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荣柱 张斌 周业安
一、《中国经济学2009》的编辑风格调整说明
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水平逐步提升，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不同学科的知识出现了融合的趋势，经济学家对跨学科研究的热情有增无减；另一方面，经济学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壁垒也在增强，各自的研究方法和建模技术都相差甚远，导致一个人不可能成为通才，可以对所有的领域做出合理的判断。正因为如此，每年面对浩瀚的经济学文献，要想筛选出能够代表这一年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论文，真是一件无比艰难且极具挑战的工作。考虑到这一困难，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今年上半年专门举办了一次讨论会，探讨如何办好《中国经济学》。参加会议的除了原先负责编辑工作的张曙光教授和周业安教授外，还特别邀请了茅于轼教授、樊纲教授、卢峰教授、汪浩副教授、王珺教授、管毅平教授、傅十和教授、李增刚副教授、张斌副研究员、杨其静副教授以及秋风等，大家针对《中国经济学》过去各辑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确定了未来《中国经济学》系列的编辑方向。
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以及周业安教授的建议，从《中国经济学2009》开始，对编辑工作进行了重大调整。首先，重新组建编辑团队，由张曙光教授和秋风负责总的协调工作，具体编辑工作由香港中文大学的柯荣住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张斌博士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周业安教授三人共同负责，由周业安教授负责统稿。并且三个人进行了相对的分工，其中柯荣住博士主要负责微观经济领域的论文选择和点评；张斌博士主要负责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论文选择和点评；周业安教授负责剩余领域的论文选择和点评。其次，突出当年的研究热点，形成一个主题。在2009年的研究中，大家普遍认为，有关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研究热点，并且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领域，因此，编辑小组决定把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作为《中国经济学2009》的主题，并委托柯荣柱博士负责选择论文和点评工作。再次，为了更好的避免专业盲点，编辑小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论文的点评，并针对主题论文撰写评论短文。
确定好编辑团队和编辑风格后，编辑小组从今年7月份开始运转。编辑工作依然是在各学术期刊推荐、学者自荐、编辑自选三者有机结合的框架下展开。和去年相比，今年学术期刊推荐的积极性明显增强，其中《中国社会科学》推荐了3篇；《经济研究》推荐了9篇；《管理世界》推荐5篇；《世界经济》推荐了10篇；《经济学》（季刊）推荐了3篇；《世界经济文汇》推荐3篇；《南方经济》推荐了4篇；《新政治经济学评论》推荐了3篇；《制度经济学研究》推荐了3篇；《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推荐了3篇；学者自荐4篇。一共50篇。在这些学术期刊推荐以及学者自荐的论文基础上，编辑小组根据自己的判断从当年的主要学术刊物选择一些代表性论文进行补充，然后挑选出15篇论文入选《中国经济学2009》。这15篇论文的具体分布如下：《中国社会科学》1篇；《经济研究》3篇；《管理世界》2篇；《世界经济》3篇；《经济学（季刊）》4篇；《世界经济文汇》2篇。
从最后选定的论文看，基本上分布在大家公认的学术期刊上，不过《世界经济文汇》近期的崛起引人关注，这可能和其年轻的处于学术前沿的编辑团队有关。其他学术刊物进步也很大，尽管一些论文没有选入，那仅仅是因为文集篇幅有限，不得不做出割舍的缘故。并不意味着未选入的论文学术水平就不如选入的。我们是希望通过某些点来体现中国经济学的进展，在一本小小的文集中不可能对中国经济学作出全面反映，但希望这些点能够折射出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和进步。
二、2009年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状况概述
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很强的现实感，二是内在的使命感。这大概和中国知识分子一直以来的传统精神有关。当然这个问题不是我们所探讨的范围。我们试图说明的是，这两大特点会贯穿经济学家的研究当中。所谓现实感，就是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变化非常敏感，并迫切希望抓住这些变化趋势，所以通常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重大问题会成为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就2009年来说，最突出的两大热点就是宏观经济的反复无常和中国社会面临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因此，中国经济学家在2009年发表的论文涉及这两个领域的就非常多。所谓使命感，特指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经济变革所负有的固有的责任，经济学家试图通过自己的研究为政府出谋划策，为社会提供一些知识上的帮助，因而所进行的研究大多会落脚在社会经济政策上。
