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洋务运动: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清王朝终于在康乾盛世之后, 经二百年的发展而步入暮年. 尽管反清复明的余波不时摇撼着紫禁城的宫殿, 但与历代王朝的更迭不同, 其威胁主要不是来自内部,而是西方新生的工业文明。
鸦片战争是以中国的屈服而告结束的。西洋各国终于认识到：仅凭劝说与讨好并不能改变清廷的闭关态度；乘隙于地方官僚的懈怠而从事的走私活动，会招致清中央政府的干预而遭流产，只能以武力来确保各种贸易的顺利进行。这次试探性的碰撞，增强了诸国进一步威逼的勇气和信心。清政府则以"五口通商"、取消"公行"、租地赔款、革职查办等在事实上承认了失败的结局。
这场交锋也无疑使一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感到切肤之痛。但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当时却应者寥寥。鸦片战争后持续的贸易顺差，使清廷仍然陶醉在"物产丰饶"的景象之中。
太平天国革命，就其性质来说，并没有脱出历代农民起义的旧巢，当然更不是中、西方文明碰撞后的直接反应。《天朝田亩制度》再一次体现了一介书生对农业乌托邦的强烈向往，其仍以"照旧交粮纳税"的实际赋税政策的实施而告幻灭（参阅陈旭麓：《太平天国悲喜剧》，《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然而，太平天国革命迫使清廷进一步正视洋枪、洋炮的作用，为近代军事工业的兴起，创造了认知的前提；而战时的地方分权，又为军事工业的创办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于是，曾国藩、李鸿章等封疆大吏，动用政府收入，创办了一批军用工业。诚然，这种经营基本上沿用了原有工匠管理的方式，其缺乏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营特征。目标函数不是赢利，而是生产与提供实物。但是，在军事工业的发展中，人们在制作的工艺上逐渐认同了西洋"格致天算"的致用性与先进性，也在一定范围内加速了"制器"技术与文化的传播。
随着西洋各国在科技上的长足进步（尤其是通讯与航运），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生产成本急遽下降，中外贸易也遂由顺差转为逆差。在中国的瓷器、茶叶与丝织品遭受邻国（日本和印度）的竞争而出口锐减的同时，西洋商人也不再纯用刀叉、钟表等货物贸易——而是以国民引以为豪的纺织品为重头，直入中国腹地（参阅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8-9页；"洋布价格大大低于土布价格"，见彭泽益：《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其大大加速了民族手工业的衰落，造成大量流民而威胁清廷；同时使当时的有识官僚从船坚炮利的兵器认知，转升对西方制器工艺的惊羡与渴求。从"自强"到"求富"，在主张军事工业的同时，采用西洋技术发展民用工业的理由也再充分不过了（"轮船亦然，……。无事可以运盐转粟，有事可以调兵赴援，呼应奔走无不捷，岂特十倍之利哉"。见冯桂芬：，《校豳庐抗议》•《制洋器议》。
民用工业也始于官办（国有企业），即直接移植了军用工业的办厂方式。由于效益不佳和资金短缺，后来相继演化为官商合办与官督商办。对此，郑观应有一段乐观的论述："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谋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见《盛世危言》•《开矿》）。
显然，以上推论忽视了官商勾结和利益集团的负面作用，故陷于良好的愿景之中。此外，无论官商合办与官督商办，"官"在其中依然充当主体的角色，"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成为企业的真实写照。而附股商人无权过问经营情况，甚至岁终分红亦不得不仰他人鼻息（参阅吴佐清：《中国仿行西法纺纱织布应如何筹办俾国家商民均获利益论》，《皇朝经世文论》，卷二十六）。这些民用新式企业在官僚的把持下，利用垄断势力而经营，经济成效则甚微。尽管如此，洋务派官僚试图以发展军用工业而"自强"，以发展民用工业而"求富"，从历史意义上看，还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参阅严中平：《关于洋务派兴办新式民用企业的评价问题》，《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
新式工业一俟在中国发展，便遭到清廷保守派的强烈抵抗。他们指谪洋务派"居心叵测"、"用夷变夏"，掀起了中国近代首次反演变斗争。鉴于当时的情势，洋务派的努力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但从总体上看，他们对于新式工业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器物"和"技艺"的层面上而加以采用，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来看待，更没有认知它对政体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委实是洋务运动中认知的凝练与概括。
