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２０００》按约定由我担任执行主编，说实话，接受这项工作于我是有点勉为其难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对《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取向并没有想得很清楚。尽管在过去的６集中，我一直是作为编委参与评选论文的工作，但我并没有很认真地考虑过这样一本文选对读者、对中国的经济学建设到底有什么价值？通过评选代表中国经济学最高水平的论文，实际上意味着要对当年中国经济学的整体发展作一番回顾和评判，因此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相当于当年中国经济学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而要在１０多篇论文、２０多万字的篇幅中浓缩体现当年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状况，这种可能性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存在，要么是中国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与水平总体上还处于较为简单状态，学科分类和经济学者的专业分工不发达；要么是《中国经济学》承当了难于承当的目标。应该说《中国经济学》是在第一种情况的背景下得以产生的。可是，如果中国经济学本身的整体发展与水平是较为简单的，而且，在目前中国的优秀经济学期刊为数不多的情况下，定期跟踪少数几份经济学期刊，就完全可以做到对中国经济学的进展心中有数，似乎并不需要《中国经济学》为读者提供阅读的方便。
《中国经济学》的目标是汇集当年代表中国经济学最高水平的论文，记录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在记录中国经济学走向现代化这一目标取向的背后，其不言而喻的意图是，通过汇集代表最高水平的论文，自然会形成一种衡量经济学研究水平的参照物、一种标准，一种代表着趋向现代化的标准，以此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那么，通过《中国经济学》，是否能够形成这样一种标准？这一标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形成这样一种标准对于中国经济学建设有什么作用？《中国经济学》的编辑出版本身已构成中国经济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事件，借《中国经济学》这一事件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想讨论，是什么力量在主导着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这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只有当我们对这一主导力量有清晰的认识时，我们才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作出恰当的评价。
通过编辑出版《中国经济学》是否能够形成一种标准，这无疑取决于对当年代表中国经济学最高水平论文的评选。如果最终选定的论文是得到全体编委的一致通过、且编委组成具有足够的广泛性，那么，应该说就形成了某种权威。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国经济学》编委会成员在１９９６年由原来的８名扩充到１４名。不过，在扩充编委会成员以增加代表性的同时，也提高了论文评选得到一致通过的难度。实际上，全部入选论文获得一致通过这样的情况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取而代之的是比较否定票数量的多少，否定票数少的论文得以入选。论文评选还有重要的一环，即在投票前全体编委要在编辑会议上听取对每篇初选论文的意见并进行讨论，但随着编委会成员的扩大，召集一次大多数成员参加的编辑会议已成为不可能，因此从１９９９年的论文评选开始，改为由编委们通讯投票。
客观地说，《中国经济学》的编辑程序和规则并不能够确保从大量已出版文章中选出１０多篇得到１０多个编委共同认可的代表最高水平的论文。所以，樊纲在《中国经济学１９９６》执行主编前言中强调，"＜中国经济学＞无论如何只是由一部分经济学者通过某个特定的决策程序选编出来的一本论文集，这里所选的论文应该说都具有一定的水平，但不否定在此之外还有同等水平或更高水平的论文发表但没能被选入本集。"我自然同意这一点。我在这里还想说的是，即使是由这部分经济学者通过某个特定的决策程序进行评选，要选编出一本浓缩体现当年中国经济学最高水平的论文集也是相当困难的。必定有着某种超越于程序和特定人物的力量，在决定着这样一本论文集的编辑和出版。
按理，在这样的评选程序、编委会成员分散的情况下，所选的论文应该是相当分散的。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实际上，每年的初选论文就显现十分集中的现象，经过初选后，其集中化程度更为明显。从表面上看，我们要从几百篇甚至上千篇的文章中选出１０多篇代表最高水平的论文，选择余地似乎相当大。但实际上我们的选择余地是很有限的。正是我国经济学论文内在的标准化趋势，使得备选论文具有相当高的集中度。这是我国经济学研究与教育开始职业化但职业化程度还不高的体现。
