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农 刘小鲁 出版社：中国市场出版社
撇开具体的假设条件不谈，新古典理论框架的特征可被刻画为某种作为参照的理想状态以及与此相比较的对这种理想状态的偏离。完全竞争，作为一种标准的市场结构，尽管"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甚至大概从未存在过（Clark, 1940, PP.241）"，但是将它视为一种用以比照的基准（benchmark）却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竞争"这一概念在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那里还是一种行为意义和结构意义上竞争的混合体（Scherer and Ross, 1990, PP.15），那么，经过古诺、杰文斯和埃齐沃斯等人的抽象以及克拉克和奈特的精炼，完全竞争的新古典涵义就全然变成一种"故意"设计出来的市场结构（Stigler, 1957）。上述新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初衷是要找出"斯密预言"——"一只看不见手"原理的适用条件：究竟在何种结构条件下，对于私利的追逐（厂商之间行为意义上的竞争）能够促进社会公益的实现。显然，完全竞争提供了这样一组条件，在这组条件下，价格在长期均衡中达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而边际成本定价则保证了帕累托最优——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对于其它类型市场结构的设计，不外乎是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上作了些修修改改。张伯伦和琼•罗宾逊分别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构建的垄断竞争理论，在此类市场结构的设计上只是将完全竞争的"产品同质"改为"产品差别"；而寡头垄断与完全垄断这两种市场结构则主要体现在厂商数目的不同上。与完全竞争相比，其它类型的市场结构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效率损失。
尽管传统的新古典理论能够揭示可能的竞争性行为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所导致的结果状态，但是其分析逻辑无论如何给人们留下了静态以及过度抽象的印象。商人惯用的竞争手段在完全竞争模型中遁匿无迹，而其在其它模型中又被视为垄断根由的"事实"，不啻招致不满与批评（McNulty, 1967）；将厂商当作不可分割的原子以及"由生产函数或生产集所刻画的生产转换装置（Winter,1982, PP.58）"，最终导致反叛并由此成为现代企业理论的滥觞。于是，旨在阐明现实中市场结构和厂商内部结构的形成、分布以及演进的更为实用的"产业组织"（Industrial Organization）理论便应运而生了。
"产业组织"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便是贝恩（Joe S. Bain），其重要贡献之一是明确提出并系统地分析了进入壁垒。甚至从新古典固有的逻辑出发就可以提出如下问题：假如现实中的确存在着垄断的市场结构，而且垄断者凭借其垄断地位能够索取高于竞争性的价格水平，从而攫取超过要素机会成本的经济利润；那么，为什么在缺乏人为的进入限制的条件下，这种垄断的市场结构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维持呢？进一步，究竟哪些因素（或来源）有助于削弱与消除合法拥有进入权利的潜在进入者由于高赢利性所致的进入企图，从而阻碍可使这种赢利性消失的厂商进入行为呢？贝恩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行业（或市场）中存在着进入壁垒（在位者相对于潜在进入者的优势），垄断者可以"持久地将价格设置在竞争水平以上而不吸引新厂商的进入（Bain, 1956, PP.3）"。针对第二个问题，贝恩显然是承袭了新古典的分析传统——在与完全竞争进入条件的比较分析中导出了垄断下的三大进入壁垒来源：绝对成本优势、规模经济以及产品差别（Bain, 1954）。不难发现，上述壁垒的来源植根于市场的结构因素之中；顾名思义，这种类型的壁垒可界定为结构性进入壁垒。
