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季会议综述
"1998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高级研讨会"春季会议2月18日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就我国的经济周期，目前特定的制度因素与宏观经济走向、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各项指标在1998年的基本走势及政府可采取的政策等八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整天的讨论。本次研讨会系高层次、小范围的研讨会，参加者40余人，多数系国内著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
从理论层面上，正确判断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周期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它可能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一种见解、一种参照依据和可行性的建议。这是多数与会专家的共识。
张曙光教授、盛洪博士等认为，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特征正在发生变化，正从计划经济制度，或过渡过程决定的周期向自由市场经济决定的周期转变，或者说，现在正处于周期转变的拐点上。从而决定我国宏观经济周期的因素也在发生根本变化，从过去由政府主导的宏观经济周期，走向由市场来决定的宏观经济周期，这个市场，不仅是指国内市场，也包括世界市场，中国宏观经济再也不是不受或基本不受外国经济形势影响，独立于世界的宏观经济了，它和世界经济的波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必须面对这一新事实，确定一种基本的哲学态度和理论态度，因此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对我们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丁宁宁持有另一种看法，他认为，与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相关度最高的变量是党和政府的政策，而不是什么别的。近年来，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政府换届将至，宏观经济政策是双紧而不是启动，所以经济周期的真正谷底将推到今年的第一季度。随着新一届政府成立，人们的心理预期发生变化，经济就可能止落回稳。
陈彩虹博士认为，从世界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一个完全封闭性的独立的市场，但从一些主要的市场体制因素来看，我国经济还不能说是世界市场经济一体经济中的一部分。在此最为主要的，是市场里各种要素的流动的壁垒，在国内国际市场之间还存在相对较为明显的界限。因此，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经济之间，尚存在着相对隔离的状况，外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不会太大的。因此，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导火原因一定出自国内本身，而不会来自国外。
著名经济学家董辅衤乃 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是计划经济和商业经济是捆在一起的，还不能截然把它们分开。这是因为，金融特别是利率尚未放开，人民币的资本项目还不能自由兑换，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也存在着限制；现在经济的市场比重虽然提高了，国有经济比重下降，非国有经济比重提高了，但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并没有真正走向市场经济的轨道；此外，国家通过计划和审批制度对经济控制的力度还很强，1993年7月后，这一点特别明显。所以在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周期问题时。绝不能低估政府的作用，常常是政府政策的变化对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今年的经济形势
去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取得了增长8.8%的好成绩，但增长的速度却几乎是逐季下降的。1997年第一季度电力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二季度铁路运力开始过剩，原材料价格继续回落，三、四季度经济继续缓慢下滑。GDP的增长率都在8%以下，这种趋势直到年底还未止住，而且还在继续。张曙光在列举了多项数据后指出，目前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名义总需求已经小于名义总供给，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已经小于自然增长率，或者说，总需求低于潜在生产能力。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工不足，二是库存增加。郑京平同志认为，经济已处于正常与偏冷区间的交界处，易纲估计认为，过冷是当前的一个主要危险。由此带来的一些不利因素，如就业压力增大，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减缓，减收面积扩大，经常项目顺差过大等等，都将对今年国民经济的运行带来不利影响。
多数与会专家认为，1998年总体经济条件较1997年为差。原因除上面指出的不利因素外，还由于社会总需求的增幅将低于去年，董辅衤乃 、茅于轼、石小敏、郑京平等都指出，当前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具体说，第一，消费需求。由于它具有比较稳定的特点，每年的增长率大体相当，加上目前缺乏新的消费热点和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进度不大，去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前几年为低。因此，今年实际消费需求的增速很可能低于或最多相当于1997年；第二，固定资产投资。1998年在不考虑政府增加直接投资条件下，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因素中有两点变化比较大；一是利用外资因素，年两年我国外商投资协议额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下降20%，1997年下降30%左右）。这将导致今年实际利用外资的减少，加上国际资本供应量是下降，1998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将可能与上年持平或略有下降。这将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二是居民个人投资受收入增长放慢的影响也将减弱，进而影响整个投资的增长；第三，是外需将明显弱于去年。这不仅是由于去年出口大幅度增长，从而提高了今年的对比基数，而且是因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世界贸易量扩大速度放慢，人民币汇率相对坚挺，我国与欧美等国贸易顺差加大，再次降低进口关税等因素，特别是泰国、菲律宾、韩国等国货币的大幅度贬值，1998年我国的净出口有可能为负增长。
