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江西江南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宏观中国学者论坛"第六次会议于7月28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为"金融体系与实质经济"。在为期一天的会议上，张曙光、樊纲、陈剑波、王国刚等四名宏观经济研究专家分别作了主题发言，茅于轼、盛洪、王传纶、戴圆晨、张平、郑京平、温铁军、贾康、左大培、石小敏、袁钢明、杨帆、莫容等知名专家、学者及政府官员参加了会议并就会议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会议首先由社科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的张曙光教授作了题为 《宏观波动下的体制和结构调整》的宏观分析报告。他首先描述了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1999年1-6月，国内生产总值3618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6%，比第一季度（8.3%）下降0.7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970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4%，比第一季度（10.1%）也下降了0.7个百分点。1-6月份累计，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3.2%，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8%。就业状况也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随着亚洲国家经济的逐渐复苏，今年五月我国出口出现好转，但从第二季度的结果看只是减少了下降的幅度。整个宏观经济可以说是在波动中呈现下滑趋势，但有几个利好的经济现象尚未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是库存大幅度减少，二是工业品产销率明显上升，企业利润增加。张曙光教授强调，库存变动是观察经济周期波动变化的重要指标，市场前景黯淡时库存大幅度减少，不论是企业主动消化库存，还是政府强令限产压库，总是个利好现象。虽然这些现象是否意味着通货紧缩已近见底，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张曙光教授认为鉴于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加快、体制改革有所推进，对中国经济过份悲观是没有根据的。
张曙光教授接着评价了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他指出，第二季度经济运行数据已表明199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力度启动经济的政策效应明显下降。他分析道，货币供应虽较平稳，但考虑降息的作用，因此力度并不算小，但由于流通速度减慢，存差扩大，故其扩张效应有限；国有投资增长不慢，但呈现减速之势；民间投资还未启动；政府继续发债筹资的空间已经不大；至于消费，本来就是个人的私人决策，政府可用的办法更少。张教授因此认为，短期宏观政策的局限性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果继续单打一地使用，必然弊多利少。
张教授继而具体分析了宏观经济各侧面的运行状态和政策效应。在谈到对外贸易政策时，他说，目前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不大，应坚持通过启动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的方向。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市场已经饱和，未来出口虽然不会长期处于下降状态，但也不大可能象过去那样保持超高速增长。他强调，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必须主要依靠国内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而只有依托巨大的国内需求并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产业，才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才能成为支持出口增长的主力。张教授肯定了政府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以促进出口的举措，认为这一举措是汇率不变前提下的有效选择，但他提醒说，由于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上的缺陷，中国的名义税率虽高，实际征收率却不高，退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补贴。张教授因此呼吁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征管系统，真正做到"征多少，退多少"。在出口下降的同时，进口的增长大大加快，第一季度增长11.6%，1-6月增长16.6%，贸易顺差去年第4季度月均27亿美元，今年第1、2季度分别减少到14和12亿美元。张教授担心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会对外汇储备形成冲击，他进一步指出，如果国内的扩张政策有效，国内需求回稳，经济增长加快，进口加速增长自然是件好事，可是目前扩大内需的效应很大一部分被进口增长吃掉了，特别是外资设备进口免税，对国产设备生产是一个直接打击，使国内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以1-5月光通信设备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38.2%为鉴，张教授呼吁应当尽快改正这种政策扭曲。