接下来的问题为，既然行业中在位的垄断者确信新厂商的进入可以降低其原本独占的行业的赢利性，当它受到进入的威胁时，在结构性壁垒存在的前提下，它能否通过某种策略行为阻挠新厂商的进入呢？早在分析结构性进入壁垒之前，贝恩已在事实上涉及了这一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在位的垄断者（或勾结的寡头集团）可以采用限制性定价手段，借以实现阻止进入的目标，只要它以为低于垄断价格的限制价格所致的短期利润损失至少可被将来进入威胁消除后而获得的垄断利润的贴现值所补偿（Bain, 1949）。诚然，贝恩此时对于限制性定价的分析尚停留在原始的阶段，因为这一关键性的限制价格不过是他的一种设定。后来经过西洛斯（Sylos-Labini, 1962）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 1958）的发展与加工，一个用来刻画规模经济基础上能够阻止进入发生的、限制价格如何确定的和较为成熟的模型——B-S-M模型便最终形成了。
B-S-M模型赖以确立的核心前提是，维持产量不变作为进入者关于进入后在位者反应的信念，即西洛斯假定（Sylos hypothesis）。该模型的主要涵义为，限制价格高于竞争性水平的程度（限制价格下的价格——成本差额）取决于最小有效规模（MES）的相对大小以及市场需求的弹性。这样，限制价格的具体数值便可从该模型中导出。B-S-M模型的提出不仅引发了经济学家对于其它进入阻挠策略行为的一系列分析1，而且针对该模型的不同角度的批评推动了限制价格理论向纵深发展。帕希金（Pashigian, 1968）和温德斯（Wenders, 1971）分别指出：以B-S-M模型为代表的原有的限制价格理论，对于潜在进入者进入与否的结果采取了要么全部进入，要么全部不进入的"全或无"式的处理，这无疑导致理论的过度抽象。这一缺陷的揭示为加思金斯（Gaskins, 1971）、凯闵和施瓦茨（Kamien and Schwartz, 1971），以及贾德和彼特森（Judd and Petersen, 1986）等人的动态限制性定价分析奠定了基础。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原有模型单一强调在位者最优行为的指摘，恰好顺应了将新兴的博弈论应用于产业组织领域的潮流。这对于拓宽与加深进入阻挠策略行为的分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非合作博弈理论的核心概念至今仍然是纳什均衡：给定其他参与人的战略选择，每个参与人选择最优的战略。这样，纳什均衡便由所有参与人选择的最优战略组合所表示。假如从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角度看，人们总能够构造出这样一个博弈局，以至于当在位者选择某一限制价格（或限制产量）时潜在进入者的最优选择是"不进入"。潜在进入者之所以选择"不进入"，是基于它以为进入发生后在位者的反应为产量保持不变（即西洛斯假定）。事实上，这一潜在进入者的信念是人为刻画的。在此，限制价格以及由此传递的"产量维持"的行动，只是刻意构造的针对进入的一种战略威胁。不幸的是，这只是一种威胁，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倘若潜在进入者真要是选择了"进入"的战略，在位者的最优反应则为"容纳"——减少自己的产量而将"空地"让与进入者（Wenders, 1971）。这就是说，进入阻挠的策略能否成立（有效），还要看它是否与进入后博弈的均衡结果相一致。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讲，在当在位者与潜在进入者的行动有先后之分、后者能够观测到前者行动的序贯博弈中，只有当"不进入"既是原博弈又是子博弈中潜在进入者的最优选择——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结果，进入遏制才成为必然。这样，如果"产量维持"是不可置信的，在位者就无法凭借限制价格而达到进入阻挠的目的。
