新兴行业,我们处在这个阶段里面,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来看,对房地产的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的确很大,正是对中国经济未来看好预期支撑了中国房地产业快速发展和房价上升。不让房价上升是不可能的,使其上升慢一点是必要的和有可能的。

其次,房价商家过快有不合理的地方,房价上涨过快比弊多利少,对于房地产业的长期发展,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对防范金融风险对于普遍老百姓的生活和心理都会带来不利影响,至于有些人拿房价收入比来说事,虽然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不能过于较真。房价上涨过快必然带来超额利润,而超额利润的吸引也会引发泡沫,按说房地产是竞争性行业,从供给方面来看,一般中小城市有数家开发商,大中城市有数百家开发商,从需求方面看更是千家万户,一般不会形成垄断,没有垄断,哪来的超额利润?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垄断确实一个司空见惯的事情,中国地产市场是一个政府行政动作的市场,在这里,政府、开发深和银行三家合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土地违法的恶性发作、屡禁不止就是一个证明。中国资金市场也存在明显的隆冬,银行流动性过剩和开发商融资渠道单一,也促成的资金向房地产集中。 1 - 5 月份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长 42.9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还有,房屋供给结构偏差与住房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缺失密切相关,政府不仅没有尽到自己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廉租房的责任,而且把房地产开发当做提升政绩和增加收入的手段。再加上开笔上是强势集团,不仅具有信息优势,而且很多都有政府和官员背景,政府监管不力,对消费者采取欺诈等一系列的问题,再加上汇率低估外资进入也推波助澜。

在此,讨论的就是房地产新政方向是正确的,但是落实有困难。国六条及其实施细则把重点放在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和稳定住房价格上,其决策方向是对的,他意味着政府住房制度改革思路的一个重大转变,既政府在住房问题上主要职责是在于解决技术少最低收入人群的访问问题,但实施办法却令人置疑,归结起来,主要是用行政办法直接干预开发商的经营活动,是政府管理而非宏观调控。虽然在这里政府管制是比较的,但是如何管制则是大有讲究的,就以两个 70 %的规则来讲,要其所传达的信息是很清楚的,既区分市场,而不是限制竞争,但是怎么落实则是一个大看体。第一个是围绕着标准本身就引起了争论, 90 平方米包不包括公用面积,于是有人提出了浮动 20 %的幅度,最近建设部不得不明确表态, 90 平方米包括公共面积。第二个是为了落实和监督,是派检查组巡回检查,还是派监督员日常监督,或者是工程监理,地方政府会不会监督实施,谁来监督监督者?对达不到 70 %的要求的项目和开发商如何处理,有关当局已经很多被开发商俘获,谁来处理?甚至开发商的对策创新,包括有人想到的层高和立方米,有的盖的很高,还有盖两套打通。所以,不解决这些问题,两个 70 %的规定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实际作用。但是,在十七大以前,官员肯定没有人敢于以身试法,但是十七大以后,在官僚利益快速膨胀和政府间无序竞争、恶性发展的情况下,上令不能下行,上下各行其是,再好的政策和办法都是白费和惘然。

最后有一项政策是必要的,也是真正的宏观政策,但是现在还在议论中,能否出台和实施尚未在未定之。这就是对开发商的自有资金要求和对银行的监管。目前开发商的自有资本不足,高的 30 %左右,低的只有 10 %,不少是空手套白狼。用批租的土地、在建的房屋做抵押,从银行大量贷款,而银行业将其看作是优良资产,积极房贷,这里潜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因此,提高开发商的自有资本比率,比如提高到 35 %,凡达不到要求的银行不予贷款,并监督银行严格执行,是调控房地产市场的重要一招,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一环。这样有些开发商就要退出市场,房地产市场就会重组,同时开发其他金融渠道,此外对银行的监管也易于实施,对违反行长严格处理就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这样银行的资产质量和内部治理也会德国改善。

再一个讲一下制度根源和理论错误。咱们现在讲的问题背后都有一个问题,是内外失衡也好,结构不合理,房价涨的快也好,这些都和政府间无序竞争有关,因为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有可以看到政府那只闲不住的手,土地是政府批的,贷款是政府担保的,很多高校的贷款都是政府担保的。影子中央的优惠政策的恶性竞争也是政府批示的,主要服务业也是政府垄断的,对这些问题宏观政策是无效的,政府管制也解决不了问题,这是政府工作安排中间的问题,问题是如何界定和限制政府和官员权利的问题,又是官员行为的问题,以及在政府工作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下必然出现的问题。我想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谈宏观调控,何止扬汤止沸,而且简直是南辕北辙。

这里面引出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就是什么是宏观调控,什么是政府管制,什么是战略决策。我们现在把所有政府行为都叫做宏观调控,因此政府所有决策都成了宏观政策,所以变成宏观调控是个筐了,什么都往里面装,所以我觉得区分一下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个问题不光有的官员搞不清楚,甚至的有学者也搞不清楚。我区分了三个问题,一个是宏观分析是短期问题,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汇率政策,有时还使用收入政策,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要辅之以行政措施,但是宏观调控绝不直接解决水资源、土地资源和能源资源在国家层次上的配置问题,也不直接解决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北煤南运、南水北调之类的问题,这些都是重大的战略决策问题,不是短期宏观调控能够应对得了的。

其二是尽管宏观调节和政府感知都由政府及有关部门实施和操作的,但两者的具体目的和手段并不一样,宏观调控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手段,间接影响微观主题的行为选择,以熨平经济波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而政府管制主要是运用行政权力,直接限制微观主体的市场行为。如市场准入,数量限制和价格管制,自然垄断和共有资源的管理等。就目前的政策决策和政策操作而言,上述的征收房屋交易营业税和提高开发商自有资本比率是宏观调控政策,而高首付比例和两个 70 %的规定不是宏观政策,而是政府管制措施,至于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由于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也有政府管制问题,你不可能在同一条线路上假设两条高压数电线和埋设两条输气管道,南水北调、东中西三线有无竞争性需要研究,如果无竞争性,就有自然垄断的问题。更何况,这些事情可能是私人企业不愿做,也做不到的,企业也就责无旁贷,将由政府管制的事情归入宏观调控是不恰当的。

第三是,把宏观调控和政府管制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正是由于我们正在走向市场经济,才需要宏观调控和政府管制,才有可能进行宏观调控和政府管制。计划经济下无所谓微观独立决策,就没有必要区分什么宏观和微观的问题,也就无所谓宏观调控和政府管制,因为一切都是政府管理和控制的,进一步的区分不过是画蛇添足而已。市场经济其所以需要宏观调控和政府管制,是因为市场会失灵和失败,宏观调控和政府管制只是为了校正和市场失败,使之更有效地运行,而不是为了抑制和取代市场。不仅市场会失败,政府也会失败,会用一个失败去对付另一个失败,不一定能取得胜利,也许失败会更大。这是值得高度警惕和关注的问题。

