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宏观论坛冬季会议讨论的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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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天则所执行理事):

1、货币政策问题,主要是利率。降息应该是增加货币供给,除了流动性陷阱外,还要考虑别的,当前要确保人民币对于美圆不贬值。流入中国的外资除了长期投资还有短期投资,现在外资流入并没有象当初估计的那样大幅度增加,而是出现了减缓的势头。在结汇方式已经成为货币发行的主要渠道的条件下,降息反而可能导致货币供应的减少。因此,对于通货紧缩要搞特殊的货币政策,如增加对教育和住房的贷款,降低贷款利率等。

2、财政政策。国债比重不能太大,应当考虑减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低不能成为不减税的理由,因为减税能增加收入,改变分母。减税主要是提供公平的税负环境,尤其是要解决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公的问题。有人测算过,由于有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中国境内的内资企业每年要比外资企业多交相当于销售收入5%的税。要从大的方面看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永久性减税会增加国有资产的价值,改进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这是已经被实践确认了的道理。

3、对内开放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内开放的推进源于三个因素:国内利益集团的作用,如联通集团;某些法律措施,如王海等的打假行动;国有企业自身表现不好。因此,对垄断部门的开放要有进一步的力量推动。 4、农村问题。要区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比如教育,公平受教育的权利是全国性的公共物品,在贫困地区更需要。小学是公平教育权利的起点,大学是锦上添花,更要保障小学入学的权利,而现在的教育投入的做法和效果恰恰与此相反。教育体制要改革,教育部已经远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茅于轼(天则所理事长):

1、税收应从两个方面去看,交了多少税和享受了多少公共服务。教育投资是扩大内需的的重要方面,要靠教育贷款,哪怕是不还钱也是有效的。政府的其它投资可能是低效率的,而教育投资绝对不会是无效的。

2、民营企业融资不是主要问题,92年小平南巡后障碍取消了许多,1992-1995年的发展就很快。资金主要应从民间来,美国的中小企业也只有17%来自贷款,大部分是自己筹款。


郑良芳(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

1、外需的影响,尤其是日圆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国,贸易额达832亿美圆,有人测算过,日圆贬值1%将使我们对日出口下降0.7%。要重视日圆贬值的影响。

2、政府投资的效益不好。比如我们的许多高科技开发区是政府主导的,全国一共搞了53个,但效果大多不好。而美国的硅谷是市场自发形成的。

3、金融风险问题。现在社会信用低,借钱不还,银行呆帐达2万多亿元,也从一个侧面说明GDP增长的数字是有水分的。

4、城乡差距问题。根据我的计算,城乡差距从1990年到2000年每年扩大一个百份点,90年农民收入占城市居民的45%,2000年下降到了35%。农民需求起不来,内需就没有动力。基础设施应该到农村,而不是到处建机场。

5、城市就业问题。根据我的计算,还有768万人没有去登记,主要是内退,实际问题比统计数据要严重。


王大用(国家开发银行市场与产业分析局局长):

1、7%的经济增长数字还算好看,但如果对照对照别的数字,如就业,就不好看了。九五期间农业劳动力是净增加的,不仅没有转移,还退回去许多。也就是说九五期间就业结构没有根本变化,十五可能还是这样,这就与经济增长速度和前十年就业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强烈反差。6-7%不是我们能忍受的,也不是潜在的GDP增长,如果达不到8%以上,宏观政策就是有缺陷的,应该调整。

2、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不要局限在某一定义上,要看效果,主要是指政府投资挤掉民间投资,使得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宏观效果相互抵消。这几年国债融资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偿还老的国债,另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也带动了大量的信贷投资。同时,这几年税收高速增长,快于名义GDP增长,而增加的税收主要是用于扩大的政府行政开支。在企业效益差、融资难的情况下,税收的高增长,抑制了企业的自我投资意愿和能力。如果将民间投资理解为除政府投资外的全部投资而不是个私企业的投资,那么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是很明显的。

3、今年的财政政策。是发债还是减税还要看金融体系的问题。现在企业融资主要还是靠银行体系的借贷,企业债券市场不发达,而现在银行惜贷,企业融资困难。这样的话,减税也不能刺激企业投资。因此,提高财政政策的效果还需要银行体系的改革。


靳东升(国家税务总局科研所副所长):

1、税收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企业负担的加重。2001年税收的增加主要得益于四个因素:经济增长,企业效益好转使得税收增加,占1/3左右;政策因素占到30%左右,主要是95年开始的5年期存货抵扣到期、一些老的三资企业税收优惠2000年到期、新开征了车辆购置税;加强税收征管占到20%左右,金税工程上马后,增值税漏洞减少,高收入个人成为稽查重点也使个人所得税增加;最后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如打击走私使关税大幅增长,而规范政府收费也使得企业的欠税减少。

2、2001年税收的高速增长还有特殊的制度因素。从2002年开始,两个所得税都要改成为共享税,以2001年为基数,超过基数的部分中央和地方共享,基数内的中央保证地方既得利益。文件是12月份发的,但10月份就吹风出去了,有些地方为了提高基数,2001年的所得税大幅增长,高的竟达到了800%。这是人为影响,不能做为判断的依据。

3、减税问题。总体上不反对,但操作上应以增值税的转型为主。减税的前提是规范收费,不能这边把税减了,那边的费又增加了,今年国务院将把行政执法部分的收费纳入预算内管理。

4、农村税费改革。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不收农业税,一共就300多个亿,免征对全国税收影响不大,但却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搭车收费现象。