郭树清不同意当前宏观经济中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这一分析，他认为，主要应该是结构问题。
至于理论界有人把大量商品积压，说成是表明我国已由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问题。李晓西提醒说，不能根据一、二年情况就下结论，而是要进行较长时间的观察，这种结论要慎重。戴园晨说，短缺现在消失了，但它是可以复归的，不会一劳永逸。董辅衤乃 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指出，当经济周期处于不同阶段，卖方市场与买方市场就会交替出现，不能说买方市场就是绝对的好，是大成绩。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阶段，而经济的发展又处于经济周期的下行阶段，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很容易把经济体制转换中市场状态的变化与经济周期的阶段推移中市场状态的变化混为一谈，把经济周期阶段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看成是经济体制转变所引的短缺的消失，很可能当前的市场状态是二者交织在一起所呈现的现象。如果是这样，只看到经济体制的转换导致的短缺经济的解决，而看不到经济下滑所带来的有效需求不足是不恰当的。
三、需要调整宏观政策
盛洪等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周期性质的变化，导致我国经济运行的模式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需求开始从经济增长的扩张因素，转变为约束因素。
去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8%，出口增长20.9%，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中有38.9%。即大约有4个百分点是靠出口的增长取得的。今年净出口有可能与去年持平或甚至将减少，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有可能是"零"或者是负值。预计国内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为10.7%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大约在3个百分点上下。在这种情况下，在今年8%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5-6个百分点要靠什么来实现呢？
刘鹤、王建、石小敏等指出，靠增加需求的可能性不大，在消费和出口方面余地很小，降低利率刺激需求在目前条件下，作用不明显；发行债券，受到认识上和许多现实制度的制约，包括人大提出消灭100亿元赤字的制约，以及地方政府发债券需要的制度准备等，最后是走股市，但这方面不确定性太大，所以增量这一块不靠投资推动是不行的。而这几年投资的增长是逐年放慢的，去年增长12.3%，今年计划增长10%，10%的投资增长速度不能保证8%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提高到15%以上，甚至应达到增长20%，就是说，投资总额要比去年增加3000亿元或甚至更多。
这就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作大的调整，出席会议的多数专家一致认为，扩大政府投资，这是保持今年经济增长的关键。至于经济政策上是改变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松动，货币政策适应从紧，这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刘鹤、戴园晨、李晓西等专家一致认为，财政政策要放宽，货币政策仍然应当从紧。易纲说，今年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放松的，而货币政策应适度从紧。他认为，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已到了一个非常关键时刻，现在有机会使得中国微观基础实行再造，上一个台阶，过了这一关，中国经济就真正有希望了，因此，不能放弃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到处撒胡椒面，去救那些本应淘汰的企业，不适当逼一下永远也解不了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问题。
至于投资力度问题，即需要投入多少才能确保今年8%的增长率，丁宁宁与多数专家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12%的投资就可以了，再高的投资力度对当年增长没有贡献，而且容易导致经济再次过热。
易纲对有些专家分析总需求和经济增长率时强调出口作用的观点不予认同，他认为外贸对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作用被夸大了。众所周知，日本是贸易立国的国家，它的贸易依存度是18%-20%，所以中国真正的贸易依存度绝对不可能是35%，问题可能出在计算时币种的换算上，他分析各种数据后指出，中国的经济实际上是典型的大国经济，所以中国的需求主要是国内需求。
易纲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造成的消极后果被高估了，他具体分析了这些国家到去年12月底的生产指数，所有这些国家的生产资料指数和出口价格指数曲线表明，这些国家货币刚一贬值时，按美元计算的出口价格是下降的，说明竞争力在增长，但危机发生二、三个月后，出口价格指数都上升了，象菲律宾和印尼，其出口价格指数已经超过了危机前按美元计算的水平。贬值所得到的竞争好处，基本上丧失殆尽。原因是东南亚一些贸易型国家，其原材料是进口的，进出口商的流动资金是用美元的，靠贷款来维持，危机发生后，他们借资金的成本和原材料成本大大地上升了。所以他们货币贬值所带来的好处，并不那么乐观，因此易纲的结论是：一方面中国对贸易的依存度没有那么高；另一方面，东南亚危机对我国产生的压力有可能没有估计的那么高。
四、城市化：一个可能的新增长点
投资的方向，投资的方式也是一个需要慎重把握的问题。在投资问题上，现在一要防止重复建设，二要防止投资萎缩。目前情况下，如果仍然加大某些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通过投资来带动国民经济增长，其结果只能是低水平重复，生产能力过剩，浪费与闲置宝贵的资源，盲目投资只能增加无效供给。