这里所说的职业化，并不仅仅指从事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已成为一种职业，更重要的是，由于这样的职业，经济学者的生产已成为一种标准的产业化生产，有通用标准的教科书，不同教师的授课不允许对教学质量（也就是所要生产的产品）产生明显的影响。在经济学职业化过程中，我们的经济学者主要是受美英经济学专业训练的，所采用的经济学教科书也几乎是美英的，因此，我们的经济学又不可避免地美英化了。现在我们经济学期刊上所发表的经济学论文，几乎是用一种标准的语言进行写作，即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盛洪在《中国经济学１９９５》前言中对评选论文的标准作了表述，其中一条是"必须使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这里主要指新古典经济学语言、主流制度经济学的语言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语言。"如果考虑到主流制度经济学的语言实际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语言基本上不是目前受过职业训练的经济学者的语言，那么就可以明白，目前大量的经济学论文是按照一种标准模式生产出来的。这必然也提供了衡量、比较论文质量和水平的标准。因而，在编辑《中国经济学》过程中，进入初选、复选的论文相当集中，编委们对最后评选出来的论文也不致于有十分明显的意见分岐，就没有什么可奇怪了。职业化决定着经济学论文的标准化生产，并因而决定着我们选择论文的标准。《中国经济学》与其说是在倡导和推动某种标准的形成，倒不如说是标准形成的一种体现。《中国经济学》顺应了中国经济学职业化趋势，并强化着这一职业化的趋势。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评选进入《中国经济学》的论文并不是以规范格式为唯一标准的，编委们自然理解创造性与思想的深刻性的重要价值。
《中国经济学》的编辑出版又是中国经济学职业化程度还十分不发达的体现。学科的分类和分化在中国还处于布局阶段，经济学者之间的专业化分工还很不明显，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因此，在中国，经济学不同学科之间似乎还没到隔行如隔山的地步，这使得经济学不同学科论文的汇集成为可能。在经济学专业化程度十分发达的美国和英国，很难想象每年能够编辑一本美国经济学、英国经济学这样的文选。
尽管上面对《中国经济学》论文评选过程的描述表明，《中国经济学》并不能起到制定标准的作用，但《中国经济学》确实有助于加强职业化与标准化在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仅此一点，就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编辑出版是有意义的。
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无疑需要职业化，也只有职业化能够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２０多年过程中，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是层出不穷，对经济学、对经济研究的需求总是十分旺盛，但这一旺盛需求对于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作用，最终还是要通过中国经济学的职业化过程才得以显现。通过职业化，才能够大批量地生产经济学者、才能够大批量地生产经济研究的产品，也才能够满足对于经济学人才（从学士到博士、博士后）的大量需求，而大量高级经济学人才（硕士到博士）的生产，又必然涌现大量的标准化产品（大量的学位论文及由学位论文改写而成的专著、论文）。中国经济学的职业化无疑也大大地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职业化所带来的标准化训练，培养着经济学者使用规范的概念、规范的语言及规范的工具来分析经济问题，经济学论文的质量因此而明显提高。
指出《中国经济学》本身并不能起到制定标准的作用，目的在于表明，我们通过编辑、出版《中国经济学》等等诸如此类的工作，在引导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上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职业化在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中才起着主导的作用。这就值得我们保持清醒，职业化可以迅速地、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同样的，职业化也可能使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人们的主观愿望。这一点集中地体现我们在基础性理论研究上的严重缺失。
在职业化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研究阵地逐渐地向高校收缩，高校的经济院系及研究中心目前已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主力，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经济学研究专业化的机构保证。但是，在高校经济类院系急剧扩张的大背景下，高校的教学研究力量几乎只能全部投入到应付教学与培训中，所关注的更多是技术化的标准，注重技术化的训练。这种技术化的倾向一方面导致无暇顾及基础性问题的讨论，未能在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上投入足够的经费；同时，在技术化倾向下，高校的学术思想吸引力逐渐变得微弱，一些有着良好学术研究潜质又具有学术情结的年青教师在这种单一化的氛围下自然选择离开高校，使得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面临后继乏力的严重问题。在职业化的背景下，高校在高级人才（主要指硕士和博士、博士后）的生产上有着过份的商业化倾向，相当比例高级学历候选人的招收，是受到金钱和权力的影响甚至左右的。可想而知，这样的高级学历候选人能够对基础知识的积累起到什么作用。应该说，本科生和硕士生属于接受知识的阶段，只有在博士生阶段和博士后阶段，才是提出问题及深入研究问题并因而使知识得到增长的阶段。而在我国，经济学新问题的提出与经济学知识的增长，似乎没有相应于我国高级学历人才的惊人增长而相应增长。