当然，也由于这种现实感和使命感，使得中国经济学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论文涉及基础理论探讨的不多，大多数是针对社会经济政策的研究，比如宏观经济领域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而针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内在机理、微观基础以及适用的模型的讨论相对较少，一般是在不讨论适用前提和微观基础的情况下对国外相关模型的直接应用，所以相关学术论文显得深度不够。这就使得我们想从已经发表的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论文中选择代表性的论文非常困难。因此，尽管推荐的宏观经济学领域的论文较多，但我们还是采取了谨慎处理的态度，从中选择了5篇作为代表作。
微观经济学领域更多的是讨论微观个体（比如家庭）和组织（比如企业）的决策，就理论上说，这些研究进展迅速，且研究方法和技术日益艰深，也因为如此，使得国内的经济学家即便跟上都很困难。不过，在微观经济学的经验研究领域，基于中国的样本和数据集进行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这是因为个体不仅存在共性的一面，也存在个性的一面，这种个性是否会影响到决策的共性面，还有待经验上的观察与评估方法的改进。这里的评估方法的科学性与准确性，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例如在微观计量或项目评估中，对因果关系的识别，对"治疗效应"与"选择效应"的分离，直接影响结论的可信度。工具变量法目前仍然是主流的处理此类问题的办法之一。在收录的有关微观计量的文章中，至少有3篇论文涉及工具变量法。这是也许反映了研究者越来越具有重视实证估计的科学性的自觉。现代经济学不仅通过大量的调查数据来实现这类研究，而且越来越多的运用实验方法。实验方法因其技术上的壁垒，也因一些学者的偏见，使得国内学者对这种方法的掌握相对薄弱，能够娴熟的运用的学者少之又少。不过所幸最近几年已经有一些实验经济学家开始回国发展，比如北大CCER的唐方方教授、北大光华的孟涓涓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的杜宁华博士、人大经院的王湘红博士等，这些学者或者通过授课的方式，或者通过学术交流和研究的方式，对国内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起到了推进作用。而本土的学者也早就开始进行了实验经济学的探索，这种探索以人大经院和浙大经院为中心，在汪丁丁教授、叶航教授和周业安教授等人的倡导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辑选择的陈叶烽博士的论文即是其中的代表。
中国经济学家在针对中国特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果，近年来比较有特色的就是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早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赵人伟研究员和李实教授（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任教）为代表的中国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并建立起了自己的调查数据集，他们的研究成果以及数据集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形成了本土经济学家走出国门的范例，而且也激发了众多后续的研究。其后有关收入分配的研究大多和他们的学术成果或者数据集有关。本辑鉴于2009年中国经济学家关于收入分配研究所取得的丰硕的成果，特别设定了收入分配专题，并从众多的论文中选出了6篇作为代表性的论文，这6篇论文中只有两篇是基于宏观统计数据展开经验研究的，其余4篇都是基于调查数据展开经验研究的，而李实教授领导的数据库贡献了其中两篇。这些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成果给后续的研究以巨大的启示，那就是中国经济学家完全可以基于自己的本土经验事实进行前沿问题的研究，但前提是需要采取科学的方法构建数据集，这种基础性的工作是中国经济学家未来无法回避的问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也试图对此作出贡献，着手构建有关省会城市公共治理的调查数据集，这个数据集也将对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有所贡献。
2009年第三个关注的焦点是公共问题。这和中国转型的过程当中日益凸显的公共治理瓶颈有关。虽然中国的GDP增长率能够保持长期稳定的增长，但就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公共治理的质量以及居民的实际福利来说，则相对增进迟缓。反映到具体的社会经济现象上，就意味着社会不满、社会摩擦和冲突频发，这会导致社会交易成本上升，从而形成资源配置在社会层面上的低效率。在这些问题当中，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学者除了对收入分配问题比较重视之外，还对包括再分配、健康、能源和资源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不过围绕公共问题的受到数据和研究方法的制约，使得该领域看似繁荣，但有深度的学术论文并不多见。本辑从现有的论文中选择了三篇有代表性的论文，这些论文有基于统计数据所进行的公共政策评价，也有基于统计数据进行的微观计量研究，还有基于调查数据进行的微观计量研究，这些研究都给出了今后公共政策分析的新视角。