关于朱总理访美、中国加入WTO这件今年以来倍受关注的大事，张教授指出 "贸易自由化能够创造巨大的交易利益"是贸易理论和贸易实践的共识，他同时强调，就发展中国家而言，贸易利益的分配与贸易保护的方式和程度直接相关。目前，中国加入WTO的最大好处也许不是直接获取的贸易利益，而是"放水冲沙"，冲击国内传统体制的痼疾，在这一点上，国内自身能否首先开放、推进市场化进程起到决定性作用。至于贸易得益问题，张教授以为，中国最大的本钱是市场，而市场份额又是各国争夺的焦点，应以此为筹码讨价还价很好地争一争。以移动通信市场的开放为例，中国是选择美国标准，采用CDMA制式，还是选择欧洲的GSM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欧美双方竞争的成败。张教授因此呼吁应认真对待利用中国的市场选票来争得贸易得益这一大问题。
张教授对第二季度经济运行中最为突出的现象——股市出现牛市有独到的见解。两年多来，股市不断下滑，一路熊市，到今年五月，已近探底，回升只是时间问题，如今股市猛然大升，张教授认为主要是政府政策启动的结果。张教授肯定了政策启动股市、活跃资本市场的积极意义，一可以吸引大量资金再投资，二促使资源优化配置，三使得政府在金融方面作出相应调整，表示启动股市并不是坏事，强调关键问题在于怎么启动，是政府托市，还是通过体制和政策调整让投资者根据盈利预期自由选择，两种做法的结果大相径庭。张教授判断今年的股市牛气起于政府托市、机构坐庄、股民跟风，认为既不利于发挥股价上涨所应具有的"财富效应"，也不利于股市的正常发育，阻滞了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形成，同时也使于7月1日正式实施的《证券法》处于尴尬的境地。张教授不同意以美国股市看中国股市的分析方法，认为二者具有较强的不可比性，美国宏观经济的两头（投资和消费）从华尔街受益，中国股市市值占整体经济比重仍低，市场机制很不完善，主要起到信号作用，基本上不可能带动消费增长，人为地推高股市并非好事。股市是晴雨表，天气变化反映在晴雨表上，但晴雨表决定不了天气。
张教授强调政府的政策不仅应注重松紧的搭配，还应注重方向的选择，如何让富人（和企业）投资、让穷人消费得起是目前的关键问题。在住房、汽车、旅游等消费受到体制及结构性限制的情况下，高收入者基本消费需求已经餍足，没什么"可买"的，低收入者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没多少余钱"可自由支配"，这就使高低收入两部分人的消费－储蓄选择对利率都不敏感。因此，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同时对投资减税，才是正确的政策方向。同时还应对企业技术开发和更新改造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如技术改造投资税前抵扣。
张教授进一步指出，政策决策及其实施还必须考虑政策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比较完善，政策出台的前提是体制给定；中国的市场正在发育，需要政策和体制联动。但是，近年来的做法不仅是政策和体制脱节，例如只重货币政策，不重金融体制，而且是政策扩张，体制收缩，体制性收缩造成了流动性约束。就货币政策而论，7 次降息刺激投资和消费的作用甚微，在汇率固定、美国又提高了利率的情况下，降息不仅不能剌激出口，反而增大了资本外流的压力，加剧通缩，同时使得引进外资的代价加大。对此，张教授主张大力推进利率市场化，因为通货膨胀率为负，所以利率市场化风险较低。在目前折借市场利率已经市场化的条件下，张教授建议进一步放开国债市场利率；考虑到要保持金融的稳定，存款利率可暂时不变，贷款利率先市场化，这样，商业银行可以进行贷款组合，金融市场化和银行商业化就有了希望，信用基础就能够得到加强。
对于通货紧缩问题，张教授强调不应简单地将通缩与通胀对应，将之也视为货币现象，因为：通胀时，紧缩货币，经济就会减速，通胀随之下降，主动权在央行手里；通缩时，扩张货币，经济并不吸收，主动权不在央行手里，好比手中的绳子，只能拉，但不能推。用货币现象解释，通缩是宏观问题和需求问题，而通缩的实质是微观问题和供给问题，从而是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应当由此去寻找出路才能治本。张教授以最近的一系列体制调整，包括：粮食购销体制的调整；教育改革，扩大招生并放开民间办学；电信和有线电视改革；借启动股市，金融体制改革有所推进等为例说明这一点。
张教授在发言的最后呼吁：打破垄断，放开经营，促进民间信用的发展；在规范一个市场的同时开放一个新的市场，不可随意关闭和取缔；尽快出台削减乃至消除企业制度性退出壁垒的改革措施。
与会者就张曙光教授的发言所涉及的议题及观点展开了热烈讨论。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樊纲教授认为张曙光教授的报告全面、深刻地分析了宏观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但他同时指出，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对现行宏观政策的调控效果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主张现在能做的只是体制改革。对此，樊纲教授表示了不同意见。他首先强调应将"宏观分析"与"宏观政策"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前者是对宏观现象背后深层原因的挖掘，包括体制原因、结构原因、外部原因等，后者则是政府在现有体制下可运用的政策变量，有别于体制改革的政策。