（二）戊戌变法："变"与"全变"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的内部变革，莫不起因于中、外之间发展的比较上。更准确地说，变革的动力源于自身"不如"的首肯与悲痛。诚如冯桂芬所言："天赋人以不如，可耻也，可耻而无可为也；人自不如，尤可耻也，然可耻而有可为也。如耻之，莫如自强"（《校豳庐抗议》•《制洋器议》）。中国总是背负着古代灿烂文明的重荷，在巨大耻辱的驱动下，悲怆地迈向工业化的。因此，每跨一步便增添一份内心的创伤，便加重民族精神的分裂。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顷刻间全军覆没。清廷随即议和，签订了耻辱无比的《马关条约》。这一情势，引起举国上下一片哗然。遂引发"公车上书"与"戊戌变法"。在国人对东瀛弹丸小国一举跨入列强而感到震惊之余，比较与检讨便随之展开。梁启超引用德相俾斯麦之言叹道："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呼？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源，其在此呼？"（见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康有为则指出："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见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摺》）。由此，"维新之士"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崛起，在于明治维新——即变法；而中国（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在"用"而非在"体"，故只在"变事"而非"变法"。若"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见郑观应：《盛世危言》•《盛世危言自序》）。
这样，维新党人彻底摈弃了洋务派"中体西用"和"可变者器，不可变者道"的观点，认为变法是大势相迫，大势所趋。"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至于变到何种程度，观点也很鲜明："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见康有为：《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摺》）。理由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见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摺》）。
"变之之法，富国为先"。在创议会、搞立宪的目标指引下，维新人士将变法的立足点放在工业化，明确提出了建立"工国"的建议。这是洋务派所无法相比的。在发展工业的主体认知上，也与洋务派迥然不同。康有为等已认识到：列强之所以能够横行寰宇，"非其政府之力，乃其公司之权"（见《公车上书》）。其进一步强调：工业应"纵民为之，并加保护"。
这一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可以说，即使在现今的民营企业的门前矗立康有为的塑像也不为过。
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绞杀下，"百日维新"不幸夭亡。但维新党人借光绪之力，设"制度局"所尽的变法改良之事，对中国历史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后来的"慈禧新政"，干了不少康、梁要干的事，甚至有过之而不及，但清廷的结局还是被维新党人所言中。因为变法的有利时机已经错失，主动权不再掌握在清廷手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已势同烈焰，清王朝就要寿终正寝了。
（三）孙中山的民生思想
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列强在中国取得了直接投资权，限制民办工矿业发展已无理由。加上维新党人的政治冲击，清廷只好颁布法令以励商民。在甲午战争至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895-1911年），商办设厂已达436家，资本12029.7万元，占中国资本总额的85%，而官办和官商合办等只占25%（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第224页）。官办和官商合办的领域转向金融业。
然而，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始终夹在政府与洋人之间，要么以"利"为重，依附洋人，或与之合股，或打出洋招牌，以避开政府的纠葛（厦门开设的50多家商号，除几家外，均打外商旗号）；要么以"义"为上，与官勾结，借免税、禁他厂开办等方式，获取特权。例如：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便得到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保护——20年内，方圆200里，不得开设他厂。
1911年，川、鄂、湘、粤爆发了护路运动，民众强烈反对清政府将各"干路"收归国有，遂点燃武昌起义。清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孙中山是用亨利•乔治和约翰•穆勒的思想砖瓦、以及中华传统的"大同世界"的精神钢梁而构筑他的民生主义体系的。尽管与马克思的"阶级争斗"方式有所不同，但他认为，与孔子大同理想相似的共产主义，在境界上仍要高于他所致力实现的"集产主义"。他一方面认为：中国的事实是"受贫穷的痛苦"，因此"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虽然他极为鄙视资本家的贪婪本性，但他还是承认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属性，并欲以法律保护、国家资助的方式来促进"可以委诸个人、或较国家经营为宜"的私人资本。而另一方面，当他看到由亚当•斯密自由主义土壤中萌发的私人资本，陡然走向私人垄断，加剧贫富争斗并引起"社会党兴"时，又断然选择了与其价值趣向相符的国家资本主义。他对德国"以国家为本位，个人为国家分子"的信条，充满了血缘般的亲昵。所以，在承认西方垄断大公司的出现是经济进化结果的基础上，他开出了"将大公司归诸通国人民公有"的处方（孙中山：《实业计划》）。在他看来，"夫物质文明之标的，非私人之利益，乃公共之利益，而其最捷径之途径，不在竞争，而在互助"（同上）。
这样，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思想下，在他的《建国方略》中，提出了用国家资本兴建三大港口和十万里铁路的宏伟计划。中国又循环至以官办为主的时代。
结 语
茅于轼先生指出：单纯走工业化的道路是没有前途的，要使中国富强昌盛，必须同时进行市场化。中国改革开放后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市场化不懈努力的结果。以史为鉴，则有益于中国的不断发展。