在上述批评与责难之下，限制价格理论的发展主要沿着以下两个方向而进行：一是突破原有假说中不存在关键性的限制价格与需求及成本函数之间显在联系的教义，将在位者的价格设置与潜在进入者的成本函数联系起来，从而改变后者在博弈中的支付；二是摈弃完全信息的理论前提，将在位者与潜在进入者间的博弈置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的背景之下。前者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模型由贾德和彼特森（Judd and Petersen, 1986）所提出；而后者的工作主要由米尔格罗姆和罗伯兹（Milgrom and Roberts, 1982a）、马修斯和莫曼（Matthews and Mirman, 1983）所完成。然而，上述两个不同方向针对限制价格理论的发展所做的努力，无论如何不能摆脱该理论在对完全信息下进入阻挠的解释中所面临的尴尬境地。多数相关的经济学家在对原有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决然选择了新的途径来考察在位者进入阻挠的策略行为——行为性进入壁垒。
由于西洛斯假定在纯粹的限制性定价的场合下无法获得现实的合理性，"产量维持"便只能充当在位者的一种不可置信的威胁战略。在完全信息下大规模进入的博弈中，在位者进入阻挠策略的效力，关键取决于其战略威胁能否变得令人置信。一种可置信的威胁若要成立，就必须具备承诺行动（commitment）的性质：一旦做出这样的威胁便理应加以履行，否则将要支付更高而又无谓的成本。譬如说，投资于某种耐用的专用性设备就可以构成一种可置信的威胁战略，这是因为投资一旦完成便无法予以撤回，"反悔"只能招致巨额的经济损失（投资支出与设备残值之间的差额——沉淀成本）。这样，将单纯的威胁转化为承诺，即一种可置信的威胁，就成为在位者防止进入发生的基本条件。
在上述共识的基础上，以博弈论为工具的有关进入阻挠策略行为的分析，一度采取了较为固定的范式。这一范式的特征之一便是在位者的抢先承诺（preemptive commitment）。在位者有别于潜在进入者，主要体现为行业进入的不同时序。我们可以将在位者理解为某个较早的进入者。然而，正是这种时序的不同赋予两者行为上某种程度的不对称性：在位者往往可以在面临潜在进入者显见的进入威胁时，抢先采取可置信的威胁战略（即先发制人），借以改变进入后博弈的环境与潜在进入者的支付，从而达到进入阻挠的目的；而潜在进入者则只能根据在位者预设了的某种人为的条件做出进入与否的选择。
与限制性定价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厂商的掠夺性行为。顾名思义，掠夺性行为必然发生于在位厂商之间，即一个厂商通过实施掠夺而力图将其对手驱逐出市场。但即便如此，掠夺性行为通常也可以充当遏止进入的工具。例如，如果一个厂商能够在市场中成功地将某个厂商驱逐出市场，那么显然这将对之后该市场的潜在进入厂商起到一种震慑作用。显然，如果某个厂商预计到即使进入了某个市场也难以度过在位厂商的掠夺，那么它的最优策略显然是不进入，以避免一旦进入将遭受的损失。
同限制性定价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对掠夺性行为的理性程度表示了怀疑。他们认为，在完全信息假设以及厂商可以自由进出市场的条件下，掠夺性行为是非理性的。而泽尔腾（Selton, 1978）提出的"连锁店悖论"则更是给了当时的掠夺性理论当头一棒。"连锁点悖论"认为，除非掠夺是在位厂商的占优策略，否则在位厂商的理性行为是在所有的市场上均选择容纳。
米尔格罗姆和罗伯兹（Milgrom and Roberts, 1982b）以及克瑞普斯和威尔逊（Kreps and Wilson, 1982）认为，"连锁店悖论"的分析之所以成立，关键在于完全信息的假设。因此，为了解决"连锁店悖论"，他们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了掠夺模型之中，并从此开创了分析掠夺性行为的信号传递模型（也被称为"声誉"模型）的分析范式。在信号传递模型中，理性的博弈参与人将有动机实施掠夺，因为通过掠夺，博弈参与人可以增强其对手对其是强硬在位者的信念，进而形成一种声誉。这种声誉的形成将使掠夺成功的概率上升，从而构成了在位厂商实施掠夺的诱因。