总体上看，2009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仍然保持旺盛的精力，学者们在许多领域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并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娴熟的掌握现代经济学所广泛使用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从而能够更好的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度挖掘。比如，值得一提的是，在经验研究领域，微观计量经济学被广泛的采用，本辑当中可以看到，工具变量方法、面板数据方法、截面数据方法等都得到娴熟的运用；实验方法也开始逐步被接受，实验室实验和自然实验都出现在现有的学术论文当中。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将更加百花齐放，并逐步和国际接轨。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更加具有科学性。
三、本辑入选论文概述
（一）收入分配专题
收入及其分配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支撑经济发展的诱因；收入分配的问题既可以细微到研究个体或家庭的收入来源及其决定，也可以宏大到分析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在收入分配话题引起广泛关注的2009，中国经济学界贡献了一批有洞察力的文献，收入本专辑的6篇论文是其中的代表作。其中有4篇文章侧重在微观方面，2篇文章侧重在宏观方面。
在微观方面，陈耀波的《培训前工资、劳动者能力自我筛选：:浙江农村劳动力培训计划的一项试点调查研究》考察了农村劳动力培训与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关系。培训的目的是最大化"增值效应"，也即最大化受培训者的能力增加值从而使得其收入得以提高。所以，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存在受训者与培训计划的匹配问题：最佳的培训对象既不是高能力者（锦上添花），也不是无法消化培训的某些过于低端的群体(对牛弹琴)。对于介于二者之间的群体而言，培训计划的效果最好（雪中送炭）。然而，科学地衡量培训效果的困难在于，人们很难将培训效果与其他的效应分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信号显示效应：也许培训本身没有什么效果，只不过因为培训计划筛选了一些高能力的参与者，因此看起来他们的培训后工资要高于其他可类比的群体。陈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用工具变量法来识别参加培训的动机以及培训的效应。在参加培训的动机上，作者认为家庭中在职劳动力可得性与来往培训中心的交易成本有显著影响；在对培训的效果的识别上，作者认为自我选择效应对培训者工资的增加具有显著的影响（从而培训效应要打折扣）。要得到这些结论，最为关键的问题自然是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问题。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需要两个条件：（1）该变量与解释方程中的误差项无关；（2）该变量与自变量有显著的相关性。只有这样的变量，如果它对因变量有影响的话，必定是通过自变量这个渠道发生作用。作者选择"培训前工资下降"作为第一阶段回归的工具变量，认为它跟收入变化不相关但影响了高能力劳动者参与培训的可能性。这个假定的第二部分比较容易接受，但是第一部分可能有争议。例如，培训前工资下降有可能是因为某些能力的丧失或者不适应岗位要求，从而需要学习（充电）来适应新的劳动岗位等，这样工具变量便与收入变化相关。
如果说劳动力的培训对劳动收入有影响，那么教育可能对收入有更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在效率层面，例如提高整体的收入，也有可能体现在公平层面，例如教育对不同人群的收入改善效果不同甚至扩大了收入差距。宁光杰的《教育扩张能改善收入分配差距吗？——来自CHNS2006数据的证据》一文便深入考察了这个问题。宁文发现，不同教育水平的收益率变化比教育水平本身的变化对收入分配有更大的影响。这个结论的政策含义不言而喻：单单靠扩大受教育的范围可能不足以改善收入分配，尤其是对于只接受中学以下教育的人群来说，教育的回报并不显著。这种教育回报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可能有多种解释。一种可能性是因为教育扩张尤其是大学扩招以后，使得那些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在竞争中更处于劣势（因为市场上有更多受到更高教育的竞争对手），这样，那些本来就因贫困而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人，在收入分配方面更处于劣势。如何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考虑这样的内在不平衡，还有待于深入研究。更重要的是，消除劳动力市场上"教育深化"偏差与提高教育的质量。前者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教育资源浪费，使得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后者使得受高等教育的人群能更有创造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与社会财富使人们普遍受益，也使那些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也学有所用，有更好的技能。
