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宏观论坛春季会议讨论的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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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天则经济研究所、江南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主办的"宏观中国学者论坛"第四次会议于1999年4月28日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就中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外贸形势及政策选择、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加入WTO、农业对外开放与加入WTO、以及当前外贸形势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讨论。

本论坛是高层次、小范围的研讨会,参加者40余人,多数系国内知名经济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外经贸部研究院李健、外经贸部研究院刑厚源、社科院财贸所李杨、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刘鹤、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宏观中心主任刘宪法、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财政部科研所贾康、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莫容、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石小敏、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博士、农业部农研中心温铁军、国家统计局郑京平、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社科院经济所袁纲明、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教授、天则经济研究所执行理事盛洪博士、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研究员、江南信托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吴光权等。

 

一、宏观经济总体态势

讨论会首先由张曙光总结了1999年第一季度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第一季度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但是,3月份的实绩明显低于去年9月份启动经济以来的任何一个月份(受季节因素影响的2月份除外),特别是物价持续走低,出口大幅下降,就业状况没有好转,经济回升能否平稳和持续,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出口大幅下降,进口上升,资本外流,有可能对国际收支平衡形成冲击。物价持续负增长和经济实际增长率持续低于自然增长率,表明了过去一年中通货紧缩的存在,但自去年第四季度以来,情况有所好转,这就需要对物价下跌和货币增长作进一步的分析——导致物价下降的不仅仅是通货紧缩,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某些制度性通货膨胀因素的消除也是价格下跌的原因,而货币扩张与通货紧缩的偏离,也与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和贷款不够活跃有关。他认为这需要通过推进金融改革,消除现行的一些限制性因素和歧视性安排,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来解决。在公共政策方面,财政支出政策扩张和收入政策紧缩的矛盾依然存在。他指出,考虑到财政主体进入市场支出的效率不高和挤出效应,而税收的高增长又抑制了民间投资和消费支出,因此与其财政把钱拿过来"替别人花别人的钱",还不如少收钱以刺激民间"自己花自己的钱";这就需要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思维方式,从"生产者角色"转变为"管理者角色",从强调和支持"生产者主权"到保护和扶持"消费者主权",从单纯重视和依靠"国家信用"到重视和发展"民间信用"。

综合开发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的刘宪法用"喜忧参半"概况1999年第一季度的宏观运行状况。"喜"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出现明显好转,增长速度比较实在;"忧"在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继续萎缩,且通货紧缩有所加剧,而且这种情况发生于货币供应量有较大幅度增长的背景之下,对此,刘宪法认为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凯恩思流动性陷阱"的征兆,因此通货紧缩将很难"医治"。从理论上说,宏观经济上的通货紧缩是与微观经济上的效益下降相对应的,亦即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企业的经济效益好转是不可持续的,从而经济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他进一步指出,一季度8.5%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成为近两年的高点,下半年经济增长速度掉头向下的可能性很大,但由于有较为强劲的国家投资的支撑,下降的幅度也不会太大。

 

二.中国加入WTO的意义

自1986年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缔约国地位至今,已有13个年头,其间中国历届政府为"复关"进行了一系列的艰苦努力。四月朱钅容 基总理访美,向美方"亮出"了中国"入世"可以作出让步的"底牌",看来中国政府正在为"入世"进行最后努力,中国在年内"入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大部分与会者对中国加入WTO以后的经济前景看好,认为总体上看来,"入世"利大于弊,同时,强调要以国内配套改革实现趋利避害的目标。