最后是一个预测,就是现在国际经济形势很好,上半年增长很快,一季度全世界发达国家增长了 3.4 %,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在 9 %左右。到了 2 季度,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在 100 %以上,日本经济持续增长 50 个月,欧洲区经济指数升到 1991 年以来最高,发展中国家的增加也很快,中印两国保持了 10 %以上。世界贸易增长 7 %。但是油价到了 80 美元大关,也向其他的商品传导,所以通货膨胀的压力在上升。特别是国际金融秩序严重失衡,美国经常帐户逆差占 GDP 的 7 %,财政赤字占 GDP 的 4 %,每天必须从国外吸纳 20 亿美元弥补贸易赤字。美国 50 %以上的政府资产是外国人持有的, 60 %的美元在国外流通,而美国经济的软约束和美联储发票子,不仅造成全球的流动性过剩,而且造成了美元的贬值趋势。美元在全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与 1995 年以来的最低位持平,比四年前贬值了 28 %。所以,从一个方面来看,全球经济表现不凡,另一方面又潜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短期内,有可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所以中国经济还能够继续增长。从政府的政策来看,这些政策出台以后,也许在第三季度会发生效应,所以第三季度我做了一个基本的预测,就是向下调了一点,还在 10 %以上。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预测。

茅于轼:

刚才张老师用 50 分钟的时间把宏观问题做了一个分析,我觉得现在我们宏观经济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高位加速,已经在高位了还在加速,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有非常明显的过热,但是这个过热的后果是什么,危险不危险。一方面看这个通货膨胀并不高,高就高一点吧,经济增长也是好事。所以,这个问题成了一个经济学上很重大的问题,张老师也讲到国务院和党中央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征求党内外人士的意见,讨论当前的高位加速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这个会恐怕比那个会还好,因为我看那些人都是照稿子念的是准备好的,我们这里是充分自由的。

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中国经济基本问题是行政力量超过了市场力量,行政的资源配置高过了市场的资源配置。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汇率,我们知道像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市场在起作用,汇率一定要做大的改变,我们硬扛着不动,从三年以前开始到现在这个情况,其他的所有的目标,什么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统统都用行政办法,资源价格不往上调,该征的税不征,但是还要瞄准环境友好、资源节约,这个怎么能做到呢?这个是我们政府执政以来一贯的做法,加强执政能力,这个是一脉相承的,而忽视了市场的力量。像这样缺乏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经济,这样开快车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我想请诸位自由的发表意见,每个人讲十分钟。

张汉亚:

刚才听了张曙光老师和茅老师的讲话,现在大家都比较关心经济,但是我看现在的经济应该说是比较快,还达不到过热和结构严重失衡。我觉得现在的结构是比较好的发展,从今年上半年投资来讲,国家的鼓励的投资增长很快,像装备业、农业,政府在农业投资增长比较多,今年上半年的投资是增长 40 %多。另外是装备业,我们提出了振兴装备业,所以我们现在各个装备业的投资都增长比较快,有的达到百分之六七十,慢的也是 40 %多。还有跟环保有关的、循环经济有关的废物回收,这方面投资增长也是比较快。

应该说这几年国家宏观调控,刚才茅老师说主要是国家调控,其实我觉得国家调控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目前这个情况下,很难去控制投资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从整体来讲,我们经济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世界各国在这个阶段都是投资增长比较快的,韩国、日本、新加坡,美国也是比较早,从 60 年代以后,应该说都是增长比较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了我们投资是比较快的增长。

另外,由于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在今年是十一五的第一年,党中央制对十一五规划抱有很大的期望,各地都是在十一五做了很大的规划,因为要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所以在十一五是关键时期,所以在今年新上的项目非常多,当然这个是不是跟政府有关,政府是独立的,但是主要是企业,政府的钱其实投资的并不多。刚才张老师说企业没钱,税收都收的,如果给他钱的话,他的投资会更踊跃,投资会增长的更高。另外,这次十一五我们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发展节约方式,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装备制造业,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设备,国家也抓了多少工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投资一个是维持生产,再一个就是扩大再生产。像国家评一万多个小煤窑,每一个煤窑生产四万吨,就是四亿吨,但是我们能源还是要扩大,这四亿吨还是要投资,钢铁我们要 300 吨以下的都淘汰,我们现在钢铁说过剩,钢铁要维持的话,就是光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就要需要很大的投资,就光是循环经济方面。另外,本身经济要发展,还要扩大再生产,所以为什么今年会快?就是因为国家的政策鼓励技术改造,鼓励大煤矿,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

另外,就业压力很大,就业是需要生产岗位,你投资才能有生产岗位,我不认为外资少了就业就少了,其实每一个外资厂都是合资之后,我们要分离一大部分人,造成失业,其实减少外资,我们还减少失业了,减少外资对失业没坏处。

另外,提高新农村建设,在农村方面国家投入 3900 多亿,前半年农业投资也增长很快,另外要开发西部、振兴东北、促进东部崛起,发展环渤海经济带,特别是天津搞了技术开发区,加快海峡发展,福建投资增长了 40 %多,搞城镇化,这些都要加快投资。其实说经济增长也好,什么也好,都是靠投资,光靠消费不可能,只有投资进行建设才可以。另外,国家鼓励私营经济发展,我们一直说国家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今年私营经济投资增长 56 %,你说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从结构来讲,其实政府的量越来越少,企业的和民营的量越来越大。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矛盾,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我们的储蓄应该等等投资,但是现实来讲,我们投资也很大,但是储蓄还富余了十万亿,这是一个经济学难题,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社会创造的财富,或者是投资或者是储蓄,你说我们消费不够,就我们在座的来讲,就是城市来讲,我们消费缺什么东西?包括在农村,我 70 年代在农村待过,那个时候农村吃不上饭,现在他们吃饭穿衣不成问题了,比过去还是提高很多的,当然现在说的贫富差距也是存在。但是,消费不是政府可以强迫的,投资是政府可以强迫的,在这个情况下如何看我们的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

另外一个问题,说我们增长潜力,有人说我们增长潜力是 9 - 10 %,我不知道这个怎么算的,你所有的生产能力是靠一定的固定资产支撑的,我们这几年投资这么快,增长那么快,整个社会可提供效率的资产速度增长都是 20 %几,我们经济增长 10 %几,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这么大国家, 13 亿人口,老是跟效果比,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现在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确实也做了很多,也提出了循环经济、科学发展、环保等等,如果效益好的话,还是能快就快,我一直相信小平的话,就是在现在来讲,还是属于发展的阶段,能快就快。当然是要使经济增长从粗放性向节约性转面,比如说这几年也有变化,比如说水泥,大家说水泥投资多,比如说用伏法替代立窑。钢铁也是这个问题,现在要相信企业的,如果企业能盈利,而且确实能盈利,这种情况要不要支持。当然,我们老觉得快,我现在再不快,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还要落后到什么时候呢?我老是看 90 年代, 1992 年我们增长 14.2 %, 1993 年 13.5 %, 1992 年是 12.2 %, 1995 年是 10.5 %,如果没有 1993 - 1995 年的快速增长,现在老百姓和国家不会富裕到这个程度,这个也涉及到了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我觉得世界各国来讲,都是在快速增长中有通货膨胀,为什么?因为他不断的扩大,不断有新利润,才能不断的投资。只有日本例外,日本靠什么?靠货币升值,他的货币从一美元比 300 日元到一美元对 100 日元。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工资特别低,我特别主张通过提高工资来适当的提高我们的物价指数。其实通货膨胀是生产者的福利,为什么?生产者的东西卖出去了,他当然才能再生产,对于农产品也好,工业品也好,如果价格上涨,有什么不好?由于由于我们工资太低,造成我们出口价格太低,造成外国老反倾销,还逼我们货币升值。当然,国家也提出了最低工资限制,我觉得这个不够,现在国家要提高公务员工资,这个都非常好。另外,现在企业的压力越来越大了,我看上半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很快,但是下手的价格还是很低,企业都到边缘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允许通货膨胀,允许企业的出厂价格提高,工人提高工资,这个方面更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真正对中国经济来讲,有中国特色,如何研究中国特色,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研究的。另外一个,可能下半年就会开始有通货膨胀,如果公务员提高工资到位以后,比如 1993 年增加工资, 1994 年就通货膨胀,因为全国公务员都增加工资,你再不涨价就说不过去了。你涨价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也不一定很大了,一定通货膨胀了,升值压力就更小了。