正如宁文所提到的，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有可能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其中重要的一种扭曲是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并没有按照劳动生产率的原则，而是按照其他各种无效因素。按照生产率原则，劳动岗位应给劳动生产率最高的个体，也就是说，谁最有能力，做得最努力，谁应该拿到更高收入的岗位；但现实中，这样的劳动岗位可能被最有关系，最有背景的人拿走。陈钊，陆铭与佐藤宏的《谁进入了高收入行业? 关系、户籍与生产率的作用》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计量检验。作者们发现，社会关系网络、父辈的教育与政治身份以及城镇户籍都有利于劳动者进入高收入行业。当然，获得高收入有可能是因为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更高，但在中国，作者们列举的这些行业更大可能性是因为垄断利润与劳动力市场的行业进入障碍所导致。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这些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劳动者本身是否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作者们在控制了教育、年龄的因素之后并使用工具变量法，仍然发现"关系"或社会网络对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显著影响。当然，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的两个必要条件仍然需要关注。作者们巧妙地用配偶的父亲在土改时候的政治成分作为社会网络的工具变量，避免直接使用本人的父辈的政治成分所导致的相关性问题（因为本人父辈的政治成分可能与能力有关联）。但是个人的能力仍然可能与配偶的父辈的政治成分相关，通过婚姻市场的匹配这种渠道。
如果说在高端的劳动力市场上，关系或政治背景扭曲了资源配置从而扩到了劳动收入的行业不平等以及收入不平等，那么在低收入一端，什么是影响农户贫困的重要因素？章元，万广华，刘修岩与许庆的《参与市场与农村贫困:一个微观分析的视角》一文发现：更多地参与市场能够显著地降低农户陷入贫困的概率。从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一贯主张，市场能改善资源配置，使得所有自愿参与市场交易的各方受益，从而改善贫困。而且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分工使得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交易各方得到的好处也进一步提高。章元等一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作者们自己对农户市场参与程度的度量，构建理论模型并用实际数据检验了参与程度与陷入贫困的概率的负向关系。当然，如作者们所说，除了市场参与之外，农户的人力资本与人口负担率也影响了农户的贫困。对于该文的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评议人张宏亮博士有非常精彩的评论，我们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更多像章元等作者们那样的对贫困问题的深入研究。这既是一个经典的经济学问题，又对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宏观方面，白重恩与钱震杰的《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一文细致地检验了政府、企业与居民三个部门的可支配收入的格局及其动态变化。尽管经过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1980年相比，我国的人均GDP大约增长了11倍，但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不到6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不到7倍，显著地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这大约是人们，尤其是低收入阶层普遍抱怨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该文提供了一种解答：政府与企业挤占了居民收入，尤其是在96年以来的高速增长的15年。两位作者用现金流量表与省际GDP数据等，细致地计算了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及其变动，并分析其中原因。尽管对什么是最为合适的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定论，从而对作者的结论与政策结论可能有不同意见（例如作者以OECD国家的政府收入所占比来作为我国的参照可能并不合适，以日本或者亚洲四小龙在类似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类比可能更为恰当），但是这种国民收入格局及其动态可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其它的高速增长经济体，例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它们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显著得到改善。越来越多人会追问：为什么它们增长了三十年就迅速成为一个居民富裕的国家，而我们高速增长了30年还那么穷？
与白、钱两位作者不同，周云波的《城市化、城乡差距以及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一文主要考察的是收入差距的总体变动及其城乡分解的问题。作者首先用一个简洁的模型说明在一个经济体内部，如果有城乡两个部门，他们内部的收入均等，但城乡之间的收入不等，随着城市化进程，整个经济体的收入分配的GINI基尼系数会是一个倒U型的曲线。然后作者试图用实际的数据验证这样的判断。该文的评议人对作者的具体估算方法有深入的评论，这里也许还值得强调的是，我国的城乡收入不平等除了经济效率因素（规模经济）之外，人为的制度扭曲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例如，资源被行政手段过分地集中于城市，并因此产生了大量的"租金"。消除城乡之间不平等，靠行政区划变动或名义上城市人口的增加似乎不能解决问题。正如最后作者所指出，消除城乡壁垒，让要素充分流动才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办法。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