体制改革，包括放开利率、放开私人投资和实行消费信贷等，是短期内（三个月或六个月内）无法见效的长期过程。以消费信贷为例，中国实行消费信贷，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只要调动利率即可调控消费信贷，而是从无到有重新建立一个消费信贷体制，因此必然在三、五年内达不到宏观经济调控效果。对于樊纲教授的"应区分两个概念"的意见，社科院经济所戴圆晨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陈剑波研究员和国家统计局郑京平均表示赞同，认为长期性的体制改革目前确实就要着手去做，因为宏观经济的根本问题必须由根本性的对策来解决，但由于长期性的体制改革短期内无法见效，因而不能将其当作甚至替代宏观政策来使用。樊纲教授在区分了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现行短期宏观政策究竟有没有效果的问题。他提醒说，在衡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时，应反过来思考假如没有去年以来的扩张性政策，现在的经济状况会如何。事实上，存货下降就是去年扩张性财政政策生效的一个重要标志。樊纲教授认为现行的宏观调控政策持续两、三年才见效属于正常情况，而今年发行600亿国债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够，还应加大力度。对于财政政策，张曙光教授指出了需要考虑的三个问题：其一，由谁来发债，是由中央政府发还是由地方政府发，这里有可选择和操作的空间；其二，发债筹集的资金怎么用；其三，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减少税收还是增加支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盛洪博士提醒说，如果税收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则需要对财政政策究竟是扩张性还是紧缩性提出置疑了。樊纲教授接着谈到了货币问题，指出目前的发债的微观对象是银行和个人，从而使得个人存款增加、银行贷款减少，基础货币没有变动，不但没有扩张效应，相反有挤出效应。他强调在货币经济学中，增发货币是否在实质上增加了货币量，取决于基础货币量有没有增加。按照国际上的通行定义，发票子是财政当局向中央银行发债，中央银行通过直接向财政当局或间接在国债市场上购买等方式把基础货币量增加上去。中国近年来基础货币量连年下降，这一现象虽然不是引致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但肯定与之有关。盛洪博士也强调应正确理解货币体系这一概念，货币不应仅仅被视为一张纸，而是一套非常复杂的体系，许多微观的行为、微观的动作以及微观的变化都会影响到货币的扩张和收缩。国家统计局的郑京平支持短期政策还未用尽、尚有操作余地的观点，但他同时强调，国民经济之所以启而不动，与近几年来改革的推进速度不快有关，正是体制上的梗阻使得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或者差、或者没有、或者相反。他主张目前应着力解决以下三方面的体制问题：一是金融部门和实际部门的脱节问题。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金融企业改革没有到位，而且二者之间的相互配套连动较差，这是造成现在很多宏观政策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二是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三是改善人们的心理预期，这是介于短期政策和体制政策之间的举措。郑京平强调只有解决好了这三个问题，才能调动投资积极性和微观动力，否则宏观政策只能刺激一时，而不能使经济长期增长下去。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石小敏则赞成张曙光教授的观点，肯定了"政策性扩张，体制性收缩"的提法，认为中国现在遇到的真正的大问题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尽管可以将短期的政策措施和中长期体制改革的需要区分开来，但是短期措施也有思路和方向的问题：如果短期措施加强了集中控制，把市场化变成了集中计划化，那么对经济发展有害无利；如果短期措施促进了市场化，调动了各层的积极性，那么将有利于改善预期，有助于经济走出波动。因此，石小敏认为中国目前的体制问题要比政策问题大得多，根本是体制。
张曙光教授和盛洪博士都强调指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应结合国际收支来考虑，比如降息本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如果考虑资本外逃所带来的国际收支的变化，则最终效果可能是紧缩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则应考虑进口乘数所带来的多倍漏出效应。
会议然后由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分析了我国1998年国际收支的变动状况并阐述了这种变动的意义。他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1998年的总体情况是经常帐户继续保持较大规模的顺差、资本帐户由前几年的大量顺差变为逆差，同时，我国官方储备资产由前几年每年增加几百亿美元变为增加64亿美元，"错误与遗漏"项总规模没有明显变化。因此，1998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资本帐户平衡的变动。他列举数据说，自1993年以来，我国资本帐户每年保持了200亿美元以上的顺差规模，1995年达到387亿美元，1997年虽有所减少，但仍近230亿美元，到1998年，却转为了逆差63亿美元。