刘鹤同志指出，要使扩大投资取得预期效果，宏观经济政策必需微观化，他与王建、丁宁宁等提出，下一步的投资方向应当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认同。
为什么投资重点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呢？因为这既是政府主导的，也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既不会出现重复建设，又有利于提高城乡消费和增加城镇就业，又合乎经济发展的规律。现在各国经济正向世界一体化方向发展，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就是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其中城市化起主导作用。另外，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人均GDP达到600-2000美元时，是加速城市化增长阶段，现在我国正处于这一阶段。不少专家认为，城市化必将是今后20-50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也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核心。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剧烈变化，都必然围绕着城市化来进行。以城市化为中心，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新的消费热点才会不断涌现，困扰我们的环境污染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刘鹤同志指出，过去10年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特征，一是大城市平面规划面积扩张和商业、金融功能不断充实，10年来，全国大城市面积扩张了一倍多，达到123%；小城镇遍地兴起，从1978年到现在，全国小城镇增加了4万多个，下一步需要向更高阶段发展，即大城市功能适当调整和小城镇适当集中的一个新的城市化格局。这种格局，必将引发成片成片地区的经济开发、带动以城市为中心的农业产业化、解决农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据王建同志个人测算如果经济年增长率为10%，通胀为6%，那么从现在到2010年这13年城市基础设施累计设资额将需要60万亿元。
丁宁宁把问题进一步推向具体化，他指出，按照可持续发展和现代社会的基本要求，根据经济地理的人口承载能力和人员、信息、资金集中的原则，应首先在珠江、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规划出若干个城市带，以此为样板，搞好区域规划和国土整治，带动整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只有这样做，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的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传统的原材料、机电行业的能力也可以继续派上用场，使现有经济活路起来，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五、改革进度要与扩大投资协调进行
张曙光、李晓西、盛洪等指出，要使扩大投资、增加内需的政策取得预期的成效，体制改革必须同步进行。首先是投资体制改革。茅于轼说，我们的投资体制设计完全是过去限制投资饥渴症的那一套，不同的投资项目要经过许多部门的审批，非常繁琐复杂。现在虽然投资不足，但这套制度还在，要搞一个项目非常困难，要过五关斩六将，象这样一个限制投资的体制不改革，你钱再多也很难转换成有效的投资。再就是政府为投资准备的软环境很不具备，所谓软环境，首先包括金融服务、资金市场、工商执照、环境审批，还有防疫检查、商品防伪和检查等各色各样的问题。而且这些东西成本非常高，如果是民间投资，交易费用那么高，本来有利润的项目，也就成了无利或微利了。国有企业投资，成本高它不在乎，而民营企业家投资，他得合计成本，他们筹资本来就很不容易，再一看交易成本那么高，他就不敢投。可见，现在的体制不改，妨碍了投资。李晓西强调，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定要提倡国有和民营两条腿走路，他举例说明，城市建设中的许多事情，由民间来办。不仅不要国家的投资，而且还可向国家上交利税。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体制条件。其次是税制改革，许善达指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不能抵扣的生产性增殖税制，政府从GNP提取的比例过大，且税收结构中，这部分税主要落在大中型制造企业和商业身上，现在大家感到投资没有机会，有钱找不到投资项目，不知往那里投，因为在我们国家，制造业是一个最主要的投资领域。许善达指出，我们增殖税的比例如果按实际可比的口径，与欧共体国家相比的话，大概在25%以上，这实际就是投资税，而且不能抵扣，你拿出钱来投资，什么还没干，其中20-25%就得作为税收上交，真正用到投资身上的不到4/5，而欧共体现在的目标平均是17-18%，他们还是消费性增殖税，而且税款可以抵扣，美国根本就没有增殖税，我们这么高的流转税把利润都挤没了。所谓没有投资机会，就是你要把钱往这方面投的话，无钱可赚。外资企业有各种优惠，它们的税负至少比内资企业低1/2，这种税制格局对刺激我们需求设置了障碍。此外，行政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不高，也是多年来的通病，我们投资有相当大的部分是用来养人，而不是真正投到项目上去的，许多支付在中间环节就已经消耗了，所以要使财政手段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改变我国收入和支出结构的现状。
不少同志指出，市政建设领域除了运用财政手段外，还应探讨更多地用债券和BOT方式，要避免中央政府大包大揽，主要或更多地由地方政府来承担责任，也可以在某件界限或允许条件下，以企业为发债券的主体，由地方政府担保来做这件事，这方面的空间是很大的。
除了用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来带动需求这一主要领域外，另一个重点是用新技术改造机械、电子、化工、建筑等传统产业，刘鹤认为在这方面，关键是贸易政策的自由化，按政府支持、差别税率，差别利率等传统路子和组建大企业集团等不可能有效，唯一切合实际的办法是走国际合作研究合作开发，相互依靠各自的比较优势，创造出我国自己的名牌。所以这样在贸易自由化前提下，适当采取一些金融自由化措施，来鼓励和促进它的发展。
刺激扩大需求的第3个领域是住房改革多数同志认为，经过这10余年的宣传和解释，房改的制度条件和思想条件都比较成熟，现在这个问题主要是决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