中国经济学的职业化、标准化从而主流化，与我们需要大量的汽车、彩电从而需要大力发展彩电业、汽车业一样，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所必须的。值得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经济学建设情况又与中国彩电业与汽车业的情况惊人的相似。我们的经济学同样也是引进、组装然后国产化，我们的经济学研究与我们的彩电业、汽车业一样，也缺乏自主开发的能力。我们在基础理论上几乎没有什么积累，我们只能接受别人的最新理论进展。就以国内研究讨论比较多、我也较为熟悉的制度经济学来说，我们对制度经济学的演化脉络缺乏清晰的整理与认识，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直接运用引入的制度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情形竟是如此的相似。我们更多的是依赖于不断引入新的理论来更新自己的解释框架。
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中，中国经济学者既是建构者，又是被建构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理论知识上的路径依赖。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时时地意识到这一点。在职业化、标准化的今天，我们可能需要强化更具风格和特色的研究活动。应该在大学的正常教学与研究之外及大学机构之外，给另类的研究一定的空间。与此同时，大学的研究机构及大学机构之外的研究机构或研究力量，应该强化差异化的特色，在标准品的提供上，与大学机构是无法竞争的。只有在差异化的特定产品上，才有竞争优势可言。应该说，经济学的进步不应该仅仅体现在是否按某种规范进行讨论和写作，也要体现在不同的学者愿意接受不同的标准，不是只有一种标准。这一点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似乎更为紧迫。
编辑这样一本论文集，其最重要的增加值，应该就是提供一种专业的评论。从几百篇甚至上千篇论文中挑选中１０多篇，这本身就是一种专业评论的过程。可是，这过程本身并没有告诉读者专业评论的意见，读者仅仅通过这些文章本身仍不清楚圈内人士对这些论文是如何评论的。于是，规定每年的执行主编要对所选定的论文作一番评论，构成执行主编的前言。今年轮到我当执行主编，我自觉不具备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整体进展作出恰当评论的能耐。我只是专长于特定的领域，许多领域是我不熟悉也不能把握的。而且，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的提高，很难再有人能够面面俱到地对中国经济学研究进行深入的评论。这应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幸事。每个人能够拥有发言权的领域实际上是很窄的，只有当你不知道或不熟悉许多方面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对某一方面有深入的了解。在经济学研究日益专业化的今天，让执行主编一人对研究不同问题的论文分别作出专业的评论，将是越来越不现实的。
因此，在我接受执行主编时，我就提议，每篇入选文章请一位专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作出评论，评论附在每篇入选论文的文后。编委会主席张曙光教授赞成这一建议。但如何操作却遇到了一些问题。当时并没有限定由编委们来评论入选的论文，最初的想法是等入选论文评选出来后，再找专家来评论。本来也应该如此，在还未确定入选论文的情况下，如何评论。但如果等到入选论文确定之后再找专家来评论，可能时间就会很长。因此，具体操作此事的天则所在向编委们寄出候选论文的同时，就请编委们至少对一篇论文作出评论。这样，一是似乎默许了编委所评论的论文就是入选论文，二是出现有些入选论文得到多个编委的评论，有些论文则没有编委评论，需要在确定入选后再找专家评论。在未确定入选的情况下请编委选择一篇论文进行评论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即这时候编委们所做的评论一般都比较简短，未能给读者较多的信息。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有些编委十分认真，对天则所寄去的几篇候选论文都作出了评论，而有些编委则没有提供评论，这样，就出现有的编委有多篇评论，有的编委没有评论的情况。不管怎样，我相信编委们总是选择了自己比较专长的论文来作出评论，因而也总是提供了更为专业的评论，总比由我一个人作出评论会带给读者更多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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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曙光教授对本文初稿提出了重要意见，特此感谢。当然，本文的观点与错误由本人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