樊纲教授指出，虽然63亿美元逆差的绝对数额并不算大，但这种转变是在国际金融环境动荡变幻的背景下发生的，因而给整体国际收支平衡和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带来的问题不容忽视。谈到1998年资本帐户平衡变动的原因时，樊纲教授认为主要在于借贷资金和证券资金的变动。他指出，近年来支持我国资本帐户顺差的是直接投资净额的顺差， 1998年是我国90年代以来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最好的年份之一，总规模达411亿美元，因此1998年资本项目逆差的出现必然归因于资本帐户的另两个栏目即"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的变动。在"证券投资"栏目中，1998年我国吸引国际资金由1997年的净流入额68亿美元转变为净流出额38亿美元，其中既有我国机构大大减少了在国外证券市场的筹资活动，也包括已经投资于我国机构的外国证券投资者减少了对华证券投资存量：在"其它投资"栏目中，1998年我国在这方面的吸引外国资金数量是负的437亿美元，比这方面已经呈现出资金净流出态势的1997年还要多出182亿美元，这些数据不仅表明我国在1998年大大减少了从国外市场的借贷或外国借贷机构对我国的借贷，而且表明我国的一些国际负债机构大量偿还了国际债务或国际债券机构大量从我国回收了债权，通过这些债权债务存量的调整使得大量资金从我国净流出。樊纲教授说，自1997年夏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这本是支持我国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相对平稳的有力因素，但由于1998年国际金融市场发生了严重动荡，导致国内外市场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不良预期，使得国内外的国际债权债务当事者作出了加快调整的决策，其中也包括对债权债务存量和流量的调整，才使得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这的资本帐户栏目在1998年出现超常规的变化。在经常帐户方面，樊纲教授肯定了1998年所成功保持的大量顺差，认为"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成绩"。鉴于亚洲许多国家都经历了货币贬值，而我国人民币自1994年以来不仅保持了稳定、还有所升值以及国内通缩状况，樊纲教授预计汇率对我国经常项目保持顺差的推动作用将呈持续递减之势。最后，樊纲教授分析了今年下半年国际收支平衡的变动趋势。他说，1999年面临的一个新形势是经常帐户的顺差还能保持多大规模并持续多长时间。1-6月商品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6%，进口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6.6%，贸易顺差额为80亿美元，如果下半年继续出现上半年的情形，那么1999全年的贸易顺差估计会在150亿美元左右，而这仅相当于1998年水平的三分之一。假定其它栏目不变，则经常帐户收支可能继续保持顺差，但顺差的幅度将会比较小。在资本帐户方面，1999年我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净额很可能继续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而"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栏目中的资金流出净额则可能不会出现1998年那么大的规模，因此，1999年资本帐户上的逆差有可能与去年持平或变得更小。樊纲教授最后对政策选择给出了他的建议。他认为，应当继续坚持维持经常帐户顺差和尽可能缩小资本帐户逆差的各种有效措施，如加大出口退税率和加强经常帐户交易真实性审查、防止骗汇套汇等。另一方面，还应结合准备加入WTO的进程，做好相关的长期性政策调整，如改善国际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收益用于国内再投资或消费。在汇率政策方面，樊纲教授提醒可以考虑将重点放在汇率预期上，而不一定是稳定汇率本身。
郑京平认为中国在2000到2010年这10年乃至以后几年的过渡过程中，可以不依赖出口和贸易顺差，但作为一个人均装备水平无法与国外水平相提并论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未来还是应大力利用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他同时强调，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外贸政策应考虑配套连动以及短期和长期的问题。
会议接着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的陈剑波研究员作了题为《乡村金融、乡镇企业增长与县域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的主题发言。陈剑波研究员根据对重庆地区相关情况的了解，首先说明了清理农村合作基金会可能产生的一些影响和后果。1、既有农村合作基金会的贷款、也有国家银行贷款的企业的款项清收工作，正处于两难境地。2、有的县乡农村合作基金会在近年来的区域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资金总投入规模中占到70-80%的份额。如果银行资金短期内无法弥补因农村合作基金会的清理而造成的巨大资金缺口，极有可能使地方经济的发展出现急剧的大幅度的滑坡，从而产生两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加重目前整个宏观经济的不景气状况，二是县乡政府的税收收入急剧减少，削弱政府偿付债务的能力。3、目前大量的县乡基本建设工程和乡镇企业的在建项目可能由于欠款清收导致全面停工而造成新的损失。