盛洪博士认为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的贸易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即从"重商主义"走向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贸易"。他从历史角度出发,以西班牙、英、美三国为例证,指出这一转变过程是所有近代以来崛起的大国所共同走过的道路。重商主义或者说贸易保护、干预主义,在一国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具有积极意义,但如果不适时转变,则会导致通货膨胀和利率低迷的恶果。因此,转变是必然的,关键在于怎么转变。他强调,中国作为一个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国际上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自由贸易压力,首先考虑的应当是中国何时转变、怎样转变以及能够转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同时,盛洪博士还分析了中国加入WTO的利与弊。他认为"入世"的利主要在于引进竞争,强调中国要在改变国内规则、制度以及国企的产权安排这个层面上下大功夫去利用竞争。在谈判"入世"的弊害时,盛洪认为如果中国在"入世"的同时没有做到国内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那么加入WTO对中国造成的将是体系性的弊害,而不仅仅是丧失市场份额这一表面层次上的弊害,对此,他引东南亚国家的教训为反面例证,又引美国因为有较完善的独立的货币政策而避免了1987年股灾引发实质经济的崩溃为正面例证。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宏观中心主任刘宪法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加入WTO的意义不仅仅是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这一贸易政策上的转变,因为WTO不同于GATT,它不仅是贸易规则,更是国际竞争的规则。这一点表现在WTO通过贸易政策审议机制、争端解决机制、补贴机制、可持续发展、服务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已经把其协调管理的"触角"从"边境"深入到"腹地",并且有将世界各国内部的经济行为规则全部都"嵌入"WTO所规定的国际通行的的基本规则的趋势。他因此而认为加入WTO对中国的制度建设影响极大,中国加入WTO更重要的意义也就在于,在对外开放市场的同时,将国际市场的竞争机制和规则引入国内,以"开放"带动"改革",推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建设进程和现代工业化体系的建立。对此,他进一步阐述道,当前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换困难,即产业重组的困难。中国加入WTO后,国际资本的进入速度将会加快,国内生产要素市场将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的产业重组将纳入国际分工体系,通过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实现对中国国内资源的重组,从而加速中国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转换。对于对外开放和国内配套改革的关系这一问题,刘宪法与盛洪的意见一致,认为中国加入WTO既是机遇又是调整,从发展中国民族产业的角度出发,如果中国的企业不作出相应的调整,就可能出现中国的民族产业受控于国际资本的危险。

就中国国内体制配套改革的问题,石小敏进一步指出,从本质上讲,现在阻碍中国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结构调整的最大障碍在于中国现行的组织体系,这套系统存在很大问题,简单地说,政府制定的政策不能落实到位和贯彻实施,因而不但收不到预期效果,甚至朝相反方向发展。因此,中国要想通过加入WTO增进中国社会的整体福利,就必须先行改革中国的这套行政组织系统。

也有少数学者对中国加入WTO以后的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主张在某些领域实行一定程度上的保护。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行保护关税不仅有分配贸易得益的作用,更有培育新兴产业的功能。他进一步阐述了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学习效应"学说的内容。认为发展中国家尤其应该对"学习效应"予以充分的重视,体现在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上,就是应该对中国目前尚不具备优势的产业实行适当的保护,待到"学习效应"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已经显现之时,再取消对新兴产业的保护,让它参与国际竞争。只有这样,国内的新兴产业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足,否则,这些目前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就难以得到发展。

 

三、农业开放与加入WTO

对WTO判中农业承诺的意义和影响这一问题,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持乐观态度与持悲观态度的人兼而有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峰教授对此持乐观态度,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在现有农业承诺基础上加入WTO,则它对中国农业和整体经济的影响从整体和长期来看是有利的,对于实现中国经济下世纪持续发展和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有一些专家对《中美农业合作协议》的负面影响表示忧虑,认为这一协议的签署将不利于国内稳定粮食生产的长期政策,并且会对中西部传统农业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的收入产生影响,同时鉴于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作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美国却最终未在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上正式签字这一事实,因此主张中国应引以为训,保持警惕,至少要以我国现以作出的让步为谈判条件,同时在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以及其它仍然维持着部门垄断,本来应先向国人开放的领域尽可能减少让步,否则,即使中国真的成为WTO的一员,也难免被别国"单赢"。

卢峰教授则首先说明了目前对中美WTO谈判农业承诺进行分析的前提,假定美方文件如实反应了有关谈判情况。在这一前提假定下,他从两方面分析了中国加入WTO谈判农业承诺的意义和影响。