张立群:

不好意思,我来的晚了,发言还抢在前面。我对我们天则所的报告的主要的观点是同意的,但是我和汉亚的观点有点接近,就是如果用结构严重失衡归纳这个问题,我自己觉得不是很准确。比如说货币总量偏大,包括投资增长过快,包括房价的涨幅偏高,这些问题能不能用结构归纳,我看这里面谈的主要是这些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我都同意,这些都是比较突出的问题。我想对当前的形势是这样想的,第一个就是对当前运行状况怎么评价。第二个就是对运行的机制怎么评价,第三个就是对政策的效果怎么评价。

第一个,对运行的状况,我的感觉就是运行的总的状况是在改善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它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在增长加快的同时,总量的关系实际上是在改善的,我觉得供求总量平衡的格局不但保持,而且是进一步在发展,这个主要是在物价的方面表现来的。当然今年上半年物价涨幅有所回升,但是这个回升就我的观点来看,主要是政府管的这块,就是和资源相关的,或者是和垄断行业相关的价格提升比较快,这还不是市场供求关系的表现。所以,从总的来看,我们如果从市场角度来看的话,在增长加快的同时,总量关系应该说还在改善,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从加工制造业的结构来看,或者从整个供求结构来看,这个矛盾是在缓解的。我们把今年的这种增长加快和 2004 年的增长加快比较,我们看的很清楚, 2004 年当时出现了一系列短线的产品,而且价格涨的很快,包括钢铁、水泥、有色、石化、包括煤、电、油、运。在今天增加加快方面,这些结构性的短缺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解,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指出的特点,表明这个增长的基础是在改善的,就是说现在的供给能够对于增长的支持条件是在改善的。

第三个,就是竞争还在加剧,在增长加快的同时竞争在加剧,这个是过去没有的,过去增长加快就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抬头,就开始回归。包括 2003 到 2004 年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在整个价格快速省长的时候,企业成本控制也放松了,技术进步的努力也减弱了。但是,在今年这个增长加快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整个产业竞争表现的很激烈,包括我们看到消费品的角度,像轿车、像家用电器、像电脑、手机、服装、食品等等,竞争都是很激烈的。在这个激烈的竞争的背后,企业对成本的控制,对消耗的控制,对技术改造的努力都是在加大力度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产业素质是在提高的,当然这个竞争也表现在一些基础产品上面,包括钢铁、有色等等,这些方面的改造力度应该说也是很大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总而言之,就是在增长加快的同时,总量关系在改善,结构矛盾在缓解,产业素质在提高,就是技术进步的步伐在加快,现在轿车的新的车型在不断的推出,家电产品,如果半年不去商场,很多的家电产品都变了。包括我了解的铝工业,现在有很多的新的工艺发展了,我们现在不仅是铝大国,而在向铝强国转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这个增长,或者是这个运行的状态,我觉得总的来说是向好的方面在变化。

但是,这个问题在哪,就是涉及到如何评价我们国家的经济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率是有哪些条件约束的,现在资金不成为主要的约束,技术也不成为技术的约束,劳动力也不成为主要的约束,而且市场对供求关系的协调能力明显在提高。在这个背景下,增长水平高到什么程度就会出问题?我觉得这个判断和其他国家的发展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有一个约束就是资源环境,我觉得资源环境涉及到我们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我们单位一些同志查了一些资料,就是美国在他的工业化加速的时期内,他当时是两亿多人,当时使用了全球的 60 %左右的资源。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业化的全面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要求大量的资源的支持,而且对环境也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这样的话,中国是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超过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这么多的人口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都要过上富裕生活,要很多农民变成市民,工业产业有很大就业容纳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在资源和环境上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像今年上半年增长中表现出来的一个就是土地,上半年违规供地,按国土资源部讲案件的增长数是达到 56 %。建设供地的增长速度也是 50 %以上。土地作为一个重要的资源,如果它不能稳定有序的增长的话,势必城市化、工业化和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今后会突出出来。一旦这个矛盾突出的话,对中国发展制约是非常大的,因为民以食为天。还有很多矿产资源,包括水资源,现在有些城市严重缺水,然后在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些水资源受到污染,特别是城市环境污染等等。这些约束我觉得是软约束,不是在短期运行中会突出表现来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增长真正的约束条件如果从资源环境来看,就是我们不要在发展中吃子孙饭,破坏后代的发展能力。如果以这个为前提的话,这个潜在的增长率还是能看出来的,就是这种潜在增长率我们是不是也稳定在 10 %左右,这个是比较好的,超过的话可能是不太好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增长的基础是在改善,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在增强的,但是绝不是越快越好,必须考虑到中长期资源环境的问题,要考虑边发展、边治理污染,边注意绕开资源约束的瓶颈,在这方面要下工夫。所以,对现在的运行状态我是这么看的。

第二个,就是对现在运行机制的评价。我的观点,就是现在的运行机制,应该说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比过去更充分的,这可以说是客观存在的。就是说我们从整个供求关系来看,从供求结构的关系来看,从投资主体的变化来看,应该说市场的调节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明显在增加的。我们研究已经很少看到边生产边积压的情况了,汽车这两年的需求一变成,厂家的变化很快,主要调整产量,消化库存。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很难看到明明已经卖不动了,我这还在继续生产,为了保证发工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从运行机制来看,市场机制主导的作用表现的更突出了。

另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增长当中,推进城市化的过程,我们的土地资源是由政府控制的,所以城市化的推进和政府的主体有很大的联系。所以,在这个增长中,政府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经济发展偏快,包括我们这里面提出了政府的很多的问题,我觉得都值得关注,他也形成运行机制当中的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可能会导致一些阶段性的不稳定,比如换届,或者是由于政绩推动的一些非正常的经济偏热,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对于政策的评价很简单,我觉得现在政策的针对性还是不断的提高的,就是针对现在的问题出台的,所以这些政策我预计对经济总量的紧缩作用是比较有限的,在这个政策背景下,下半年肯定有些回落,但是回落的不会多,应该说这种比较高水平的稳定增长的态势还会继续保持下去。

袁钢明:

这个报告非常好,但是我还要讨论一下,我觉得是考虑长期问题还是中期问题,结构问题也要考虑,大家现在关心的是热度这么热,怎么回事,现在大家关心的、议论的是结构失衡问题。我觉得还不是结构失衡的问题,我现在对这个问题还有点摸不到头脑,我认为你这个文章也有点问题,比如说总量态势,前面的小标题都是表扬、赞扬,经济增长加快、消费物价吻合上涨、国际收支、就业等等,什么稳中有升等等,都是好事。你一看运行很好,然后我们只好找结构上的问题,你们今天找到这么多的问题,实际上一看都是结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运行到底出的什么问题,我觉得可能还是出了问题,现在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是为什么上半年突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投资速度也很快,刚才张老师也说了投资加快是好事,我不知道是好是坏。他说了半天,说装备业提高,装备业显然是一个增长的目标,不是拉动的。我想现在的上升可能是投资,可能是房地产,而我们现在考虑问题都是房地产拉动,还有谁拉动?刚才立群也说了,还是技术装备的拉动。但是,再一看这个投资又不像朱容基时代完全是政府的基本建设的投资,他还是能卖得出去的,有需求的,从这个角度的市场需求。但是,再一看还不是市场需求,比如说他是对高收入的居民的需求,房地产也是高档的房地产,整个都是跟这个有关,我们其他的方面还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一轮的投资突然高涨,如果你就是贷款,你就是有外汇大部分流入的流动性,但是如果没有需求,没有市场拉动的话,他也起不了。这一轮的市场拉动特别大,这个市场拉动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需求拉动是有结构性问题的。那次我们开会的时候,范剑平说这次投资拉动主要是外资,主要是国际经济上升,我们贸易顺差上升,是这样吗?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货币政策也出了问题,我们的货币政策把握补助,我们到底是调息重要还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重要,现在有人说存款准备金率力度太小了,那么要不要加息?你没有提。