稍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不完全信息的引入，掠夺性行为模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诞生了另外一类不同于信号传递模型的分析框架——信号阻塞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博弈参与人的类型是公共信息（而在信号传递模型中则是私人信息），在位厂商的信息优势在于诸如市场需求状况等关于赢利状况的信息。通过实施掠夺，掠夺方可以扰乱被掠夺者对市场信息的推断并令其产生悲观的预期，从而诱使被掠夺方退出。
"鼓钱袋"模型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厂商的掠夺性行为。麦吉（McGee, 1958）、泰尔瑟（Telser, 1966） 以及贝诺特（Benoit, 1983;1984）认为，如果被掠夺厂商面临着资金约束，那么其将处于不利地位，因为此时掠夺方的钱袋更"鼓"，或者说可以承受更长时期的损失，从而使掠夺方有能力耗尽被掠夺厂商的资金储备。在完全信息条件下，被掠夺厂商将意识到自己的资金劣势并宁愿在博弈一开始就退出市场。这也意味着面临资金劣势的厂商将遭到进入遏制。但是，在不完全信息情况下，被掠夺厂商有可能成功地度过掠夺期。新进入厂商可以通过发送（传递）资金充裕的信号而避免被掠夺。
在完备的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资金约束实际上是不可能形成的。由于投资者清楚地知道厂商的赢利能力，厂商各期的利润状况是非自相关的，即某时期之前的赢利状况并不能改变投资者对厂商未来赢利能力的预期。这样，只要投资者认定某厂商具备赢利的能力，那么即便它在遭受掠夺时将只能获得负利润，投资者在未来各期也不会削减资金供给。
为了解释资金约束的形成，波特温（Poitvein, 1988）、博尔顿和夏弗斯坦（Bolton and Scharfstein, 1990）以及列布朗（Leblanc, 1996）将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假设引入了分析：由于资金供给者不知道被掠夺厂商未来的赢利能力，他只能根据被掠夺厂商当前的经营状况进行推断。这时，在位厂商将有动机进行掠夺，因为掠夺降低了被掠夺者的赢利水平，从而降低投资者对被掠夺厂商赢利能力的信心并使投资者减少资金供给，进而形成资金约束。
如果掠夺呈现出双边特征，那么就将呈现出消耗战的格局。消耗战模型一个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对厂商的退出顺序以及市场进化结果提出了理论预测。一般而言，多数消耗战模型都说明效率越高的厂商将越晚地退出。
同一时期，关于退出壁垒的理论研究要相对少些。退出壁垒问题的提出，发端于人们对于破坏性竞争（cutthroat competition）现象的观察与思考（Reynolds, 1940）。如果说，某个行业持久存在超额利润而未吸引新厂商的进入，往往昭示着该行业进入壁垒的存在，那么，当其长期处于低于正常利润的情况下而未能致使在位厂商的退出，就意味着退出壁垒已经形成。过度竞争的存在，表明行业中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过剩的生产能力；这种过剩的生产能力若能通过在位厂商规模的缩小以及退出的发生而得以消除，市场价格便会回升至正常利润得以保证的水平。然而，当这种行业的过剩的生产能力事实上是由退出壁垒所致，该行业持久存在的低于正常利润（或正常的投资回报）的情形就难以改观。
在结构上，退出壁垒的来源主要为耐用专用性资产（durable and specific assets, DSAs）。 DSAs一旦形成（或者用于DSAs的投资一旦完成），便具有承诺的价值：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投资几乎无法撤回，因为DSAs在转售的过程中具有较低的残值。正是由于DSAs中所蕴涵的一次性投资支出与其残值之间差额——沉淀成本，它才真正构成退出壁垒的结构性因素。除了结构性因素之外，管理者的行为也能对退出壁垒的形成施加正面影响。卡夫斯和波特（Caves and Porter, 1976）指出：高层管理也是一项专门的技术，这种技术在其他场合下没有多少用处。因此，在内部人控制的企业中，管理者所拥有的专用的人力资本就要求他尽量长久地获取其准租金，这成为厂商退出的一种壁垒。退一步讲，即使高层管理者的技术并非是专用性的，由于退出作为厂商不良的绩效可以降低管理者的流动性，这也能阻抑退出决策的形成。