许健(全国人大财经委研究员):

1、这几年在货币政策上有错误。从1997年起,通缩一直存在,但2001年还是提高了再贴现率,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央行一直坚持不降息,现在股市掉得厉害,又说有下降空间。关键是对通货紧缩的趋势没有把握住,一直在加剧,只是财政投资将其掩盖了。

2、最近的调查有几个结论令人担忧:资金在向大城市集中;银行资金来源转为长期资金为主;人行再贷款财政化趋势严重,基础货币基本是靠财政发出的。下一步的货币政策趋势不明确,看不出方向。降息不是流动性陷阱问题更是信号问题,如果货币政策无所作为,7%就难以保证。

3、财政政策长期化最大的问题是促进了体制倒退,许多计划经济的东西又出来了。民间实体投资大幅下降,资金原来是投到股市,现在是流向国外,挤出效应很明显,只是大量的财政投资掩盖了银行体系的矛盾,损害了内外均衡,使内需变得难以把握。


钱小安(中央金融工委研究员):

1、当前金融运行还是基本平稳的,但确实存在问题,如贷款增幅没有增长,资金向大城市集中,农村资金向城市转移等。现在人民币与美圆原有的利差逆过来了,货币市场利率应该有下调空间,即使存贷款利率不变。

2、降息解决不了流动性低的问题,资金还是在银行之间转,下不去,所以要抓紧建设信用体系。首要的是依法保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如果借钱都不还,银行自身都无法运行,金融体系将瘫痪。


王元龙(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1、货币政策。降息的问题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降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但信号作用重要,应该降一点,操做上以小幅为好,如0.125,0.25等,在发出信号的同时也考虑了商业银行的承受能力。降息的政策操作还要考虑标准化、透明化,如果货币政策委员会有决定就应及早公布。

2、财政政策。可考虑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负担。现在商业银行惜贷,是因为符合现行贷款标准的企业太少了。一方面有企业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有政策因素,按人行的贷款通则,没有一个企业可以放贷。

3、对国有金融的评价。报告的"盆景金融"是正确的评价,国有商业银行确实没有竞争力,但原因并不是政府的精心培育,反而是政府的许多制度将银行的手脚束缚住了,比如对利率的管制、债转股将大量的正常贷款也转了,等等。要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就要为其创造良好的体制政策环境,首先是产权问题,三步走的改革要尽早出台;其次是建立现代银行经营机制。


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1、大的经济环境是由短缺经济到初步的买方市场,要在这个背景下考虑问题,并应看到一些积极的因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正在形成,主要有:①产业空间不断扩大。尤其是房地产业,住房制度改革、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基础设施建设都促进了它的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带动了装备产业的发展;与新经济发展相关的产业发展迅速,如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与90年代中期传统产业饱和相比,新的产业空间在形成,这是一个大的转变。②居民消费增长稳定,这几年一直在10%以上。市场价格低,供给丰富,对消费有很好的支撑作用;而且消费结构与生产结构、产业结构有好的互动。③企业方面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国有企业的发展环境改善,孕育着新的活力——中小企业转制很快,大企业在引进外部股东、明晰产权;集体企业向民营企业转化很快,市场适应能力增强。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都在增强。2001年财政政策力度没有扩张,但投资增长仍然较快,就是因为有新的源泉。

2、今年外部环境将改善,内部有新的动力,经济增长情况应该是不错的。当前主要的是应明确经济运行的规则,一是金融投资体制的改革,释放民间投资活力;另一个是财税体制的改革,税收要制度化,比如增值税转型、所得税统一等。


王忠明(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1、提一个建议,对宏观经济分析的着眼点应加入新的内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肯定是对的,但要丰富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如竞争政策。其核心内容是投资自由和消费自由,可以用它来解释中国的农民问题。乡镇企业只解决了农民的劳动空间转移问题,但没有解决农民的投资自由问题;进一步说,如果将农民人身自由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自由的话,那么现在的户籍制度无疑是限制了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自由。这就是一个制度缺陷。


杨帆(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1、通缩有从短期到中期化的趋势。

2、这一趋势上面还不知道,方向不清。

3、现在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加重通货紧缩的,这是90年代与80年代的最大区别,80年代的改革政策措施都是加剧通过膨胀的。


剧锦文(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

1、制定政策的一个基本准则是权利的分散化和市场化。而现在计划手段复归,中央政府在财权上收的很厉害,却是与这一准则相违背的。在美国,地方州可以发行政府债券,中国是否可以借鉴?

2、关于费的问题,关键是公共产品决策和供给层次的错位。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该是中央负责,地方承办,全交给地方,他不能不收费。


鄂志寰(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1、国际经济形势比较悲观。全球性物价下降;国际资本市场上发展中国家融资越来越困难;日圆贬值,韩泰已在调整,对中国的压力加大。

2、国内的短期政策要和长期的结构调整结合,利率、汇率应放在一起研究。

3、消费信贷可能出现泡沫,因为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能力差,外部没有个人信用体系,值得注意。


杨宜勇(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今年的目标提7%左右,而不是象往年一样提7%以上,说明中央也没有底。但许多问题涉及政治问题,应在5月前通过各种渠道向上反映,争取对16大报告产生影响。

2、2002年可能执行低利率政策,国债今年发,明年还要发;同时也要向外看,尤其是对俄罗斯要有新的认识,它的经济增长已经走上不可逆转的轨道,中俄经济合作要提升层次。


茅于轼: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