张曙光:

有一句。

袁钢明:

但是我觉得咱们现在对一些宏观调控的技术问题,我觉得也摸不到头脑,这次存款利率没提,存款利率肯定要提,不提就过不下去。现在,这次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这个是不是再高一点,因为中国已经很高了,但是中国还要再高,因为咱们看央行的票据空间是有限的,根本不好用了,还有下一步外汇大量的涌入,你肯定收拾不住了。当然,有人说通过外汇,但是这个是明年、后年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基本上是靠加大票据的发行,靠加大存款准备金率来,这个做法还行不行?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八

张曙光:

2003 年 4 月 22 号开始发, 2003 年发了 7000 亿, 2004 年发了 1.5 万亿, 2005 年发了 2.7 万亿。

袁钢明:

今年发的就更多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靠票据,票据这个做法还能不能做下去?第二个,央行的确想用存款准备金率代替票据,这个行不行?再一个,这个办法还是有限的话,我们还有多少办法可以用,而且这次定向票据也有点行政措施。还有贷款,贷款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现在贷款增长过快, 15 %,而且去年一年都是 13 %,而且央行目标是很低的,现在贷款就算有其他的措施了,贷款往哪个标准控制我们也不知道,靠数量,这几年每年也就是两万多亿,也没什么。我估计下半年也就下来了,比如说第一个季度超过了计划的一倍,第二个季度超过了 30 %,再往下走,第四个季度就不贷了,他完成了。所以,你也别惊慌,他把代表控制住了,但是这个做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问题。

再一个,我对这次宏观调控是高度评价的,我背后有一个想法,因为他们没有抓人,没抓案件,没搞这些动员、命令,什么都没搞。

贾康:

装了两个官,天津的检察长被装了。

袁钢明:

没有派检查组,没有查出很多案件,没有什么行政措施,所以我评价这个是很好的,我希望坚持下去,可是可能坚持部下去。他现在就是不动,他再不动,行政措施就要出来了,果然新闻报纸上温家宝又说了,就是我们要注意宏观调控的权威性,意识性,统一意识,我们要令行禁止,我认为今天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说这句话,就是没有说令行禁止,这次他说了令行禁止,可能下一步要有行政措施了。我本来要赞扬的事情,不管宏观经济再出问题,再波动,只要没有采取行政措施,这就是进步了,我不是以宏观经济是不是波动为标准,我是是不是采取行政措施为标准。所以,我现在的评价是这个含义,我觉得可能我们快到头了,就是到现在为止没有采取行政措施,我们用竞争措施做的可以,但是现在再往下就到弄了,这是我担心了。至于结构调整,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现在就是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货币政策措施怎么弄的问题。

贾康:

张老师讲了以后很受启发,里面有一些观点很有价值,有些事情说的也很有深度,我感觉从现在宏观经济的运行来看,一般的在大的政策框架和形态下不应该做急骤的改变,应该做一些调整,相应的杠杆调节在方向上应该把握得好一些。比如说利率,上一次只动了贷款利率,没有动存款利率,这次报告里面也提出来了,下一次从比较合适的形式上讲,应该是两边呼应的调。汇率也应该是逐渐放大他的弹性,前面一段时间比较谨慎,第一次突出起来的一次性调了一块,全年下来只有 1.5 %的幅度。继续按照这种渐进调整,能不能放大一点这个区间,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

总体来说,应该说经济运行现在没有泰达的问题,主要就是防止过热苗头变成真正的过热,现在这次增长速度是 10.9 %,但是钢、煤、电、运这个问题现在问题倒不大了,现在就是把潜在的增长率放大了,有人说远不止 10.9 %,但是总体运行来看,短期没有大的危险。就是注意过热不要继续发展,还是应该肯定现在是相当好的一个运行状态,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但是,就是要防患于未然。

我赞成的是张老师讲的不要仅仅看短期问题,而是把短期问题和中长期问题放在一起考虑,我看这个报告有两个启发,一个是政府行政改革来看,可能要做很多的分析,经济学过去在这方面有所重视,但是似乎在这方面的分析还有很大的余地。像张老师这里面包含的内容,至少有两个角度该可以做更多的关注,一个就是政府关注这个角度。现在中国的政府管制,实际上是中央也在搞,各级地方也在搞,各个部门也在搞。有些管制形成非常大的惯性,说了这么年,他就是岿然不动,管的明显没有道理,他还管的津津有味。从 1998 年以后批项目,审批部门现在是中央级批到乡镇的几万的项目,总共几百个人的部门管那么多事,国家大的规划不做,经济预测不做,或者说不是他的兴奋点,兴奋点都在批项目上,而且认为这个项目中央级不批,地方就会乱批,这个概念都是不对的。我就不信中央机关里面这一个处几个人,能批好乡镇级的十几万,二十万的项目,就是纯粹跟着感觉走,跟着人的公关力度走,这个问题是很明显的。再一个就是各个部门,各个部门拿着自己的权力,他的权力就是他的命根子,没有太大的压力,他是不会放的,不涉及到把的乌纱帽,他是不会放的,这个是影响中国长期的深化改革,渐进改革怎么避免后发劣势的问题的出现。他们的这些权都握在手里面不放,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博弈是很热闹的,地方和地方之间税收实际上是互相竞争,地皮互相竞争,都想出自己的政绩,都是非规范的搞很多的不合理的招商引资,优惠,拼命体现自己的增长速度等等。另外一部分,中央和地方也是,中央从全局角度考虑问题和地方从局部角度考虑问题,本来是双方经过博弈以后达到一个平衡,互相迁就,但是现在很多时间就是形式主义了。你仔细琢磨琢磨,有些时候就是没法下决断,大家认为不能 GDP 挂帅,但是从官员升迁的导向就是 GDP 挂帅,现在内部都考虑苏州现象,苏州招商引资里面很多就是来料加工,他的土地使用到现在也是没有什么潜力了,但是这几年的增长就是非常强劲,非常强劲的几年过程中,他出了四个正省级的干部。他们其他的干部怎么想?都是这种导向,实际上中央也认可这个导向。地方的一些东西也得体会他的苦衷,有些中央看起来有问题,在某些局部地方确实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说怎么形成一个博弈过程中的最后的尽可能合理的平衡,不说最优,就是次优的均衡,这个东西在中国是很模糊的,这个也是政府管制的情况下,政府之间的竞争博弈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决策,就会延误很多东西,就会把很多矛盾积累起来。这是我听了张老师报告以后受启发的角度,值得我们做研究的人更多的思考。