使用于耐用专用性资产的不可逆投资以及由此形成的沉淀成本，改变了厂商进入——退出决策的结构环境。根据传统的新古典教义，进入与退出的条件是对称的，二者发生的阈值（临界点）是同一的：当预期的市场价格高于厂商一定产量下的长期平均成本时，新厂商会选择进入；而当市场价格低于相应的长期平均成本时，在位的厂商则会选择退出。只有这样，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下，代表性厂商才能获得正常利润——价格与长期平均成本相等。本书认为，上述条件得以成立的前提是，作为使用者成本一部分的折旧费的摊提，与资本的残值是完全对应的；即投资支出减去折旧等于资本残值。在上述前提下，如果价格低于长期平均成本（或者说厂商遭受亏损），该厂商就会选择退出，因为退出成本等于零。这样，与长期平均成本相等的市场价格便成为进入与退出同一的临界点。
然而，当资产的耐用及专用性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使得沉淀成本的数额甚巨时，进入——退出的条件就会变得不对称，二者的阈值将会发生分离。在上述情况下，由于按照给定的折旧率所摊提的折旧费已无法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使用者成本，进入的条件便成为：厂商的期望净（贴）现值＞进入成本；而退出的条件则为：厂商的期望净现值＜资本残值。进入与退出的两种阈值的不同，导致了滞后现象（hysteresis）的发生：当原因可逆时，结果则不可逆（Dixit, 1989）。如果我们将厂商的期望净现值定义为厂商价值(firm value) ，那么在行业的均衡中（即没有进入退出发生），厂商价值的区间（厂商价值的可变性，firm value variability），便与沉淀成本的大小呈正相关（Lambson and Jensen, 1998）。
在退出壁垒形成的条件下，厂商行为的重要特征则是具有勾结性安排的倾向。沉淀成本（退出壁垒）扩大了厂商价值的可变性，这意味着在厂商经营失败的事例中退出壁垒加大了可能的最小化亏损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厂商们普遍持有厌恶的风险态度，这些厂商便会寻求一致性的产量削减（或配额）的途径，借以实现价格回升与风险降低的目标。然而 ，由于下述原因，这种勾结性安排是较为脆弱的。第一，行业中厂商的风险态度不尽相同，一致性的协议难以达成；第二，即使这种协议能够达成，其履行的成本也很高，倘若个别厂商违约而构成道德风险，协议就无法维持；第三，勾结性安排很容易招致公众的反对以及反托拉斯法律的制裁。
进入壁垒与退出壁垒是相互关联的。能够构成进入壁垒的结构性来源，往往蕴涵着阻抑在位厂商自身退出的因素（Caves and Porter, 1976），这一论点由经验研究所证实（Shapiro and Khemani, 1987）。更为显见的是，以在位厂商抢先承诺为特征的行为性进入壁垒，其有效性的先决条件必然是承诺所隐含的退出壁垒。换言之，正是由于在位厂将自身"锁定"在难以变动或退出的局促境地，才赋予抢先承诺这种进入阻挠策略行为的效力基础。
近几十年来，进入与退出的壁垒一直是产业组织领域中令人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构成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前沿。本书纯理论上的切入点选择在以抢先承诺为特征的进入阻挠模型方面。博弈模型作为进入阻挠分析的工具，其主要优点固然在于假设的严格性与结果的明确性，而这同时隐含着"强假定导致弱定理"这个一般性的归宿。进入阻挠模型通常建立在在位者与潜在进入者行为假设不对称性的基础上：其赋予在位者先动者优势这一颇具永久性的"专利"。同时，过于强调博弈结果与参与人现期收益（或当期利润）之间的联系。这便使得进入阻挠问题受限于短期分析之内。诚然，它仅仅涉及到理论的致用性，而与理论的科学性无关。