经济波动、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的区域不平衡以及经济开放过程当中存在的分工和协调都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不仅开始运用微观数据探索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基础，也能够通过随机前沿方法以及面板数据来研究宏观经济中区域差异和国际分工的决定，而且还能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模型来讨论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在开放经济当中可能存在的利益纠纷与协调。这些探索都体现了中国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问题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
张军、陈诗一与G.Jefferson《结构改革与中国工业增长》一文深入剖析了中国工业增长的源泉。宏观上看，经济增长可以有两种源泉，一种是投入的增加，另外一种是既有投入下，要素配置的优化也即结构变动。张军等作者们发现，后者在我国的工业增长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在1992-2001的这十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超过了要素投入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中，结构调整有显著的影响。因此作者们确认了"结构红利"的存在。对结构红利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所有制结构调整与产业集聚是结构红利的重要来源。从1981到2001这二十年，正是民营企业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些民营企业的兴起，改善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值得警惕的是，作者们发现结构红利在2002年以后逐渐变少，要素配置效率有恶化的趋势。当然，结构红利的减少的原因部分可能是因为结构调整的边际报酬递减，如果该文能引证或对比已经处于生产前沿的国家（例如美国）的结构特点，也许结论更有说服力。但至少直观上，作者们的观点可信，因为从我国的经济现实看，结构失衡现象还很严重。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的"国进民退"，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上游资源、能源类国有企业利用其特殊的市场地位，坐地收取超额垄断租金，一方面掩盖了其内部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一方面又挤占了下游更有效率的企业的发展空间。这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产生巨大负面影响。
中国的投资和消费失衡是近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受到了广泛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多以宏观数据为基础，缺少微观层面更加细致的分解和分析。周绍杰、张俊森和李宏彬的文章《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行为》堪称这个领域研究中的佳作。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两个方面：首先，为城市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率的分解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其次，利用中国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对城市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率进行了基于群组分析的实证研究。通过更加细致的分解，作者较为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消费以及储蓄率的变化特征，发现中国家庭的消费行为既不符合经典的消费理论，也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实证研究结论。2004年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调整，经济结构失衡更加严重，这势必会对家庭收入和消费行为以及家庭储蓄率带来显著影响，文章的遗憾在于对于2004年以后的城市家庭收入、消费和储蓄率变化没有涉及。