另外一个张老师的报告对我很有启发的就是关于外向型经济的新思路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也要大声疾呼了,前一阶段我参加了一个高层的内部研讨,总书记也在场,他的顾虑就是对一些稍微大的改革措施对就业的影响。张老师也曾经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两税合一,汇率调整,这些对就业影响是什么样,有多长时间,是不是可以收敛。可能经济学可以更多的在这方面提出一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包括增值税转型,这个我觉得不要害怕,现在一提增值税转型,一些部门就认为这个就是要减税。但是有些观察者认为增值税转型不会影响短期投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增值税主要是解决长期投资走向节约型,更多的注重自身投资的激励机制。他对短期的过热的火上浇油的部分是很次要的,他就可以帮助决策层考虑,还是要下增值税转型的决心,这些问题也是我们要进一步注意的。外向型经济最典型的既得利益的阻力就是两税并轨,他实际也是没有什么道理了,就是在实际的环节拖着不动,人大、政协、中央的主要部门反反复复的表态,财政部的领导大声疾呼,财政部下决心采取这个措施,哪怕减税,减税的力度也比较大,这个市场也要做。我觉得客观的讲还是处于公心的,也是看到了市场经济搞到这个份上了, WTO 的最后后过渡期马上要收尾了,这么多先的变化要这种并轨,他就是出不来。这个事情跟整个外向型经济的新思路应该结合在一起。如果哪怕对 FDI 有影响,也正好配合现在的情况,我们现在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就是外汇过剩,现在我们没办法,就逼着我们基础货币过剩,你减少点 FDI 怕什么,正好可以通过区别对待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你真正对产业有贡献的可以给你优惠,其他的大路货就挡在外面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出不来。

另外,现在有的研究者提出外汇平准基金的设立问题,我觉得现在是有外汇平准基金的操作的空间的,如果有了外汇平准基金,央行的增量就不用基本货币做了,就可以通过其他的资金来源通过市场操作消化。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是人民银行认为这个事情对于他自己的实权产生很大的威胁,你只要一谈,他就跳起来,就好像要抛他的祖坟一样。

张立群:

这个对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当中的地位打基础也是很有好处的。

贾康:

这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做自己的事情,应该是题中应有之意,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手段,比如说通过手段和其他资金的调度,形成一个外汇平准基金,这个平准基金吸收外汇的增量,就不用动基础货币了,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你也可以发挥人民银行发挥对冲主体的功能,并不夺你的权,但是人民银行就是以非常严厉的态度,谁提就跟谁急的态度。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行,想的太窄,他确实不涉及对人民银行夺权的问题,还是一个协调的问题。

陈兴动:

张老师每次你做的季度报告都非常好,都非常全面,对现实的回顾,提出很尖锐的批评和很多的建议,我觉得每次来都有很好的启发。我想讲几点,我觉得这次统计局比我想象的勇敢一些,把经济增长的速度估的跟客观情况接近一些,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始终是低估的,我做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预测的时候,我自己算的应该是 11.7 %,就是第二季度是 11.7 %,但是我后来说我想统计局不敢做这么高,应该是 10.7 %左右,那么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 10.5 %。

客观上讲,这次经济增长速度应该反应出来的是增长速度是相当迅速的,我两三年以来用了一个准 GDP 的概念,什么叫做准 GDP ?就是投资、消费、加上贸易赢余,这三项加起来,不考虑价格因素,就看这个增长速度,每个月都是可以跟踪的。这次我的跟踪,一直到 2002 年以前,跟我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季度的数据的 GDP 的名义增长,弥合的非常好, 2002 年以后就变了,这个也有原因,比如说服务业的低估、规模以下工业产出被继续低估。如果按这两个线衡量的话,今年的增长速度应该仍然是在高位,大规模的加速也看不出来。当然从统计数字是看得出来的。

第三点,这次经济增长速度这么快,为什么?我觉得有三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增长有他客观的原因,这个阶段经济增长不高增长的话,中国恐怕就完不成这个规划了,就这一点我同意立群的观点,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四个经济增长的指标,一个是工业化的建设阶段,产业群的升级,城市化的加速,全球化的经济,对中国的推动和拉动远远没有完成,再加上中国推动技术进步,这四个动力仍然会拉动经济增长,这个增长在未来十五到二十年,从中国政府角度应该努力保住这个增长速度,而不是要以致。

近期来讲有两个因素是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不健康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政府的政治动机,像地方政府,刚刚是大连的薄熙来,后来是苏州,这种地方的强劲的政治的推动力有一个外面的因素,比如说外资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外资以各种渠道大规模的推进。我两三年以来一直想跟踪看看究竟有多少国际热钱进来,我去年用了一个数字,我最近看到统计局有 2 - 5 月份的热钱统计。总量加起来是 230 亿,我统计 1 - 5 月份是 340 亿,中国现在由于钱多了,就导致过量的投资,比如我们投资增长是 25 %,现在差不多是 29.8 %,另外的 5 个百分点,可能是过量的资本供给导致的,如果把这部分控制住应该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调整的是两个因素,一个是中央如何地方,就是如何把地方政府这种过量的由于政治动机导致的宏观的经济增长纠正,这个看看能不能有效。第二个就是如何解决资金供应的问题,外资供应过大,现在毫无疑问需要去对他进行调整,我总结起来肯定这一轮从中期来看,重点需要调整的可能就是外资经济新思维,就是外向型经济新思维做更大的。

我从汇率方面,我从亚洲、欧洲跑了三个礼拜,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从西方社会的角度就是看两个东西,一个看中国利率的问题,利率的问题在 OECD 国家已经不使用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了,数量控制对他们已经过期了,不用了,他们就是看价格,就是利率。第二个就是汇率,他们要迫使中国人民币升值,让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竞争力大幅度下降。在这点上我表现不赞成动汇率,我认为汇率应该往后靠,如果我站在国际角度看的话,如果中国现在动汇率的话,可能带来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做了一个比较,我们现在是在工业化第二阶段的初期,我们产业升级刚刚开始,如果动汇率,就意味着我们脑子里面要准备第二阶段的工业化要主要依靠中国力量,而不是国际力量。因为汇率一旦升值的话,汇率升值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大规模的升值,这个基本上做不到。第二个,就是小规模逐步的升值,引来更多的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们看到日本从 1985 年开始,实际上是 1974 年开始日本已经进入了升值的压力,日本一直在顶,顶到 1985 年真正被迫在广场协议上放开汇率,汇率持续上升,上升到 1992 年。但是, 1985 年的时候,按 250 日元对一美元计算,日本当时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一万三千美元,而现在我们 GDP 还没有达到,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从总体上,汇率问题调整以后,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能使中国出现经济的泡沫逐渐建立的过程,汇率现在我们没有放开,我们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许许多多的地方还需要调整。比如说进出口的制度没有调整过来,我们许多外汇政策还是对外资有利的外资状态,我们还没有开放中国对外投资的状态。所以,各方面的调整都不存在,你把汇率调开以后,你汇率本身会带来一系列我们目前在桌面上算不清楚的问题。再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要考虑港币,尤其是短期,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需要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假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比港币强的时候,香港是有什么影响,香港是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如果人民币放开之后,一个倾向肯定是港币要升值。比如说对冲基金说了,我们正等待人民币比港币强,我们一定会冲击港币,因为我需要购买港币,购买港币就要迫使港币跟美元的比价上升了。

汇率问题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往后放,现在应该调整的政策,我非常赞同现在对外向型的经济进行调整,调整 28 年来,特别是 90 年代初以来的大进大出的政策,经济过去十几二十年的增长,许多是东部和国际市场的循环,没有出现东部和西部的循环,以及城市和农村的循环,现在的政策要调整东部和西部的循环,城市和农村的循环,逐渐改进外向型经济的政策支持。