本书拟从长期的角度在对称的假设下来分析进入阻挠问题，而且一反将进入遏制直接作为博弈结果的这一传统方法，而是要站在潜在进入者的立场上，说明进入的路径与条件，从而给出进入阻挠的效应。本文的基本思想为：任何以投资形式所做出的在位者的承诺有其相应的时限，当承诺"到期"（部分或全部）时，在位者便具有重新承诺与否的可能的选择（Eaton and Lipsey, 1980）；潜在进入者进入与否的选择决取于进入后博弈的均衡支付，但是进入后的博弈并非是通常的单一阶段博弈；潜在进入者会利用进入后所拥有的、与在位者相对称的承诺权利予以抢先承诺，迫使在位者的战略选择朝向有利于前者的方向而进行；经过进入后多阶段的序贯博弈，最终形成古诺——纳什均衡；如果在该均衡下潜在进入者的利润贴现值（之和）大于零，它便选择进入；反之则反是。本文的分析具有以下特点：（1）以参与人的利润贴现值而非当期利润作为支付，这使分析由短期变为长期；（2）进入后双方拥有对称的承诺权利，尽管在某一给定的时点下双方承诺的效应不尽相同；换言之，在位者的优势只是体现在承诺的效应上，而非体同在承诺的权利上；（3）放宽了原有均衡所隐含的严格的金融约束，假定博弈双方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获得金融支持；（4）博弈双方互为产量（生产能力）的领头者，从整体上说，两者获得了对称的行为假设。这样，进入后伊始的支付便与博弈的结果无关；换言之，只要潜在进入者以为在均衡下所实现的利润流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能够补偿进入后若干阶段中可能存在的亏损，它便会选择"进入"。在现实中我们能够观察到：有些颇具实力且有效率的厂商初始以较小的规模进入，然后逐步扩大规模，从而形成先赔后赚的态势与格局。
本书的分析，不仅给出了具体的进入路径与条件，而且可导出如下结论：（1）高效率厂商的行业进入无法加以遏制；（2）资本的不可分性并非为在位者抢先承诺进入阻挠战略实施的必要条件；（3）在位者抢先承诺的结局既可以是进入遏制也可以是进入容纳，这取决于博弈双方的支付（需求结构与成本条件）；但是无论哪种结局出现，对于在位者而言都应当是有利可图的（即：序贯博弈要求参与人的均衡战略在均衡的路径上抑或非均衡路径上均为最优）。（4）在位者在抢先承诺的进入阻挠活动中，必须具备良好的金融支持的条件，使得博弈对手不敢妄然采取消耗战的行动；（5）在位者应当尽力使得自身的抢先承诺行动被其博弈对手所知晓。
本书分析的潜在"价值"还在于为抢先承诺的进入阻挠这种"先发制人"式的行为性进入壁垒提供了某种福利分析的逻辑。本书认为 ，在位者抢先承诺的进入阻挠行为——作为一种行为性的进入壁垒，实质上是一种有意义的进入替代活动。其本身构成了潜在竞争的重要方面。我们可以将这项活动视为在位者为了事先消除由厂商进入所致的负的外部性而采取的一种内部化处理方式。一般说来，如果这种进入替代或者能够在增加产量（降低价格）的同时并未致使平均成本上升，或者与潜在进入者相比，在给定的新增产量下要支付较小的成本，那么它便是富有效率的。这样，在多数场合下，抢先承诺策略行为尽管无法达到完全可竞争性的最优的福利水平，却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某种次优性（sub-optimality）。
诚然，上述评判尚局限在通常进行的静态的配置效率的比较之上。本书指出：抢先承诺在某种程度上还可形成进入的择优机制。在本文刻画的动态可逆的进入替代活动中，只有较高效率的厂商方能选择进入。这样，就能够保证净福利随着时间的变动而不断提高的动态效率的获得。本书的结论为：在理性人的假设前提下，如果信息是完备的，（至少以生产能力作为承诺工具的）在位者的抢先承诺即使在短期内有可能在资源的配置上要劣于进入实际发生的情形，但是我们不应当据此剥夺在位者的进入阻挠权利；否则，将会削弱或丧失潜在竞争长期动态的福利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我国经济资源的流动性日益增强，非国有企业大量进入原有的制度性壁垒下的垄断行业，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许多部门或行业还存在着制度性进入壁垒。其与过度进入及制度性退出壁垒共同构成我国产业组织领域中相关的三大难题和特征。
本书通过与完全竞争相近的"准竞争"模型分析，揭示了制度性进入——退出壁垒下的长期均衡与市场绩效。在制度性进入壁垒下，尽管行业和厂商在一定的市场需求下可以获得高额的经济利润，却由于行业存在着资源存量的不足，因而形成高价格、低产量、以及福利损失。而在制度性退出壁垒下，行业往往会出现过度竞争，从而引起行业中企业的普遍亏损，这同样形成福利损失。在过度进入的作用下，过度竞争更容易发生。