在"中美农业合作协议"问题上,他说,这一协议的签署,涉及我国在小麦、柑橘、肉类进口的动值物卫生检疫方面的政策调整和让步,对此,他的初步判断是:该协议可能对小麦进口的产地构成发生某些影响,使柑橘、肉类进口量有所增加,但它对我国农业生产,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局部性和较小的,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发生负面影响。他进一步分析道,这次我国在美国小麦"矮腥黑穗病"(TCK)问题上的让步,并不是放弃通过动植物检疫保护我国农业生产的原则立场,而是在控制TCK传入的方法上做了务实有效的调整。以前的禁运政策一定程度上以"零风险"为假想目标。实际上,由于美国国内谷物流通系统未对TCK小麦隔离,使得我国即使实行疫区小麦禁运政策也无法排除TCK小麦在美国国内与其它产地小麦混杂后出口到我国。可见产地禁运政策并不能实现"零风险"目标,而控制TCK风险,可以通过加强海关检查,发现TCK小麦后立即用可靠方式处理,从而更有效地保护我国小麦生产免受TCK危害。因此,他认为这次我国取消TCK小麦禁运政策,虽然不能排除间接影响,即降低从美国西海岸进口小麦的运费成本,提升美国小麦在我国进口市场的占有率,但是不会直接导致我国小麦进口总量上的增加,从而立即给我国粮食生产造成严重调节压力,也不会对农民收入产生很大影响,因为,我国现阶段小麦和粮食进口主要是通过非关税手段加以控制的。另外,农业协议还涉及柑橘和肉类的解禁和放松限制,卢峰依据对这两类商品比较竞争力的一般观察认为国外产品竞争优势主要不在价格,而在品种和质量,因而估计进口需求主要来自高级饭店、高收入阶层等对优特产品的较小范围的市场,因而影响从农业整个上看是局部的、有限的。财政部张宝竹就疫区管理问题作了实际背景上的补充。他指出,原来我国对美国黑穗病病区的小麦一概禁止进口,非疫区的小麦在通过了海关的TCK检疫的前提下允许进口,此即"疫区管理"的涵义。现在取消了疫区管理制度,在实际操作中是指不管进口的是疫区小麦还是非疫区小麦,一律在海关接受TCK检疫,只要通过,就可以进口。在这一意义上,他指出,这一转变实际上加大了检疫难度,增加了漏检风险。因此,变疫区禁运为海关检查是否一定可以更有效地控制TCK风险,需要更深入谨慎的分析。

对于WTO农业承诺对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的影响,卢峰认为可以从三方面观察评价。首先是短期调节压力和负面影响。农业承诺内容主要包括降低农产品关税,增加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关税配额,改革国有贸易垄断等。他认为这些政策调整有利于美国及其它国家粮食及其它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会对我国农产品生产和农业部门产生短期调节压力,对农民收入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并且这类压力在五年左右的过渡期内还会有所增加。他又强调说,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国际经验看,一个主权自主国家的农业扩大对外开放,产生一些短期和局部上的调节问题,是完全正常和不足为怪的,长期和总体上通常是会产生对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正面利益的,我们不应因为有利益损失就否定扩大开放的必要性。进一步地,他阐述了为什么短期负面影响不会危及基本粮食安全目标。其一,在关税减让程度较大的水果和肉类等农产品上,我国并不是完全没有优势。因为这些产品可以是资本密集型生产,也可以是劳动密集型生产,因而可能有规模经济效应,也可能有廉价劳动效应,中美贸易关系在这些产品上很可能是有进有出的双向贸易模式。其二,粮食进口关税配额上调到进入WTO时的1400多万吨和2004年的2100多万吨,这一让步力度虽不小,但仍是可以承受的。1、五年配额上限2100万吨仅大体相当于1995年进口2081万吨的历史最高水平。2、进口配额占消费量比例未超过官方早已确认的粮食5%进口率上限。3、2004年粮食净进口用汇额估计仅为近来出口创汇额的2%左右。其三,用基期作参照评价配额增长幅度,必须考虑到我国近年粮食过剩背景下进口量反常性下跌的特殊背景,不能简单地因为粮食进口关税配额水平与基期250万吨相比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就得出我国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的结论。其四,他认为,配额是进口机会,并不是实际进口量;进口量多少最终要由国内外粮食成本和价格比较水平决定。最后,卢峰教授指出了农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积极意义。他认为适时适度地扩大农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国内相关体制转轨;还有利于推动目前陷于困境的粮食市场化改革及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农业部门资源配置效率和长期竞争能力;更应该看到,农业协议是WTO谈判的一部分,因而评价承诺让步的代价不应忘记进入WTO可能给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他下结论道,WTO农业承诺是值得欢迎的"双赢"改进。

盛洪博士则认为粮食进口配额2000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4%这种衡量方法欠妥,他提醒道,在得出进口增加4%,国内生产将减少4%这一结论以前,应考虑到粮食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小和中国的成本曲线(供给曲线)高于美国的成本曲线这些事实,这两个因素将使得一个非常小的粮食量上的增加会导致粮食价格上的较大幅度的下降。

 