任若恩:

报告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同意,特别是税收调整的部分。我现在说一点不同意的,首先对 GDP 的判断我持保留意见,我认为中国 GDP 是高估而不是低估了,中国的统计数字长期高估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说低估了,我不同意。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2004 年经济普查以后,国家统计局调整历史数据,从 1993 年调整到 1994 年,这次调整把高估问题加剧了,这里面方法论的问题我简单说一下,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2004 年是普查,普查只能给一年的数据,从统计的角度说,普查资料是无助于你调增长率的,他是不应该调增长率的,但是他现在要调,他调的话,就要把这个期间的名义的 GDP 补上,因为差了 16.8 %,要把过去的九年补上。这个是怎么补的呢?是我们做了一个服务业的项目,我们顾问组提供了一个公式,这个公式是 OECD 一些国家用的,就是差值的思想,就是两点的数有了,中间没有,用一个工具插起来。这个公式我们做了,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 1998 年的数据没有动。问题更严重的,就是把事情弄的更糟的,就是 2004 年以后怎么办,因为这个公式只能保证两点数字以后调中间,多少还有两个数字在那。现在 2004 年以后不做普查了,他的经常性统计又下去了,服务业现行统计方式的覆盖面是有问题的,所以为什么普查提高 16.8 %,就是原来低估了服务业的产值。到 2004 年以后,又回到了原来的统计,他还是按照这个公式推,这么一推就越来越高。所以,我觉得今年上半年的 10.9 %也好,一季度的 11.3 %,这个是有水分的,而不是实际经济的加快增长。

第二个,我说投资问题,投资问题现在所有人都在讲 28 %这个数,这是一个名义量,价格指数是多少?统计局不公布,他最后一次公布是 2004 年的。我曾经专门问过他,他大概是 6 - 8 %左右,就是他们给央行报实际增长速度,对外没有,对外是名义的。他们有支出法 GDP ,那个有资本形式,那个既有名义增长率也有实际增长率,我找过那个人,他没有跟我说,我说把这个价值指数加进去,投资增长率应该是 20 %左右。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他们也是承认有问题的,就是我们每个月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率是包括土地的,而土地价格增长速度是更快的,而他们自己在用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中是有一部分土地,但是他们承认估计的不够,还有另外一个房地产指数,如果拿房地产指数做的话,那个里面有土地,投资的增长速度可能比 20 %还要低。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你的判断都要根据数据,但是这个数据不能假定都是对的,现在有很多人老是抱着 CPI 不放,说 CPI 错了,说 CPI 必须加房价,这样 CPI 就高了,这是一个基本常识问题, CPI 是不能加房价的,你为什么不怀疑这个数据呢。现在不把这个数据弄清楚是有问题的,起码投资数据问题比 GDP 的数据问题还大,但是投资的数据是一个焦点,大家都拿这个说事,价格指出是其中一个,至少要把名义量转成实际量才能谈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没法谈,因为统计局不公布,所以这个是在所有宏观分析中必须考虑的,否则下一步的判断就很难说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对刚才张老师报告里面谈的全球经济的问题,一季度全球经济非常好,但是二季度美国经济大幅度的下跌,美国的 GDP 是季度是折年率算出来的,他二季度比一季度跌了一半,是 2.5 %,一季度是 5.7 %,但是他的 CPI 是上升的,二季度的 CPI 比一季度的 CPI 上升,所以美国的经济下一步咱们走,博拉克上来已经反复两次了,中间还出了一次错误,所以他的货币怎么走,现在大家说全球都在升息,我们也要升息,但是美国的故事可能不是这个故事。所以,就是对国际经济的判断我想谈这个意见。

第三个问题,就是您讲的穷国把钱借过富国,然后再转回来,这个我听你讲了两次。但是,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想透,博拉克在前年的讲座中也讲了这个问题,他说全球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变化,主要是压力的发展中国家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他认为这个现象是不对的。当然他是讲的主要目的是讲全球均衡,他给了很多的数字,但是你从他的数字可以看出来,全球不均衡更多的是美国不均衡的问题。因为你按这七个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来说,有的国家没有这个问题,日本就没有经常价格赤字的问题,实际上德国有,其他的也有没有的,就是按他的这个 2004 年底的数字。所以,这个全球经济不平衡,很大程度就是美国一家的问题,他是双赤字,他 80 年代曾经出过一次,这次又出来了。他对这个现象,就是债务国变成债权国的解释,他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也包括中国,就是发展中的亚洲储蓄太多,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但是,后来 IMF 的首席经济学家说不是储蓄太多了,是投资太少,但是这两句话差不多。但是,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他根据这个判断,他最后给出来的政策建议就是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然后汇率走向浮动汇率,实际上 IMF 专门有报告研究这个现象,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发展中的亚洲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上升,是因为从外汇储备上升才从债务国转向债权国,这个转化按照博拉克说是错的,就是说你们需要资本,你怎么能变成债权国呢。但是,我在想这个调整过程是不是有内在的合理性,为什么这么多的国家都走到这个道上来了,如果把这个硬调回去,这些国家都变成债务国,我相信不是这么一个故事。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机制,在全球范围内是什么机制导致的,我没有完全想清楚,这里面可以有更多的分析。

仲大军:

张老师的报告非常好,我感觉到中国经济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清晰了,张老师报告都点出来了,这几年我一直感觉到中国经济在没开放的时候,或者是在 80 年代,或者是 90 年代上半期,经济热点、冷点都无所谓,那个时候就是自然内部循环的情况,那个时候调控也比较好调,投资多点,过剩一点,调一调就过来了。但是,今天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我们和国际的资源要素参与到一块了。这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些新问题,所以中国经济将来出问题也会出在外部资源参与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看来是越来越大,这与我们当年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政策一成不变,几十年不变的状况是有关系的。张老师指出两税合一的问题,合不了,汇率的问题动不了,优惠政策问题动不了。就是说我们 80 年代定的政策,到现在为什么还难以改变,改变不了,最后就造成国外的资源大量的参与中国的经济活动,实际上国外资源要进入中国,肯定要捞好处的,外部资源进入中国都是有利可图才进来的,要来投资,要来炒作。

现在来看,一方面外部正常投资资源进来很多,投机的资源也进来相当多,特别是这几年。我们外汇储备里面,外贸顺差里面,非常多的都是投机资本以外贸顺差的形式参与进来的,通过各种渠道进来了。这么多的货币资源、金融资源进入到国内来,就导致我们金融资源太多了,就导致我们银行拼命的放贷,发挥金融资源的作用。这个情况看上去也好,这个情况非常有利于地方政府掌握,非常有利于要政绩的政府,在短期内非常符合政府的要求。

但是,这一场参与过后,几年以后会怎么样?这个问题就会很麻烦。这么多的参与中国的经济活动,我们用好话讲就是参与中国经济活动的外部资源,从坏的方面讲,他们是要来投机的,要来炒作的。我担心这个过程持续到最后会不会再有东南亚泰国 1997 年的情况出现。所以,我感觉到中国经济将来的表现是不是再有一次中国的危机,那个时候就不是 1997 年东南亚国家的危机了。再下一步,是不是会出现中国的危机,随着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积累了多少的年财富都打水漂了,我们以外汇储备的形式积攒的国民财富,最后都打水漂了。我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多少年,高储蓄,高出口,就是在一场金融游戏过程中,我们就化为乌有了,这是我们中国经济最大的危险。但是,中国恰恰在这种智慧较量,或者是体制较量当中,我们是技不如人,我们从领导者,各个部门的专家们,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原因,还是我们制度体制的问题。