由于制度性进入壁垒是行业特有的，它可以随着垄断行业的不断开放而加以消除；而制度性退出壁垒则是厂商特有的，它植根于具有体制象征的国有企业之中。因此，至少在现阶段，两种壁垒的范围和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制度性的退出壁垒要比进入壁垒广泛和严重一些。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我国目前较为严重的过剩现象，另一方面则能够解释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当然，通过分析不难推测：利润丰厚的国有企业往往集中在制度性进入壁垒遮蔽下的政府垄断的行业之中。
本书还将产业组织的研究领域拓展至宏观经济的范围之中。本书认为，制度性进入——退出壁垒构成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价格可以充分伸缩时，结构失衡表现为隐性的短缺与剩余并存以及价格或相对价格偏离。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阶段性存量调整措施和总需求扩张政策无助于这一问题的根本解决。只有当制度性壁垒被破除，体制型结构失衡才能在经常性的存量调整中得到根本消除。本书还对制度性退出壁垒与中国不久前发生的通货紧缩之间的关联作出了分析和研究，同时揭示了在制度性退出壁垒下一般意义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严重削弱。这些研究将对宏观经济现象及其微观基础问题的探索有所助益。
那么，制度性退出壁垒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呢？本书尝试着以消耗战的框架进行了分析。各地区的国有企业由于制度性退出壁垒往往不能退出市场，这客观上就对其市场中的其它对手施加了压力，进而使市场呈现出一种消耗战格局。然而这一消耗战从本质上说是由政府主导的，因为消耗战的成因来自于行政性的退出壁垒：地方政府通过给予当地国有企业种种优惠政策而维持当地企业的生存。但是，这种优惠的成本不是完全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让地方银行向企业贷款而将这一成本转移出去。不难想象，如果这种成本转移越容易实施，那么制度性退出壁垒将越强。
本书探讨了制度性进入壁垒（进入管制）对市场均衡质量的影响。由于我国的地方政府在许多情况下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其在实施打假时将没有足够的激励，因为如果允许假品的存在，地方政府就可以获取来自打假的罚金收入。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中，这种进入壁垒对市场均衡时的平均质量水平是没有正效应的，反而还极有可能使管制后的市场平均产品质量低于无管制情形下的平均产品质量水平。本书进一步证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一定的范围内，随着打假力度的提高，厂商的均衡质量水平将会不断下降。
本书还用经济计量的方法，对制度性进入壁垒的程度与行业赢利性之间的关联予以研究；并以电信业作为案例，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行政性垄断、进入管制和制度性进入壁垒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书主要采用了长期动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并兼顾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或许更为突出的是，本书将我国转型时期的壁垒问题基本上置于市场经济壁垒理论的整体框架之中，只是强调了其特征性的联系与性质。同时，强化了理论及其应用（政策含义、评价、解释等）之间的关联。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进入壁垒与垄断形成
2．1 垄断及其效率
2．1-1 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
2．1-2 垄断地位的获取与垄断势力的维持
2．1-3 垄断的效率
2．2 进入壁垒的界定
2．2 -1 传统定义
2．2 -2 "进入成本"定义
2．2 -3 本书的考虑
2．3 进入壁垒的分类
2．3-1 结构性进入壁垒
2．3-2 行为性进入壁垒
2．3-3 制度性进入壁垒
2．3-4 进入壁垒与流动性壁垒
第三章 进入阻挠策略行为
3．1 限制性定价