四 、服务业对外开放与加入WTO 

在中美WTO谈判的进程中,中国服务业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成为双方谈判的焦点,对此,与会者展开了更为热烈的讨论。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邢厚源的看法是,如果中国在金融、保险和电信等服务行业开放程度不够,加入世贸组织就没有希望。她首先阐述了服务业取代农业和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二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深化、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科技革命加剧,使得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得到迅速发展,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到8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或超过60%,并显示出持续增长的势头。随之在跨国公司投资的推动下,国际服务贸易以高于货物贸易增长的速度迅速发展。同时由于服务业与高新技术密切结合,在传统的服务业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以高新技术为手段的服务贸易得到更为迅猛的发展,整个世界经济正在向服务业倾斜发展,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产业进步的标志。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她指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水平是比较落后的:一是产值规模小。据世界银行统计,1990年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2%,1997年为33%,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5%—80%的水平,甚至还比印尼、菲律宾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低约十个百分点。二是与高新技术结合程度低,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落后。中国服务业的这种低水平的发展状况,必然导致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薄弱:1996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值的比重还不足1%。对此,她认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和竞争机制,并且通过开放来提高我国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益,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对外开放服务业是实现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角度出发,她也认为我国服务业市场需要也必须对外开放。她进一步谈到了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风险与防范问题,肯定了服务业作为敏感部门集中的行业,对外商开放必然存在一定的风险,关键在于如何开放,其中有一个开放技巧的问题。她强调,只要我们以服务业改革的初步成果为依托,以国外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成功经验为参照,以WTO的防范风险的保护条款为法律依据,以逐步开放为实施原则,有试点、有控制地对外开放服务业市场,就能占据主动防患于未然,有效推动我国服务业的健康发展。以电信业的开放为例,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电信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我国不能也不会放弃对这一重要资源的控制,全部让外商来经营,但这并不等于中国企业垄断电信行业,外商一律不予准入。如果让外商进入中国电信市场,可以采用只允许他们租用中国现有的通讯网络而不允许新建的做法。同时,她指出,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现有网络是中国电信业的最大优势所在,如果我们能在充分发挥这些优势的基础上,再充分利用国内军线以及铁道部门和天然气部门通讯系统的闲置资源,那么可以说,中国是在防御的同时作好了进攻准备的。最后她与许多与会专家一样强调,中国在有限度地对外开放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对国内企业开放电信市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对外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左大培、温铁军则持有另一种看法,认为在金融、保险、电信等服务性质的行业开放上,态度应谨慎,谈判中因尽量减少让步,以免对国内相关企业造成致命性的冲击。

 

五、当前外贸形势及政策选择 

199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进出口增长速度几乎降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出口方面,我国对北美的出口增长速度一直在放缓,1至3月仅增长9.1%,而去年全年增长幅度为15.8%;对欧盟的出口下降了5.3%,而去年全年增幅为18.1%。进口方面,1至3月,我国进口总额为329.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6%,是近五年来进口的第一次较大回升;1至3月,机电产品进口增长速度达26.3%。利用外资方面,1至3月,我国新批合同外商投资金额为87.20亿美元,同比增长0.0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3.4亿美元,同比下降14.61%,对于下降的原因,社科院财贸所的立扬和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李健有着一致看法:从受资区域看,占全国吸收外资总量三分之一的广东省(含深圳市),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均出现大幅下降;从外资来源看 ,亚洲各国、美国、欧盟对中国的投资全面下降,其中亚洲各国对华投资下降10.02%,美国下降39.78%,欧盟下降28.96%。李健进一步分析了困扰当前外经贸发展的深层原因:首先,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等要素价格的升高和人民币相对升值,已使我国沿海地区原有的加工成本低廉的优势受到削弱;第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进展缓慢,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缺乏相互衔接和促进;第三,国有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难以适应新的竞争形势。第四,税率、汇率和信贷等一些经济杠杆难以有效地发挥对进出口的调节作用;第六,利用外资政策不稳定、不透明,管理不规范,致使投资者犹豫观望。对此,李健指出,解决当前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滑坡问题,既要有应急的措施,也应考虑中长期对策,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他具体从七个方面中长期对策的转变方向。第一,由高速增长转向适度和可持续的增长;第二,由以"互通有无"为基础的贸易转向既有建立在水平分工基础上又有建立在垂直分工基础上的贸易;第三,由以制造业为重点的开放转向全方位的开放;第四,由以吸引中小投资者为主转向更多地与跨国公司和大投资商合作;第五,由"奖出限入"转向为国内外企业创造一种接近"中性"的竞争环境;第六,由国有外贸企业一统天下转向国有外贸企业、生产企业、集体、个体、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第七,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应有新的突破。

 

1999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