所以,我感觉到现在主要的担心不在于经济运行,经济运行多点、少点,比如说现在房地产过剩,积压一点,慢慢也就消化了。关键是大量的投机资金,最后像张老师说的,外汇储备到了两万亿美元,这有一个怎么控制的问题。未来的趋势现在我摸不清楚,刚才这位老师说汇率不要动,问题是怎么动的问题,国内的成本要动,国内的优惠政策取消,国内的工资成本要上涨,国内的资源要素上升一下,国内的通货膨胀膨胀一下,及方面一动就调整了。也不要像日本那样那么大,自由浮动的那么大。我们还要,就是国际汇率和国内资源的价格一定要符合实际价格,不能如此廉价的提供土地、劳力、环境、水,我们这么大的国际工厂,我们这么多的廉价资源被利用,都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不惜代价的提供,以后的代价,包括治污这个成本会多高,这个成本是很大的,我们都计算不到。所以,现在工作的经济很火热,实际上是大量的透支,廉价的利用资源导致的,暂时的政府的政绩很好看,但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怎么办。如果我们是一个明智的政府的话,我们就应该几方面一块动。

杨如彦:

我想表达这么一个意思,一个我觉得对于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状况,或者是运行质量的判断,或者是对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绩效的判断,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导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判断他走向好不好,过热、还是过冷,这个是和我们宏观经济设定的运行目标有关。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最近在和美国一些大学的教授在讨论国内,尤其是这次央行调整准备金率,讨论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些看法的时候,我就获得了他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实际上美国人和我们讨论的时候,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效果的传导机制也很关心,但是是非常一般的关心,因为我交往的对象一般是金融经济学家,到最后他的落脚点,可能说他很同意你的观点,但是你给美国投资人一个投资建议,你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给美国一个投资建议。他关心的是他的利益,他老问这个投资建议,我很烦燥,我就说你们美国很多机构在中国境内持有大量的虚假的人民币项目,赌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我觉得这个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法律风险,我列举了中国政府有可能采取的几个制度调整,有可能把你们的美元资产套住。我说这个话,他们觉得很刺激,对方在第二天早晨就从各个地方搜罗了六篇批判中国的文章,就是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有多糟,来自于不同国家的报告和评论,有几个标题写的确实更刺激,我可以列举几个比较刺激的议题,第一个比较刺激的标题叫做"中国事情变得越来越丑陋",第二个文章中的标题是"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很搞笑,很夸张"。如果我们对这个语言很敏感的话,你听了这个词感觉特别受伤害,还有其他的,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复杂了,但是更低效了,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让我感觉到有时候我们评论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效果的时候,可能建设性的角度多一点,我讲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外汇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点大家的共识比较强,包括张老师的报告中也比较强,多余出来的外汇储备的增量,这个是很清楚,来自于两个,一个是贸易赢余,就是经常项目的赢余,经常项目的赢余背后是一个贸易结构的问题,这也是宏观调控面临的议题,到底是把制造业压下去忍受失业率,还是维持失业率来忍受这个结构现状呢?第二个来源,我觉得是摆放的问题,就是我们感受到的外汇储备的增加,来自于制度本身,因为央行必须把外汇全部买进自己的口袋里面,他感到压力很大,而且导致外行的货币供给变成一个内生的行为,就是说不得不供给基础货币,这一点现在也变成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外汇升值的压力来自于那里?外汇升值的压力,一种是说美国人说人民币应该升值,是说中国维持了高增长,中国的一揽子资产一直在上升,所以我们要升值。但是,这一点实际上不强,我们应该把 GDP 的增长率看的更高一点还是稍微低一点。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 GDP 的增长,如果用风险稀释掉,如果我们考虑到央行必须拿那么多的钱去通过处置问题的金融机构,收购和转移金融机构中的不良资产,必须处置这些资产,我们把这些风险因素考虑进去之后,我们的 GDP 的确是被高估了,因为有些资产增长被央行稀释掉了,央行的钱出哪来呢?就是从印钞中来。所以,我觉得外汇升值压力这块,我们应该看到这个原因。第二个外汇升值的压力就是交易环节,我们在交易环节中是不是压力很大呢?这块还是制度因素,因为我们不允许民间持汇,因此当民间有汇率要求的时候,银行间市场一交易,立即觉得外汇很少,因为外汇都在央行那。

所以,这些问题合起来,宏观经济中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围绕外汇问题延伸出来的问题是央行的问题还是宏观经济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因为央行在管制和摆放资产的时候,必须把外汇资产收到他自己腰包里面,导致他现在必须被动的发基础货币,而且不断的用票据来冲,再加上他消化不资产中增加的基础货币这话,导致他在宏观经济中有些左右为难的话,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改革问题,就是央行体系的一个改革的问题。我更倾向于这种。

第二个比较有意思的议题,就是我们在实际部门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着力点,就是把制造业这块进行进步,让我们贸易更有效率一些,用长期的效率来规避一些劳动力就业中存在的风险。但是,我们先说第一,就是在央行的改革中,一个更有效的措施,在我看来实际上主要是改革结受汇制度,就是让民间大量的持汇,他就不需要为了平抑外汇而被动的投放基础货币。这样使我们外汇持有的权限下放下去也会带来问题,就是外汇市场的风险哪里来?这个风险是虚幻的,央行把外汇储备持有权下放到民间,央行还是一个大庄稼,大概在五到十年里面中国外汇市场大庄稼始终是央行,外汇市场的变动还是掌握在他手里的。刚才贾康提到关于外汇平衡基金,他抱怨人民银行不够积极,实际上他背后的议题是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个机制没法对接,因此不能简单的看成央行没有积极性,其实央行想推动很多改革,财政部也没有积极性。所以,因为贾康是财科所的,他说央行没积极性。但是,比如说外汇平衡基金,外汇平衡基金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财政部必须在商业银行那里构建一个像美国的 GT & T 的帐户,我们国内又没有一个 GT & T 的帐户,我们就要引入外汇平衡基金,这个在很多人看来就变成了一个抢权的议题了。

第二个议题,就是实体经济里面,产业结构调整是要培育竞争力,实际上是一个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的体系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强调供给多一些,在需求这方面强调的不够。我就说到这里。

仲大军:

我补充一点,刚才我说外资大量的参与中国,最后会出现一个什么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被人家拿走了,我们挣钱越来越少,很多钱就是人家拿走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GDP 里面有大量的外资。看来我们 GDP 规模很大,但是好的利润、资产都被人家廉价收购了,现在就是在收购中国了,国内资源这么廉价,都到中国来买,不仅是买进口的东西,而且是买不动产,外国的资源现在就是在购买中国。兴动这方面你是非常了解的。

陈兴动:

在我看来,我在外资这个行业做了十几年,我自己感受的一点是什么呢?全球有三个因素,金融,是全世界人给犹太人打工,金融的领域,我们怎么挣钱,只有资产价格上涨才能赚钱,犹太人创造一个对冲基金,资产价格下跌也能赚钱。然后,全世界基本上就是采取这种办法。第二个就是玩儿规则,规则是英国人定的。然后美国人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结合起来。