认识中国地区差异的动态演进特征，理解其背后的决定机制，对于解决中国的区域发展失衡问题至关重要。国内学术界在这个领域内已经有了不少研究，傅晓霞和吴利学的文章《中国地区差异的动态演进及其决定机制: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和反事实收入分布方法的分析》是在这个领域中的再一次有益尝试。文章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将地区劳均产出分解为物质资本深化、人力资本深化、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等几个来源部分，采用了反事实思路和收入分布方法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区域差异的影响。文章发现改革以来中国劳均地区产出逐渐出现双峰分布；物质资本深化并不完全决定区域差异的变化过程；1990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区域差异扩大的主导力量之一。目前关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研究中，还很难对这种差异变化做出"好"或者"坏"的判断。在不降低有些地区绝对（增长）水平的基础上，另外一些地区更快的发展会拉大差距，但这不一定是"坏"。即便短期内牺牲了一些地区的发展，但是换取了其他地区更快的发展，从动态和全局的角度看也未必是"坏"。中国区域发展失衡的研究中，难题很多，陷阱也很多，需要在更宏观的视角下找到恰当的研究切入点，在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中需要慎之又慎。
IT技术革命以来，国际生产网络快速深化，中国在此背景下成为世界工厂。国际生产网络不仅伴随着不同区域的分散化生产，也伴随着在某些区域的生产集聚，这样一种新的生产分布模式对于中国经济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钱学锋和陈勇兵的文章《国际分散化生产导致了集聚吗：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GMM方法》中讨论的问题是国际生产网络布局如何影响了中国工业经济的积聚。这个研究角度非常重要，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中国工业经济集聚过程的认识，并从中引伸出诸多观察中国经济的视角，比如文章中提到的区域发展失衡。
国际生产网络一方面在形成新的集聚，一方面在破坏旧的集聚，在全球范围如此，在中国东西部之间也是如此。旧的集聚被破坏后，是走向消亡还是有新的替代产生？新的集聚是否比旧的集聚能够产生更多的正外部性？中国经济发展对于解答这些问题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探索。
理解美国制定对华经济政策的逻辑和过程，对于中国对策研究和相关学术研究都很有价值，但是国内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鲜有涉猎。李坤旺和王孝松在这个领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们的论文《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以2000年美国国会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为例，检验了影响投票决策的决定因素。他们的发现当中既有符合直觉的，比如利益集团给议员的捐资十分显著地影响议员对贸易议案的投票结；也有难以直观理解的，比如当地资源禀赋状况与议员投票行为的联系。李坤旺和王孝松的文章既找到了答案，又提出了新的问题。政治家站在民众与公共政策之间，对二者都有强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政治家很多行为和决策背后的驱动机制我们知之甚少。中国公共治理过程的改善需要我们加强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中国能够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更融洽的相处同样需要这方面的研究。
（三）、微观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
在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国的学者不仅关注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更开始探索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虽然这种探索并不多见，但还是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展现出来，其中陈叶烽博士的论文《亲社会性行为及其社会偏好的分解》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篇论文主要通过实验方法对社会偏好问题进行了经验研究，这种研究符合当今微观经济领域的发展趋势。从近年来该领域的发展看，对经济人假设形成系统性冲击的社会偏好理论是迅速发展中的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一个热点研究主题，但国内还没有学者系统地对该问题进行探索，陈叶烽的论文运用规范的实验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在该文中作者围绕"如何对亲社会性行为背后不同类型的社会偏好进行分解和检验"这一难点，通过设计一个被试内的双人匿名"四合一"实验发现可信任的回报行为受到利他偏好和互惠偏好的双重显著影响，作为信任的投资行为只受到互惠偏好的显著影响，而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的合作行为则受到差异厌恶偏好的显著影响，从而证实了社会偏好存在异质性。不过该文的实验设计无法从个体上对其差异厌恶偏好进行测度，从而未能从个体角度揭示利他偏好，互惠偏好和差异厌恶偏好这三种经典的社会偏好的内在联系，这可能是未来需要重点研究的难题之一。