4、如果无法完全满足群众兑付存款的要求，则县乡基层政府有可能出现信任危机，既不利于未来工作的正常开展，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陈剑波研究员进一步分析了作为县域经济主体的乡镇企业的增长下滑问题。他说，正规金融组织的连续数年的信贷增长缓慢，对从事违轨金融的非正规资金融通机构的清理整顿及产权交易市场的关闭，导致乡镇企业投资增幅的连年下降，是乡镇企业增长幅度连续五年下降、1997年出现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他指出，乡镇企业增幅的连年下降已经带来了县域内就业压力加大、县域经济发展受挫严重、县乡地方财政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收入减少且负债日趋严重、乡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受到威胁等方面的严重问题。
陈剑波研究员然后列举了约束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些现行政策、固有政策观念及体制方面的障碍：1、乡镇企业处于不利的政策环境之中，许多国有或城市集体企业能够享有的政策乡镇企业却无法享有，这样的政策环境直接制约了乡镇企业的增长和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在目前金融和财政体制出现的重大变化的条件下，乡镇企业面临着包括产权制度、产业结构、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的重大的战略调整，这一过程的顺利实施需要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企业家进行探索、创新和实验的宽松的政策环境。2、在当前的结构调整政策中，许多政策涉及乡镇企业，特别是直接针对乡村中小企业的关闭"五小"或"十五小"政策，目前已成为乡镇企业增长下滑、投资出现负增长的重要因素。他呼吁关注行政性的一刀切做法可能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及群众生活带来的不利影响。3、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执行中的关系问题。在目前县域经济发展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条条"制约"块块"的问题，十分不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面对当前通货紧缩、投资和消费不足的情况，仅仅依靠中央财政的直接投入不仅加重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同时产生了"挤出效应"和整体投资效率的下降等不容忽视的问题，因此放开一些权利给地方政府、企业，鼓励和推动民间投资应当成为目前启动投资和经济的重要手段，同时，恰当处理中央和地方、"条条"和"块块"的关系是一项十分紧迫的政策调整任务。他强调指出，如果不给予地方依据各地实际进行灵活调整的自主权利，不仅民间投资的启动会是十分困难的，改革也很难再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4、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展不顺利。对于地方政府结合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而进行的各种乡镇企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试验，不应简单地全部关闭、取缔，而应予以积极的政策引导和规范。否则，一方面是银行的普遍惜贷、乡镇企业借钱不着，另一方面又没有乡镇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和场所，投资如何能够启动？乡镇企业投资或民间投资从何能够获得增长？
最后，陈剑波研究员提出了若干有关政策调整建议。针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他指出了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应是：确保乡镇企业在县乡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优惠政策以启动民间投资、减少和消除民间投资进入限碍、鼓励各种为民间投资服务（投资基金、信用担保、资产购并、信息和投资决策等服务）的中介组织的发育。具体而言：1、应实施"放水养鱼"政策。不能再有新的增税措施的出台，以免与增加投资、改变预期的政策目标相违背。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实施相应的减税措施，特别是对新办的中小企业，在工商注册登记、国税和地税及其他税费方面的减免等方面应给予特别的优惠。2、调整中央财政投资的结构。应在使用通过发行国债筹集的资金的同时，进行相应的结构调整，不应仅仅投入到回收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而应划出部分财政资金用于建立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增长的激励机制，包括帮助地方进行建立省市县乡镇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的试验，对具有市场扩张能力企业进行的技术改造实施贷款贴息，以及在省和大中城市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等。3、给予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同样的政策待遇。在信贷、行业进入、项目审批等方面让乡镇企业享有与国有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降低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刺激乡镇企业扩张投资的意愿。4、引导地方进行投融资改革的试验。5、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因地制宜实施结构调整的政策，并且将产权改革与结构调整相结合，鼓励民间投资参与结构调整。