我觉得金融的问题,数学算法很简单,你刚才讲的完全正确,我举顺手赞同,比如说现在通过外贸换回来的花花绿绿的票子,我们工人工资十年、二十年不涨。然后中国人想办法求人家过来,就是东南沿海这个地方。但是现在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亚洲发展中国家都是面临这个状态,你如果这个东西不要,别人要,你这几块钱都赚不到了,你赚不到了以后,你在国际市场花花绿绿的票子,这个票子不能在国内用,你就到国际市场,这样又变成他们的钱了,比如说美国,美国贸易赢余六七千亿美元,这是天文数字,但是相对他们国家的 GDP 总量来讲没有什么可怕的,百分之五六而已,去年最大是 7 %,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比如他们讲双赤字,他们的财政赤字也不过 GDP 的 3 %而已,所以美国人并不着急。有没有着急的?有着急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投资组合,这是他的比较优势,如果谈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这又是他的比较优势。比如我们拿到的钱,据我所知我们外汇储备有三种办法管理,第一种办法就是通过找中资自己的机构,委托每一家银行,让他们去投资,他们的回报率是多少?平均回报率低于银行的存款。第二个办法就是委托国际投资机构管理,这部分始终不愿意给出去,但是这个投资回报率很高,就是 6 %左右。再一个就是外汇储备操作室自己操作,我不知道回报率是多少。

这是一个学习过程,在金融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无可奈何,比如我们曾经想通过各种各样的基金,包括过去我的同事、朋友,都希望成立各种各样的基金来管中国人自己的基金,包括现在的 QPII ,就是有资格的国际投资者,我们要放出去了,我们讲 QPII 没有 Q 了,人才怎么办呢。中国在这几年我看到比较欣慰的事情,就是在许许多多的国际投资机构里面,中国人已经做到中层了,做到了基金经理了。中国人过去只能做分析员,给外国的基金经理做投资咨询,没有权利分配资源怎么投,现在已经开始投了。但是中国需要大量的 QPII ,比如美国最大的投资集团叫(英文),(英文)里面有四五个跟我关系很好的,其中有一个人做的非常好,他做大中华区的经理了,我说你是不是应该为祖国出点力了,他说很多人通过中国的一些机构找他们。当然,我们现在内在的机制很有问题,他来考察一下觉得还是不行,这个气侯还是没有形成。

张曙光:

说到国际这个事情,我觉得现在国际形势主要是美国的责任,失衡主要是美国失衡,他的地位太特殊了。现在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是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失衡总不能永久这么失衡下去, 80 年代调整了一次。咱们现在来看这种失衡状态,如果是进一步发展,美国经济万一出点问题,我觉得美国没问题,美国出了问题他都担得起,他的损失肯定比较小,因为他的地位可以了。中国的状况就不是这个问题了,一旦出问题,咱们现在很多东西都要出问题了。所以,基于这个考虑,我觉得现在的事情是应该现在逐步调整,尤其是现在对外向型经济的鼓励政策。

杨如彦:

比如说这次美元汇率下调,他只要他国内的需求不足,他就是通过他的一些协议,再就是美国汇率调整进行扩张,如果扩张的话,我们的产品就卖不到他们那里,因为我们的产业就是拾遗补缺,人家拿大头,就是这个结构,如果我们不改造这块,这个风险很大。所以对 GDP 的修正,不仅是企业供给质量很差,实际上我们国际市场的质量更差,你用 GDP 的增长率支持人民币汇率的看法就是站不住脚的,或者最起码要修正的比较低。但是,现在调整过来了可能中央想这个事的话,如果现在调整,我把中间的制造业压低一些,就业上有一个牺牲,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想法就是国内希望把制造业这块搞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可惜就是找不到着力点,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难题。我们搞自主创新的时候,国内搞一个自主创新体系,想的是供给面的事,但是实际上问题出在知识产权市场上,没有理解这个产权市场,你就没有办法把结构调整归入市场化的轨道上来。

张曙光:

所以,其实我在这讲这个汇率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央行那个地方要让汇率幅度大一点,他就得少收一点,他就得放开一些东西。你现在这种状况,我觉得是一个很难对付的状况。

杨如彦:

我们 OTC 的机制,就是双边询价的外汇交易机制,经常性的就是每一天成交一到两笔,这叫什么市场。

张曙光:

有价无市。

杨如彦:

所以,他说的浮动期间根本用不着谈,因为大家不交易,也商业银行也没有这个积极性说我看到一个汇率变化就靠上去。

张曙光:

所以,从去年 7 月 21 号以后出了一系列的改革的办法,但是这种改革办法都是名义的,都是有名无实,你这样弄的话,你什么时候能取得经验来做,你经验应该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你只是把这个样子摆在那不行。其实,我也不主张大的去动,动大了中国受不了,但是你得认识到这个问题应该朝这个地方走。这是必要的。当前的问题我认为是 20 年积累的结果,就是前面的政策不应该说是不对的,应该是有效的,但是这个政策实施太长了,你积累的问题已经出来了,你现在不调整的话,最后受罪的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不想把问题做到当前,因为上面都是看当前,我几次讲了当前的问题,各个部门,比如国家发改委现在也是在救火,长远的东西不去想办法。

杨如彦:

另外这个里面提到房价,我觉得张老师这个报告其他都很好,关于房地产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他的复杂性概括的还不是很到位。我觉得中国房地产业是中国产业政策的浓缩,就是房地产业上游的原材料是管制的,作为商品房那块价格又是放开的,这里面包含大量的集团里面,像这里面的两个 70 %,你说任何一个 70 %,地产商没有积极性、消费者没有积极性、政府也没有积极性,所以这个政策肯定是无效的。地方政府为什么没有积极性呢?我还要靠炒地皮积累一些政府资金搞公益投资呢。上海、重庆的经验都是炒级差地租,一波波炒起来,然后卖土地使用权,弄点钱。有的地方政府官员都说政府怎么缺钱呢?政府不是有地吗?所以,他是没有这个积极性的。

张曙光:

我觉得国际这块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是开放了,不光是金融这样,产业也是这样。

任若恩:

他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个状况没有问题,人就认为要出问题。所以,在现在这个状况中国的问题是什么,如果美国往好了走了,赤字下降了对你是有好处,因为你的利益和他是反着的。

张曙光:

现在的形势也是从 80 年代的债务危机变成现在的新的情况,这都是非常复杂的。谢谢各位!

茅于轼:

我们都是经济学家,我们相信在市场经济下价格是配置资源的信号。宏观经济分析也得看这一条,不管是结构问题,外贸行业增长太快,还是房地产,所有的问题统统可以归结为,如果是市场经济的话,就可以归结为价格问题。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经济现在不是市场条件,就是我们控制价格,或者是直接干预市场造成的。我们现在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的社会,但是我们资源税始终没有,煤炭不到十块钱一吨,十有就是几十块钱一吨。银行的贷款现在很多,连大学扩招造成银行几千亿的贷款, 1800 亿的贷款,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需求?因为扩招,扩招是什么?扩招是计划。我们的汇率现在没法调了,我们知道汇率要调肯定是人民币涨价,你就没法调,你是小幅度也不行,大幅度也不行,就是死路一条,你早一点调就没问题了,就是你调到明天大家不知道他是涨还是落,这个才是完成任务了,否则就永远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贾康讲的,几十万块钱的项目,要到中央计委批,你说这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计划经济的回归。

我听了大家的意见,我的归纳就是我们中国经济现在如果过热的话,也是因为市场不能调节自己,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什么不灵,因为市场不工作,你挡住了,你什么手段也都使不上了,这个可能是我们这次在国务院会议上提不出的建议,我们可以在这里充分发挥。

仲大军:

你要说的话,他们不愿意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