公共问题一直就是中国经济学家近年来极为关心的焦点，特别是微观计量方法的引入使得研究这类问题有了非常有效的技术手段，每年国内学术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都有不少高水平的作品呈现。本辑特别选取了三篇作为代表，这三篇各有特色。其中郑新业和张莉的《社会救助支付水平的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的证据》一文通过建立一个基于地方政府本级收入、贫困人口规模、总人口规模、城市化率以及地方政府教育和行政支出等变量的福利支出决定模型，运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地方财政数据和社会救助支出数据，通过截面数据方法，对社会救助支出的决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财政能力是决定社会救助支出水平的关键变量，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这种关系是非线性的。同时文章还发现，人口规模、城市化率、教育和行政支出等对社会救助水平的显著影响。这项研究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比如社会救助由更高层级政府来完成可能更为有效。但这篇文章也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潜在的内生性以及模型设定等问题，还需要更为谨慎的处理。同时，中国的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复杂，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由此带来的溢出效应在该文中并没有考虑。因此，把该项研究扩展到面板数据，并且引入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因素，可能是未来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努力方向。
当然，就公共问题的研究来说，并不是局限在某个点上，因为任何一个公共问题都可能牵扯到其他的微观或者宏观经济变量，通过对公共问题的研究可以对这些变量关系进行有效的检验。比如，针对家庭健康支出的研究看似一个公共问题，实际上却可以基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来检验相关的消费和储蓄理论。即通过收集一些公共政策对家庭决策的影响数据，可以证伪许多微观和宏观经济理论。马双、甘犁和高香花的论文《"收入冲击"对家庭营养结构的影响分析——— 来自高等教育改革的"自然实证"》正是这方面的研究的代表作。这篇论文试图通过观察和研究1997年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给家庭带来的影响，来探索收入变化和家庭营养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检验不同的消费-储蓄理论。这篇论文的特点在于巧妙地引入了自然实验的研究思路和设计理念，把高等教育收费改革看作是一次外部冲击，然后对比冲击前后家庭结构的变化，从中挖掘出有用的信息。作者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按照97年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调查数据集中构造出实验组和控制组，然后对相关变量数据进行ATE非参数配对估计，得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比如作者发现了97年高等教育收费改革的确影响到了家庭的热量、脂肪、蛋白质摄入量，但没有影响碳水化合物；并且政策冲击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更大。作者由此推测，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证据支持。这篇论文做得很细致，不过就回归结果如何推断出相关的消费理论似乎还需要谨慎对待。文章中的一些说法也值得商榷。比如作者推断，"出生贫困家庭的孩子可能在学习上更加努力，以至于升学率更高"，这似乎和事实不符，因为高收入家庭可以选择好学校，从而升学率可能更高。作者以此来讨论变量的内生性，似乎不够严谨。另外，家庭教育和营养支出以外的其他支出如何处理，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公共政策的研究中，能源政策一直是近年来各国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对能源需求的持续上升导致了对传统能源供给的担忧，于是发展新能源就成为能源政策首要的难题。每年我国的学者都会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对此加以讨论，其中不乏较高水平者。黄季焜等人的《发展生物燃料乙醇对我国区域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可以算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这篇论文从生物燃料乙醇着手，利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定量研究了不同燃料乙醇发展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论文主要集中在这些政策对农业领域的影响，比如他们发现，发展燃料乙醇会导致能源作物价格显著提高,但同时会导致小麦和稻谷等农产品的价格显著下降；发展燃料乙醇对区域农业部门就业以及农业净收益的影响则取决于种植能源作物的比较优势。由于采取了一般均衡模型，可以有效计算燃料乙醇的发展对关联部门的影响，因而有助于决策部门对相关公共政策能够做出全局的考量，同时，定量分析还能提供相对准确的政策后果评价，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这是该文的贡献。不过由于这类一般均衡模型固有的缺陷，比如难以完整刻画产品之间的互补和替代关系；对所选取参数非常敏感；忽略了信息等市场摩擦因素；关键是无法考虑农户激励的效应等等，这就使得该类模型的计算结果只能作为一种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