最后，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财贸经济研究所的王国刚教授作了题为《中国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异动分析》的主题发言。今年5--6月间，沪深股指快速攀升、成交量猛然放大；7月1日以后，两市股指及成交量顿然掉头下落。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国股市的走势呢？王国刚教授用"与经济走势‘异动’" 来概括我国股市的运行态势。他首先解释了 "异动"这一概念的背景及含义。他说，股指素有经济走势晴雨表"之称，其内在含义有二：其一，股指的变动预期着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动；其二，股指变动最终以经济运行状况变动为基础。股指上扬意味着经济运行状况向好，而向好的经济运行状况也支持着股指上扬，反之亦反。西方学者曾运用统计方法论证了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同向不同步"(即股市变动先于经济变动)机理。然而在我国，这一机理难以得到有效的实证，即存在着所谓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异动"状况。王国刚教授以1992年至1998年的统计数据为分析资料，从宏观总量指标和企业经营业绩指标（主要是上市公司效益指标）两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我国股市走向和经济走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所有指标分析都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动关系。王国刚教授在分析引致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异动的机理时指出，沪深股市产生于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和体制尚在形成、不尽成熟之时，那个时期，计划经济的机制和体制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着国民经济活动，因此沪深股市不可避免地从建立伊始就受到双重体制的共同制约。由于市场经济机制发育不足，计划经济机制就自然成为制约股市运行的主要机制，从而使得政府部门的思路、意图和要求成为导向股市走势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思路、意图和要求，又通常先在内部酝酿甚至先通过内部渠道下传。所以导致中国股市以"政策市"、"消息市"为重要特征。王国刚教授进而分析了政府部门对待股市走势的态度和思路的两面性，即既有推进股市成长和股指上扬的内在要求和利益动机，又有担忧股市向上可能给经济社会其他方面带来负面影响的内在心态，指出，中国股市在政府部门的这种双向态度所"规划"的轨道和空间中运行，其走势与经济走势呈异动状态是在所难免之事。最后，王国刚教授对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异动"的消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还将延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由政府部门导向股市走势的现象还将发生，并且在某些特殊条件下，政府部门导向股市走势的状况不但不减弱，反而可能增强。1997年，在抑制了股市高涨后，沪深证交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直接领导，使得两个证交所的管理体制更加远离市场经济的规范即是一例。王教授由此预见中国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异动现象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并且认为这种异动现象的消解将主要受到以下六方面条件的制约：一、上市公司是否真正实现了运行机制的转变、全方位地进入各类市场(包括股市)；二、证券经营机构是否改变了"国有"性质，其主要股东是否摆脱了"国有"的制约，其运行机制是否真正符合市场经济和股市规律的要求，从而成为反映股市运行要求、支持股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三、证券交易系统及其管理机构是否真正成为自律性组织，不再隶属于政府部门，从而能够从维护和推进股市的发展，自主地管理股市交易；四、媒体机构能否充分、及时和全面地披露有关信息，不仅起宣传作用，而且能够发挥监督各方的功能，从而保障股市的健康发展；五、投资者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保障，投资者能否充分公平、公开地取得有关信息，从而投资者能够真正成为维护和推进股市发展的主体，具有抵御某些政府部门随意干预股市走势的能力；六、法治是否真正健全，有关法律法规是否具体明确，"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是否真正落实，从而相关各方均依法拥有平等权益，能够在法律法规的保障下，既发挥各自的功能，又不伤害或侵犯他方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