3．1-1 在位者的定价选择
3．1-2 B-S-M模型
3．1-3 限制价格理论的发展：动态分析与不完全信息
3．1-3-1 动态分析
3．1-3-2 不完全信息下的限制性策略
3．2 威胁与承诺
3．2 -1 限制价格作为不可置信的威胁
3．2 -2 从威胁到承诺
3．2 -3 进入阻挠策略行为的博弈的构造
3．3 抢先承诺：作为战略工具的生产能力
3．3-1 过剩的生产能力假说：斯宾塞模型
3．3-2 狄克西特模型
3．3-3 结论
第四章 厂商的掠夺性行为
4．1 掠夺的"声誉"
4．1-1 连锁店悖论
4．1-2 克瑞普斯-威尔逊信号传递模型
4．2 掠夺性定价的信号阻塞模型
4．3 "鼓钱袋"的故事
4．3-1 非对称资金约束下的掠夺性行为
4．3-2 资本市场的不完备性与"鼓钱袋"模型
4．3-2-1 无掠夺威胁下的最优合约问题
4．3-2-2 合约设计与掠夺
4．4 多样化经营与掠夺性定价
4．5 总结
第五章 消耗战
5．1 消耗战（the war of attrition）
5．2 消耗战模型的经济含义
5．3 完全信息消耗战模型
5．4 不完全信息消耗战：奥德瓦-鲁宾斯坦模型
5．5 连续时间与离散时间
5．6 退出顺序
5．6-1 弗登博格-梯若尔模型
5．6-2 盖马沃特-纳尔布夫模型
5．6-3 其它相关研究
5．7 结语
第六章 退出壁垒
6．1 过度竞争与退出壁垒
6．1-1 过度竞争：一个典型事例
6．1-2 退出壁垒的结构性因素
6．1-3 退出壁垒的行为性因素
6．2 退出壁垒下的厂商行为
6．2-1 新古典理论中的进入——退出条件
6．2-2 厂商价值及其可变性
6．2-3 退出壁垒下在位厂商的勾结性安排
6．3 退出壁垒与进入壁垒
第七章 对称假设下的进入阻挠策略行为分析
7．1 引言
7．2 模型
7．3 结论
第八章 关于潜在竞争的福利分析
8．1 进入替代
8．1-1 进入的外部性
8．1-2 进入替代
8．1-3 福利分析的一般方法
8．2 超自由进入下的潜在竞争：可竞争性
8．2-1 完全可竞争市场
8．2-2 可支持的行业构造
8．2-3 潜在竞争的威力
8．3 抢先承诺的福利含义
8．3-1 抢先承诺：一种潜在的帕累托改进
8．3-2 择优机制与动态的福利效应
8．3-3 结论
第九章 制度性壁垒下的市场绩效
9．1 制度性进入壁垒与隐性短缺
9．1-1 制度性进入壁垒下的行业均衡
9．1-2 短缺与隐性短缺
9．1-3 一种必要的制度性进入壁垒
9．2 制度性退出壁垒
9．2-1 制度性退出壁垒的性质与原因
9．2-2 制度性退出壁垒下的行业均衡
9．2-3 转型时期的过度进入与过度竞争
9．2-4 关于国有企业亏损的解释
9．3 进入——退出壁垒的宏观效应：结构失衡
9．3-1 市场经济条件下结构失衡的微观基础
9．3-2 我国现阶段结构失衡的特点
9．4 结论
第十章 制度性退出壁垒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10．1 问题的提出
10．2 完整的乘数与财政政策的弱作用
10．3 是流动陷阱，还是投资陷阱？
10．4 退出壁垒与通货紧缩
10．5 目标与选择
第十一章 地方政府主导型消耗战与制度性退出壁垒
11．1 引言
11．2 分析框架
11．3 模型
11．3-1 基本模型
11．3-2 比较静态分析与结论
11．4 讨论
11．5 结语
第十二章 进入管制与产品质量
12．1 引言
12．2 分析框架
12．3 厂商的竞争均衡与相关结论
12．3-1 厂商2的进入条件
12．3-2 厂商的竞争均衡
12．3-3 命题
12．4 政府的管制动机
12．5 消费者的福利状况
12．6 结语
第十三章 行业市场结构与工业企业赢利能力关系的计量分析
13．1 引言
13．2 对赢利能力差异的初步分析
13．3 模型的建立
13．4 计量估计方法介绍
13．5 模型估计结果
13．5-1 回归模型的设定
13．5-2 回归结果
13．6 结论
第十四章 政府管制、制度性进入壁垒与行政性垄断
——中国电信业体制改革的案例研究
14．1 电信产业从垄断走向竞争
14．1-1 电信产业的竞争性
14．1-2 电信产业的垄断性
14．2 管制之下的竞争
14．2-1 竞争市场结构的形成
14．2-2 电信业的政府管制
14．3 制度性进入壁垒
14．3-1 制度性进入壁垒与政府管制
14．3-2 制度性进入壁垒的不良影响
14．3-3 破除制度性进入壁垒
14．4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